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远是陈潭秋的次子，一生未曾见过父亲，与母亲徐全直的接触仅限两个月的襁褓时光。1933年初，党中央决定将陈潭秋夫妇调离上海，赴中共苏区工作，但当时徐全直待产不便转移，只能由陈潭秋先行前往。4月，陈志远在上海出生。6月，徐全直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入狱。次年2月，遭受8个月牢狱之苦的徐全直被敌人杀害，年仅31岁。徐全直殉难后，襁褓中的陈志远嗷嗷待哺。陈潭秋的六哥、六嫂将其接养，并一直视为己出，将陈志远抚养长大。

　　虽一生未曾身蒙父母恩，但陈志远每每谈起他们，却总哀思无限，“母亲如果不是因为怀了我，就会与父亲奔赴苏区，也不会留在上海被捕……而父亲，也未曾来得及照料临产的妻子、看一眼即将出生的孩子，就匆匆上路……父亲曾在给伯伯们的信中写道：‘我始终是萍踪浪迹、行止不定的人，终年南北奔驰，今天不知道明天在哪里……’他背负着这个国家、民族自由的希望。”

　　2013年初夏的一个午后，记者来到陈志远一家5口住的南开大学家属楼，这是一栋上世纪90年代兴建的居民楼，没有电梯，陈家住在三层。在堆满书刊的书房里，陈志远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如今，已入耄耋之年的陈志远，谈起父母，依然泪浸眼眶。“年轻时，我很少提及父亲母亲，感情上受不了。那时只要电台里播革命烈士回忆录，我就哭。一边听，一边抹泪。后来，年龄越来越大，感情慢慢平静下来，可以面对父母的英年早逝……”说罢，陈志远擎起颤巍的左臂，轻拭眼角沟壑皱纹里布满的泪水。

　　追忆父亲“一大”经历

　　陈志远告诉记者，陈潭秋的五哥陈树三是父亲革命思想的启蒙者，陈树三曾是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据说在当时乡间小山村庄里，父亲穿着短裤，剪了辫子，背着书包上新式小学，可谓开风气之先。”

　　辛亥革命后，陈潭秋考入高等师范学院(武汉大学前身)英语部。“在学校中，父亲是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五四运动时，父亲总是站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后来，陈潭秋被推选为武汉学生代表之一，去上海联络各地学联，也因此在上海结识了董必武，并开始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父亲第一次见到董必武是在1919年夏天，他俩一见如故，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畅谈改造世界的抱负……”

　　1919年秋，大学毕业的陈潭秋成了湖北人民通讯社的记者，并在董必武主持的私立武汉中学兼任英语教员，私立武汉中学后来成为湖北党组织的发源地。因此，陈潭秋以记者和教师的双重身份，经常深入武汉各学校、工厂、机关等地，以文字为刃、以教育为方，开启民智，传播革命思想。

　　1920年秋，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人发起成立了共产主义研究组，又建立了半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共“一大”的召开准备了条件。随后，陈潭秋和董必武被公举推选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1921年7月，陈潭秋和董必武一起搭乘轮船，代表中共武汉党组织，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并见到同来参会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名;北京代表刘仁静、张国焘;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广东代表包惠僧、陈公博，以及留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周佛海。

　　“后来，父亲撰写了《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1936年6、7月间发表于《共产国际》杂志第七卷)，详细回忆了一大召开情景，还说到了中共成立后的15年间，为革命事业牺牲的许多老共产党员，以及一些叛变了革命，走进反革命营垒的叛徒。他说，‘在第一次大会时期加入的党员，现在剩下的简直很少了。但在一次大会后，生长起来很多新的力量……党的一切生活，一切斗争，一切政策，都随着党的生长加强着，生长着，巩固着。’”

　　“书报资本家”

　　武汉，对于陈潭秋和陈志远父子而言，都是完成最重要人生转折的地方。上世纪40年代，尚处少年时期的陈志远被父亲的革命战友接到武汉读书，在武汉二中读书期间，陈志远的物质生活很富裕，他告诉记者，党组织很照顾他，每月中央组织部都会给他10元钱的生活费，一些老同志，如瞿秋白夫妇也会不时给他零花钱，那时，10块钱不算小数目，陈志远手里总能攒下一些钱。“我就用这些钱买书、订报，宿舍里到处是我买的书，同学们都叫我‘书报资本家’”。孜孜不倦地阅读求索，陈志远逐渐了解党所领导事业的伟大正确性和无比的光明前景，也逐渐理解了父母所追求事业的崇高。也正是在这个阶段，陈志远立志要从事党的历史研究。

