陈晓楠：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毛泽东晚年送给他的老战友叶剑英的两句话。从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到中共高层领导人，在中国革命的数次关键的时刻，叶剑英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1976年10月，正是他和华国锋坐镇指挥，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此后，他又力主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从此中国也走上了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今天我们请来了凌子女士，也就是叶向真，为我们来讲述她父亲叶剑英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故事。

　　解说：就在四人帮倒台之后不久，在叶剑英的安排之下，邓小平从北京城内搬到西山25号楼，一来可以更好的保护他，二来也便于同他研究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

　　凌子(叶剑英之女)：那个时候就开始我父亲就说，要把文件送给他看，然后就跟华讨论了这个事件，后来经过政治局也同意了，那时候开始送的时候，就让，因为他没进政治局，什么名义也没有，那个时候还在批邓反右呢，是吧，反右倾，还在批邓反右倾翻案风呢那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呢?后来我父亲就说，要准备他出来工作。他要先了解情况，送文件，你送文件也是有份的，就是什么人可以有文件，什么人不可以有文件，那个时候你没经过正常的程序，而且也还没有最后明确，他是不是就出来工作，担任什么工作，一切一切都没有明确的时候，你中办不可能送文件，所以那个时候就把文件交给王守江，写王守江，因为他是叶办的主任嘛，就多送一份给他，实际上写王守江那份的就是送给邓的。

　　解说：为了让邓小平尽快复出，叶剑英排除各种阻力做了大量工作，1977年7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正式恢复工作，这一年7月30日，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全场欢呼，掌声雷动。邓小平以73岁高龄第三次复出，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也引起世界舆论关注。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召开了长达36天的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叶剑英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凌子：那个时候开始的时候，咱们是有一个给中央领导，写这个发言的一个班子，现在还有啊，就是说到哪个会议的时候，他有专门的写作班子，但是写作班子写了以后，回来以后，他看了以后他不满意，他就重新自己来思考，来写，当时我们还给他执笔，写这个稿子，然后呢写好以后，他看了以后，请胡耀邦也看了，然后邓力群也最后改定了。

　　解说：在那一段时间里，叶剑英特别重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经济建设，第二就是健全法制。

　　凌子：国家也欠缺法制这样的一套管理体系，所以他对当时来说这个法制的问题，他是看得非常重的，国有国法，家有家法，所以你一个国家的时候，大家没有法律的观念，也没有完整的法律，作为一个国家的管理来说，是不行的。

　　解说：在凌子的记忆中，父亲还特别重视党内的民主建设，他一再强调，要恢复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

　　凌子：就是民主的问题，就觉得这么多年来，确实像过去延安那个时候，那个党内的民主生活，还是比较活泼的，那个时候党内也有教育，你比如那个时候，你像那个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啊，它都有课程啊等于是，然后也学一些就是方方面面的一些知识，和一些这方面有关的吧，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民主生活会，那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是和“四人帮”吵架了，吵完了以后，就是大家在这些方面都变成两个营垒。要互相商量怎么对付对方，对这些老的中央的这些一些同志们，都是属于老右派啦，像这十大元帅什么，这都是老右派啊，像这些老右派，这是一个营垒，另一个就是“四人帮”。所以那个时候哪有党内的民主生活，大家互相斗智啊。

　　陈晓楠：在凌子的记忆当中，那个时候已经年届80的父亲，依然特别忙碌，她说父亲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拨乱反正，另一个就是如何尽快地把国家经济建设重新纳入正轨。由于十年动乱，整个国家经济已经陷入到了崩溃的边缘，在叶剑英的家乡广东梅县，老百姓的生活依然贫困，而更令人头疼的是，广东地区的“逃港潮”，并没有因为文革的结束而消解，偷渡外逃现象反而愈演愈烈了。

　　凌子：经常广东省有报告上到北京中央来，就说那边的“逃港潮”堵不住，一些渔村都没有人了，就剩下老人和残废还有走不了的小孩，能走的全部走了。所以他听到这个事情，他心里就很沉重，很难过。跟了他三十多年的他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跟他报告这个事，他那个时候就跟这个主任就表示说，说往那边逃的人，也是逼不得已，生活太困难了，他说只有把沿海地区的经济解决好，使沿海地区富起来，他说才能够真正阻止这些人外逃，否则他没办法。

　　解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81岁的叶剑英前往南方疗养，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眼前的情景却让叶剑英感慨万分。

　　凌子：那他回到家乡看到梅县那个地方，一直粮食问题都解决不了，这些事情就使他心里头很沉重。所以他就跟吴南生，吴南生也是属于潮梅地区嘛，就跟吴南生就说，南生啊，说咱们的家乡实在太穷了，他说老百姓实在太苦了，他说你们要赶快想想办法，多想想办法，用什么办法才能帮这些地区把经济搞好，让人们能够吃得饱，让人们能够在经济上来说，能够不像现在这么苦。当时这个事情给吴南生的印象非常深，正好他也回到了汕头他的老家，去传达关于三中全会的精神，他还说我传达三中全会的精神，回到我们那个潮州地区，汕头地区去看一看，他说哎呀，他说我心里难过的就睡不着觉，他说怎么比我出来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时候，小孩的时候，看到的家乡老百姓生活还惨。

