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晓光，谭震林同志之子。现任中国气象局北京城市气象研究所研究员，技术首席。

       2012年是父亲谭震林诞辰110周年。父亲比我大整整50岁，我今年也有一个花甲了。人到这个岁数，就常常喜欢回忆过去。在父亲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也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当年与父亲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别说，小时候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还真是“点点滴滴”的。那时父亲是国务院副总理，在党内又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工作很忙。我们平常都很难见到父亲，我主要是靠学校的教育长大的。有段时间，家里每到周末都要开一次家庭会议。我们这些小孩儿和家里的工作人员都参加，有点儿像现在的民主生活会。我们小孩儿就要听大人的讲评。我记得我老是受表扬，小六(我弟弟)老是受批评。因为我比较老实，小六比较调皮。这段时间应该可以聆听到父亲正式的教育，可惜那时太小，都说了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父亲从来没有给我们讲过他个人的革命历史和革命故事。这一方面是没时间，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是个很低调务实的人。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革命回忆录。但从来没看见有关他的故事，所以我崇拜的大英雄里也没有我父亲。后来在一本《新四军故事集》里看到有一篇故事，叫《谭震林同志来“路东”》，是讲他在苏南打日本鬼子的故事，才使我把父亲和那些英雄的事迹联系起来。“文革”前，他一直从事政府里的具体工作，很少抛头露面，所以很少人知道他。“文革”时期“四人帮”整他，倒把他整出名了。我记忆里，父亲倒是给我们讲过其他人的事迹。当时在电视里播过一些反映革命战争时期的电影(那时电视还很少，我们的电视是当年赫鲁晓夫送的“红宝石”牌的电视)。父亲有时和我们在一起看电视，也谈论过电视里的情节。我刚知道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时，既觉得有点好玩儿，又不太理解，就问父亲为什么。父亲也没对我说讲大道理。只是说：当时在淮海战场上国民党有几十万人，共产党有几十万人，每天光吃饭就要多少粮食?我们有老百姓的小车源源不断的送来，国民党只能靠抢。谁能打赢不是明摆着吗?说的我心悦诚服。对我来说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一次生动教育。说起淮海战役，他非常佩服毛泽东。说当时我们把敌人围起来，中央就是不让打，要考虑其它战场的情况。“毛主席不但要考虑这块的情况，还要考虑其它战场。不但要考虑军事，还要通盘考虑政治”。这种战略眼光和胸怀是他最佩服的。

　　父亲是善于学习的，善于向书本学习，也善于向周围的人学习。毛泽东是我父亲最重要的老师。“文革”期间，父亲被打倒，软禁在桂林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说毛主席反对“四个伟大”，只承认“伟大导师”，因为他原来是老师。这话打开了我父亲的回忆。当年在井冈山的时候，毛泽东派他去“九里垅”搞土改。他说，“我是在县城长大的，对农村的事没有深入的了解，怎么改呀?”毛泽东就说，“你到那儿根据情况看着办吧。”意思就是要他在实践中摸索。他就到那儿去实践，有时遇到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就跑回井冈山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对农村的情况是熟悉的。结果最终摸索出了土改的经验，后来在井冈山的“土地法”里吸收了很多他的经验。

　　打仗也是在实践中学的。从他当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就组织工人纠察队配合正规军保卫茶陵县城。上井冈山以后，又参加了攻打遂川等战斗。后来又作为红12军党代表，参与指挥了一系列战斗。既学会了打仗，又深刻领会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他是坚决支持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的。他当茶陵县委书记时，派了几批人到茶陵去发展组织，都被敌人抓起来杀害了，“不抓枪杆子行吗?。”在桂林时父亲说，“当时有人怀疑井冈山的红旗还能打多久，我拍拍腰后的手枪说，我们这些人下山能活吗?枪杆子能抓多久，红旗就能打多久。”后来红军到了闽西，他已经成为一名游击战专家了。

　　父亲的学历不高，只上过两年的私塾。后来在印刷厂工作，利用工作之便又看过一些书。但他的自学能力很强。在当国务院副总理期间负责管农业，他就读了很多农业方面的书。听母亲说他后来都达到“农业专家”的水平了，不知道是谁封的，但估计他已经有相当高的水平了。父亲在家里有一间大办公室，里面有一面墙就是一个大书橱。办公室对我们小孩儿当然是禁区了，但我有时候趁没人的时候跑进去找书玩儿，第一就是要找打仗的书。有一次在书架上翻出了一本《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是他和张鼎承、邓子恢、方方写的，如获至宝。但翻开书一看，开篇就是讲“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恶果”，完全看不懂，只好悻悻地放回去了。在现在的记忆里，在父亲的书架上除了马列主义的书，很大一部分就是农业方面的书。

　　那时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到农村去锻炼。我第一次去农村是到北京东郊的“中阿友好人民公社”，去参加摘棉花的劳动。中午吃的牛肉包子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真好吃啊，在家里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当地干部在给我们介绍公社情况时，说的非常详细，举了很多数字。我那时候记性不错，都背下来了，在给家里写信时都给写上了。后来我在父亲的书架上意外发现了这封信。听别人说，父亲接到我的信后非常高兴，说我这么小就知道搞调查研究了。其实我就是记性好而已。后来我插队的时候，带了好多父亲读的农业书，还真想到农村大有作为一番。不过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干不了什么，最后也不了了之了。

　　父亲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也使我印象深刻。他们这一代人参加革命，首先是为了救国救民。大公无私，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人一切的共产主义价值观深深地印在他们的脑中。在他晚年，参观南京雨花台时想起了一生中牺牲的无数战友，他深情地为雨花台题词，并署名“幸存者谭震林”。在他一生中由于坚持原则、刚直不阿，也受到过党内不公正的对待。早在闽西担任福建军区司令兼政委期间，由于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送到瑞金学习。在“文革”期间，又被“四人帮”打倒，发配到桂林软禁。这些都没有动摇过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一方面他坚持原则，认为对的东西就绝不认错;另一方面他仍然忠诚于党，继续为革命事业兢兢业业的工作，而且还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桂林期间不能工作了，就自己研究种菜、养鸡。为了保护养的鸡，还一次打死了两条五步蛇。打倒“四人帮”以后，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他退居“二线”，还仍然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直到1983年去世。

　　回顾父亲的一生，他生在我们民族危难的时期。年轻时就投身革命，不负历史使命，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为了救国救民，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和发展贡献了一生。他是创造历史的千百万个奴隶中的一员，是一名真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