　　临近中学毕业，武汉二中校方坚持让陈志远留校任教，但为了能潜心研究党史，他还是决意报考大学，并最终考取了当时名气很大的南开大学历史系。

　　1953年，时年20岁的陈志远背上行囊离开父亲作为革命先驱引航战斗过的土地——武汉，北上天津，开始独自一人的求索生涯。

　　如愿以偿的陈志远在大学期间沉浸书海，翻阅大量历史著作、撰写了大量文章，因表现优异，毕业后得以留校担任历史教学工作。教学研究中，陈志远有机会看到父亲留下的书稿。“父亲是一个善于思考总结的人，从1921年到他生命最后时刻，他一直没有停止思考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并把这些思考都一一写了下来。”

　　虽没有直接受过父母教诲，但他们对陈志远一生影响颇深。陈志远告诉记者，父母的革命精神成为自己前进的动力，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都成为自己一生学习、工作、生活的鞭策。生活中每每遇到挫折，陈志远总会想起父母一生所作出的选择：他们用一生时光践行信念，用生命换取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幸福。

　　陈志远自幼因突发脑炎，右侧身体功能严重受损，普通人习以为常的生活和工作，他却要付出常人无法体验的痛苦和煎熬，但他总想：“比起父母等老一辈革命人用生命追求自己的信仰，身上的残疾又算得了什么?”

　　不忍心看父亲的受审记录

　　197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为纪念在新疆牺牲的革命烈士，组织了系列活动，专门发电请陈志远参加，这是陈志远“第一次直面父亲的牺牲”。“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我看到父亲书架上摆满历史书，熟悉父亲的一些老同志也跟我说父亲确实喜欢读历史，我一辈子从事历史教学研究，也算是跟父亲的一种默契和传承。”在纪念馆中，陈志远受触动最大的还是有关陈潭秋的几次审讯记录。

　　1939年5月，从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回国，陈潭秋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化名徐杰。1942年9月，投靠蒋介石的新疆军阀督办盛世才突然派特务包围了中共人员驻地，并软禁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从狱中对我父亲的审讯记录来看，敌人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迫使他承认中共在新疆搞‘阴谋暴动’;二是迫使他反对苏联。为达此目的，敌人对父亲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让他在放有三角铁刺和渣碳的方砖上站了三天，用蘸水的麻绳抽打他，父亲的脚底板都烂了，浑身上下都是伤，但他始终坚贞不屈。看到父亲当时受到惨绝人寰的摧残，我差点晕过去，是心痛，但更多的是崇敬——父亲等老一辈革命人对党的事业抱有无比忠诚，任何钢鞭刺刀都无法刺穿他们坚定的信念。”

　　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被军阀秘密杀害，时年47岁。“其实父亲完全可以躲过迫害，盛世才的叛变父亲早已察觉，好多人劝父亲去延安工作一段时间，但都被他拒绝了。”

　　“父亲牺牲后，周总理曾说过，潭秋同志一生的革命经历有一个很大特点，经常受命于危难之时。他顾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每次都能在形势非常不利的情况下正确应对，挽救危局，避免和减少了党的损失。”

　　“我还想再摔一跤”

　　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工作的40多年时间里，陈志远从普通讲师成长为知名教授，期间还担任过系党委书记，但不论角色怎样转变，为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始终是他最看重的的。“大学老师是青年的良师益友，我常常结合父亲的经历，让学生们懂得一个道理：青年是人一生最重要的时期，青年人应该把自己的理想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在为国家、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

　　1996年，65岁的陈志远从工作岗位完全退了下来。退休后的陈志远无暇颐养天年，天津市南开、市东、高新等几个区经常邀请他为中小学生以及职工做讲座。为此，他还获颁“天津市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我就是发挥自己作为革命后代和历史研究者的优势，给他们讲讲。我给学生作报告时经常说，我们应该以革命先烈的坚定理想信念和高尚品德情操来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把自己的理想跟人类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

　　两个月前，陈志远刚过80大寿。因过早与母亲生死离别，他的生日无从具体查证，长大后他自己把生日定在了4月22日——列宁的诞辰日。

　　聊到日后的生活，耄耋之年的陈志远有个心愿——能再摔一跤。面对记者的疑惑，他说：“我逢9的年份都要摔一跤，1989年骑车避让后车摔成骨折;1999年夜里走路绊了一跤摔成腰椎错位;2009年下楼踉跄崴伤了脚。再摔一跤，那就到2019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说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那时的中国，必将有一个更大发展。而这正是我们大家想要看到的。相信另一世界里面的父母亲也将为此甚感欣慰。因为他们奋斗终生就是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