　　解说：吴南生此时的职务是广东省省委书记，日后他成为了负责广东省特区建设的主要领导之一。

　　凌子：吴南生同志是接受了，我爸爸这样的一种提醒，他马上就用他海外的这套关系，海外关系就是咱们香港的一些老朋友，像那个荘世平就是咱们香港南洋商业银行的创始人，老董事长，像他，还有像费彝民《大公报》，费彝民老先生，还有王宽成、霍英东、何贤、马万祺这就不用说了，这是老朋友，这些老朋友给他出了很多的招儿，真正形成了一个海外的，一个大的参谋部。

　　陈晓楠：在采访当中，凌子笑称他们家海外关系特别复杂，老家梅县本来就是“华侨之乡”，建国初期，领导中南局的叶剑英，结识了不少海外的朋友，比如香港南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荘世平，澳门商界的领袖马万祺、何贤等等。长期以来，叶剑英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期也是如此，正是这些和叶剑英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又成为了经济特区试行的海外顾问。

　　凌子：那时候毛主席在六十年代的时候，是接待西哈努克，七十年代就见西哈努克的时候，因为是我父亲接待的时候，就跟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也有华侨啊，后来就说他就是华侨，就说我父亲，他就是我们共产党领导人里头，他是华侨。所以他一直呢，跟外头的接触呢，相对来说，要比我们其他有些领导人要多。

　　解说：凌子记得，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被冷藏的时候，家中也会有一些特殊的客人出现。

　　凌子：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我们都给关起来了，我父亲也是在那冷藏了，那个时候这的有一些工作人员管着他，都不许给外头打电话，都不许给我叔叔什么他们打电话的，所以在这冷藏的时候，那个时候马万祺和何贤，他们两个就上到北京来了，哎呀，我们不管你们这些事情，我们也不懂，我们就是要来看老朋友，不管你们说什么，所以就带着一点什么芒果呀，带着咸鱼啊这些，然后就来看，看两个人，一个看叶剑英，一个看廖承志，其他人不是他们老朋友，他都不管。

　　所以人家说大陆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只知道两个人，一个叶剑英，一个廖承志，别人我们不认识，就这样子。所以他这个关系，在整个的处理改革开放这些问题上来说，很多人都是给他主意、建议，喜欢来找他商量商量，就这样子。

　　陈晓楠：1979年春天，广东省委提出要“先行一步”，在经过调查研究之后，他们希望借鉴香港的模式，来选择一个地方，搞“出口加工区”，进行改革试验。不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这个想法所遇到的阻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凌子：就希望能够，中央能够有这样的政策给他们，那么就选像深圳、珠海、汕头作为一种试点，就是对外加工区，或者叫贸易出口区，当时都没有把这个名称定下来。

　　解说：办“出口加工区”或者是“贸易合作区”，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大胆的想法，而且在国内并没有经验和先例可循，这个时候，吴南生等人请来一些海外人士帮忙出谋划策。

　　凌子：你像荘世平老先生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就把全世界我能找到的，所有的各个国家办这个对外加工的，这样的一些模式和他们这些资料，我能搜集到的，我通通搜集来，东南亚地区不必说，到欧洲像西班牙，到南美，他们这些国家是怎么办对外出口加工，这样的一些区域的，他们的一些介绍，我通通拿来，来供这个广东省委的这些同志们来做参考。

　　解说：在广东省委明确了要搞“加工区”的意见后，广东省委领导人习仲勋、杨尚昆和吴南生，先后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汇报了他们的设想。

　　凌子：那个时候吴南生、习仲勋就一起去，跟他老人家汇报，他们省委讨论的和想的，怎么样去搞这个对外加工区的这个想法。那么老人家听了以后，非常欢喜，非常赞同，然后就跟他们说，说你们赶快写好了，报中央，赶快去跟小平同志汇报。

　　解说：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向中央明确提出了这一设想和要求，并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不仅赞成广东“先行一步”的做法，而且给这个新生事物起了个名字——特区。

　　凌子：邓小平同志知道这个事情，听了这个事情以后，也非常赞同，就说那就叫特区嘛，他说延安也叫特区嘛。听说当时还有人反对，就说哎呀，说他怎么能这么说呢，说这个特区，延安特区那是属于什么，那是属于政治特区，说这个怎么也叫特区呢，当时还有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后来广东听了这个以后呢，说好特区好，他说我们可以叫经济特区嘛，所以后来，最后的名字定为广东省经济特区，是这么来的。

　　解说：1979年伊始，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已经开始迈动，就在广东省委开始酝酿改革试验的时候，一批工商界知名人士也重新燃起实业之梦，这其中最早创办实业的就是曾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荣老板”荣毅仁。

