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

　　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

　　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号叫，

　　树树(里格)梧桐，叶呀叶落光，

　　问一声亲人，红军啊，

　　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

　　……

　　——《十送红军》

　　一首红色经典老歌，将老红军战士张文女士的记忆又带回到那兵荒马乱、烽火连天的岁月。声情并茂地演唱完这首歌后，思维敏锐、记忆清晰的张文老人动情地为我们讲述了她那光辉的红色历程。

　　从小佣人到红军女战士

　　张文，原名张熙泽，1916年6月出生于四川省通江县洪口镇上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张鼎玉曾读过私塾，在当时算是文化人，他一生勤劳本分，靠教书换些钱来维持生计。长期积劳，父亲患上了眼病，因无钱医治而双目失明;一家人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肩上，每逢集市，母亲就到洪口镇上卖包子和面条，以此维持这个贫困家庭的生活。即便如此，家里仍然揭不开锅。从张文记事开始，她就很少看到母亲脸上露出笑容，父亲失明后，母亲的脸上就更难见到笑容了。

　　家里的境况一天比一天差，母亲不忍心看着幼小的张文整天吃野菜，便狠了狠心，先后将她送到两个地主家当小佣人。先去的地主家有三个孩子，其中两个都是在张文瘦弱的背上长大的，这对于当时只有9岁的张文来说，辛苦程度可想而知。张文一天到晚背着地主的孩子，后背被地主的孩子尿得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夏天还好对付，到了冬天，张文就冻得直打哆嗦，如此辛苦的报酬就只是给口勉强填饱肚子的吃食。辛苦的劳动非但没有博得地主的任何同情，得到的只是地主婆不顺心时的拳脚相加。

　　后来，张文又到另一家地主家带小孩，这家的地主婆整天叼着长长的烟杆，大烟袋里塞着满满的烟叶，一天到晚吞云吐雾。她异常刁毒，对张文想打就打，想骂就骂，从没有发过仁慈之心。有一天，张文给地主婆端来洗脸水，却被她一脚踢翻了，洗脸水洒在床前的炭盆里，扬得满屋子全是灰尘，这一下可把地主婆惹怒了，她“噌”的一下子从床上弹起来，对张文破口大骂：“死鬼!一天到晚就会吃，什么活也干不了!”接着用长长的烟袋锅子狠狠地敲打张文的头。张文双手捂着头，躲闪着，鲜血从指缝间汩汩地流出来……

　　年关一天天临近了，地主婆让张文去磨两升麦子，结果无事生非，说磨的面粉少了，并咬牙切齿地质问张文：“是不是都让你这穷鬼偷回家了?”满腹委屈的张文有口难辩，还被地主婆用藤条抽打了一顿。

　　在这样的环境下，张文一天天长大了。

　　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来到川北，大巴山上飘起了革命红旗，张文做梦也没想到，挨打受骂的日子终于熬到了头。洪口镇的地主和恶霸们竟然在一夜之间没了去向。

　　在一个名叫曾广澜的大姐安排下，张文开始在被服厂做工。她每做一套衣服，就可以得到三吊钱的报酬，但她自己却一分也不花，都交给母亲贴补家用。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张文老人说自己当时参加红军的理由很简单：其一，家里穷，吃不饱，穿不暖，即便是在冬天，普通老百姓也只能穿一条裤子，很少有人穿得起两条裤子过冬;其二，红军是解放女同志的，当了红军就不用裹脚了。

　　就这样，张文成了一名红军战士。

　　艰苦而又快乐的红军生活

　　在被服厂工作非常辛苦，每天的工作是做一套军服、10顶八角帽，而且这些都是手工完成的。做帽子有很大难度，上帽檐需要一定技巧，帽圈也不好上，但张文总能按时完成。最难的是子弹袋，尺寸要大小一致，如果做大了，子弹很容易丢失，如果做小了，子弹又装不进去，张文就在布上事先画上格子，以保证尺寸。和其他女战士一样，虽然没有缝纫设备，但她一针一针地缝出来的子弹袋和机器做的一样好。那时候张文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休息一会儿，吃完饭就又马上投入工作。

　　由于条件艰苦，她和同在被服厂工作的十几个女同志常常围坐在一盏油灯旁，借着昏暗的灯光工作，有时候根本看不到光亮，只能摸黑工作。作为班长的张文不仅要注意工作进度，还要帮助其他做得慢的同志，因为只有把头一天做的东西交上去，才能领到第二天的活儿不耽误工作进度。

　　张文是一个快手，十一二岁时起，她就帮助那些将要出嫁的姑娘做衣服、鞋子，甚至绣花。参加红军以后，无论做衣服还是做鞋子，她总是赶在别人前面完工，别人不会做的鞋子，她很快就能做出来。

　　到了部队以后，饱受盘剥和压迫的张文感觉一切都解放了，她所在的班一共有12个人，每个人都吃大锅饭，穿同样的衣服，住老百姓家的房子，就连领导干部也是同样的待遇。

　　那时候，在一起工作的女同志每天都非常开心，虽然工作很忙碌，但情绪都非常高，从没有感到过悲观，也不觉得苦和累，想唱就唱，想笑就笑，干活也是一样，大家都不分彼此。参加红军之前，她们大都不会唱歌，后来在被服厂里听人家唱，就慢慢学会了，干着活的时候，嘴里也哼唱着歌谣。尤其让她们感到幸福的是，红军到来后，她们自己解放了自己，否则的话，“说不定以后嫁个地主家也不知道。”

　　当时的工作任务异常紧迫，前线打仗需要大量战备物资，如果物资供应不上，将会影响战争的进程。张文等女红军战士每天都要缝制出很多套衣服，但她们自己却依然衣衫单薄，整个冬天，她们都只穿一条单裤子，冷得实在无法忍受的时候，就用绑腿把裤管裹得紧紧的，以免灌进冷风。