　　凌子：当时，因为改革开放一开始大家都在考虑，怎么来走这条路，所以说当时荣毅仁老板就提出来，他想建立信托投资公司，希望从国外利用他的这些关系，贷些美金进来，贷十个亿的美金进来，来支援国家这建设，成立这样一个信托投资公司。他提出来这个事情要做的时候，当时引起了我们国内管经济的很多同志的极力的反对啊，说这叫什么事情，我们国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你要跑到外头去贷这些钱过来，算怎么回事，我们该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债啊。当时有一股很大的反对的力量，他那时候求救一样，就到我们老爷子这儿来，后来我还纳闷，我说怎么在家里老看见他了，老跑到这儿来啊，他来干什么，因为过去从来不搭界的嘛，后来才知道，他要成立中国信托投资公司，做海外贷款，后来我爸爸坚决支持他。

　　解说：1970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成立，63岁的荣毅仁出任第一任董事长，这个公司与深圳、珠海等开放特区一样，成为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在公司成为后举行的第一次董事会上，叶剑英亲自到场祝贺，此后，中信投资公司建造办公大厦，叶剑英又应荣毅仁之请，为公司题写名匾。

　　凌子：所以后来他的老太太见到我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她说向真啊，她说你父亲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当然老太太说话，她是有一定的感情的因素在里头，就说明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说，成立中信来说，当时我父亲坚决支持他把这个公司，办起来的时候，是起了很多作用的。

　　陈晓楠：改革开放初期，叶剑英和邓小平、王震曾经有过一次谈话，当时三个人都认为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是改革开放当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对于荣毅仁创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叶剑英一直非常支持，搞活开放，密不可分。因此对于沿海地区的特区建设，叶剑英也是极其关注，投入了不少精力。

　　解说：1980年春，经济特区的工作正在紧张筹划中，83岁高龄的叶剑英，到全国各地开始了4个月的视察，视察的第一站便是深圳和珠海。

　　凌子：他是在1980年的时候，1980年4月份，就走到了深圳，那个时候深圳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建设的时候呢。他关心香港的供水，香港的水库，深圳水库供给香港水库嘛，所以说他也是心系香港人民，就到那儿去视察那个水库的状况，问跟香港供水有没有什么问题，他到水库就听水库的人给他讲解，然后到这个蛇口，那时候蛇口还是一片工地，是还在建码头的时候，到那边去听当时蛇口那个建设港口的，那个负责人跟他汇报，汇报了两个小时，就有没有外资进来，这边的情况有什么困难，怎么样做。

　　陈晓楠：1980年8月26号，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主持了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一天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这份《特区条例》不足两千字，从起草到公布，历时一年多，前后修改了13稿。有人曾经形容特区立法的这个过程是“十月怀胎”。

　　解说：在中共中央统一试行特区的文件发出后，仅仅广东省委便开始了特区的筹备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便是草拟《特区法》。

　　凌子：广东省委的同志们很高兴啊，就是说这回中央的工作会议已经定了，大家就可以大刀阔斧地就展开工作了，就是来请外资来进来。然后以荘世平先生这些海外的这些顾问，然后就开始说了，说不行啊，说我们中国现在来说是，在这些方面没有法啊，说你要知道，你没有法保障谁敢进来。所以就来做这个，就来拟这个特区的这样一个条例，光是省委通过了还不行，然后他们就给两方面报，一个是报谷牧副经理，一个就是报叶帅，因为这是要人大通过的。

　　解说：不过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中央驳回了广东省委要求由全国人大来立特区法的请求。

　　凌子：后来拿到上来讨论以后，上面(有人)反对。说这个广东自己搞就行了嘛，没有听说一个地方的事情，还要到全国人大来立法，没有这个先例哦，后来就传回去了，传回去了以后，这个时候呢，就咱们那帮海外的顾问，和广东省委，都在这个看法上是坚定的，说不能没有法，说没有立法的话，是不行的。

　　解说：立法的问题不解决，特区的试验就无法进行下去，在坚定了这样的想法之后，吴南生想到了一直支持改革的叶剑英委员长。

　　凌子：吴南生同志又向这个叶帅报告，说广东省来做这个试点，它不是广东省的事情，是全国的经济特区的试点呀，说广东省只是个执行的和试点的单位呀，它这个事情本身是全国的。所以就跟我父亲的他的这个办公室主任王守江通电话的时候，就强调了这一点，他说你赶紧给叶帅汇报。

　　解说：据吴南生后来回忆，叶帅在听了他的求援电话后，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但是很快，叶剑英就把吴南生所讲的“道理”，摆到了全国人大，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特区是中国的特区。1980年8月26日《特区条例》获准通过，吴南生后来回忆说，特区条例公布后，一件让他既感到意外，又感到高兴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当时一直困扰深圳的最严重的问题，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

　　凌子：原来在之前的时候，也有一些投资，小不溜地开始就进来了，试探性地进来了，到这个时候真正立法一开始定了以后，这个事情以后，那气象就大不一样了，海外的投资者，就真正开始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