　　除了工作之外，女战士还要参加一些训练，每天早上出操，有时候也爬山锻炼一下。后来打仗的时候，前方部队打到哪，被服厂的女同志就跟到哪。在行军的时候，不光要背着自己的东西，还要背上部队的一些物资。张文老人回忆说：“那时候可不像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我们都非常艰苦。有时候一天走五六十里路，情况一紧急，每天要走八九十里甚至一百多里路，走得脚都起了血泡。”

　　每次到达宿营地后，张文都累得腰酸背痛，脚上的血泡钻心地疼。她就用烧红的缝衣针刺破血泡，放出里面的血水，第二天忍着疼痛继续赶路。

　　随着主力红军继续向西转移，撤离了通南巴地区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张文也随着大队人马离开家乡，开始了新的征程。洪口镇越来越远了，回望家乡，张文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她没有想到，这一走就是几万里，和家乡这一别就是几十年!

　　漫长的行军旅程

　　1935年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为了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连续进行了广(元)昭(化)、陕南和强渡嘉陵江战役之后，开始了万里长征。

　　岷江是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的一道障碍，汹涌的急流咆哮而过，大队人马不能涉水过江，江面上也不适合架浮桥，唯一的办法就是坐船或者竹筏渡过。但是，当红军来到岷江岸边时，国民党军队早已封锁了江面，控制了过往的船只。红军只好派人寻找船只，结果仅找到3只牛皮做的小船，每只船一次只能载四五个人。先头部队趁敌不备，乘坐小船偷偷渡过江，迅速抢占了对岸的有利地势，为大队人马通过提供了有力保证。四五天后，主力部队才完全渡过岷江。被服厂的女同志也随供给部队过了江。

　　春寒料峭的夜晚，江面上刮起了大风，卷起浪花涌上来，很快，牛皮船里灌满了水，将张文等人的衣服全都打湿了，她们冻得瑟瑟发抖，大家紧紧偎依在一起取暖，共同经受风浪的严峻考验。饱受风浪的洗礼后，总算到达了对岸，这让张文感到很庆幸，同时也感到很后怕，如果风浪把船打翻，可能就没有生还的机会了。

　　走出岷江的激流险滩后，张文随部队穿越一望无际的森林。对于张文来说，这也是一段饱经考验、难以忘怀的人生旅程，四川西北部地区人烟稀少，地表被茂密的原始森林所覆盖，一直以来，这里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由于高原气候的作用，森林被浓重的雾气所笼罩，不时有阴森的冷风吹过，使人不寒而栗，加上脚下堆积着经年的枯枝败叶和温滑的苔藓，走起路来十分吃力。

　　到了夜晚，部队在森林里露营，四周黑黢黢的，没有一点亮光，呼啸的山风吹过，给夜幕下的森林凭添了几分恐怖的气息。张文和被服厂的女同志选择了一大块空地，捡些枯败的树枝树叶，生起篝火驱寒。当她们听说森林里有野兽和土匪时，吓得谁也不敢大声说话。排长还特意嘱咐她们，晚上休息时每人身边备一根木棒，防止土匪和野兽的袭击。那天晚上，所有的女同志都提心吊胆，不敢入睡，在痛苦的煎熬中度过漫长的黑夜。当初升的朝阳透过森林洒下缕缕阳光时，张文又随着大部队上路了。

　　长期营养不良，加上艰苦的长途跋涉，张文患上了严重的肺病，她的身体变得一天比一天虚弱，背上的行李、线团和部队的物资，压得她眼冒金星，喘不过气来。她的脚开始浮肿，甚至连鞋子都穿不上，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勇气和毅力。张文心里十分清楚掉队意味着什么，她暗暗告诉自己，无论如何也要跟上大部队。此刻，她不仅要面对敌军和土匪的威胁，还要经受大自然的严峻考验。这些恶劣的客观条件动摇不了红军的革命意志，战友们争先恐后地替张文背着东西，只让她背一只盛水用的铁桶，没想到这只铁桶竟然救了她一命。

　　一次行军走到一个小山坡时，张文和其他女兵们发现远处有几间茅屋，从外表看，没有任何住人的迹象。可谁也没有想到，茅屋里竟隐匿着一股国民党的溃军。张文等人正在迟疑时，突然间枪声大作，那股溃军从两边包抄下来，想截断女兵们的去路，并且高声喊：“抓红色娘子!”

　　女兵们手中没有武器，身上又有上百斤的负重，逃避是唯一的办法。于是，她们就利用地形的掩护，拼命跑出了敌人子弹的射程范围。

　　张文跑得气喘吁吁，累得两眼直冒金星，但她不敢停下来，结果奇迹般地追上了行军队伍。一到宿营地，张文感到天旋地转，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战友们纷纷跑过来，帮她卸掉背上的铁桶。当看到铁桶上赫然有5个子弹孔时，所有人都惊叫起来。张文也暗自庆幸，如果不是那只铁桶，自己恐怕早就没命了。

        简单而朴素的婚礼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川西甘孜地区，准备迎接红二、六军团。这时，张文和其他女兵们每天除了生产服装，还要像男兵那样练兵出操。

　　5月30日这一天，红四方面军在雅砻江畔召开运动会，军长王宏坤、政委王建安、参谋长王伯钧、政治部主任洪学智、供给部政委谢启清等领导同志，端坐在主席台上观看了运动会。运动会结束后，女兵们演唱了《打骑兵歌》和《捉活牛歌》张文担任领唱。张文没有注意到的是，坐在主席台上的洪学智一直入神地注视着她。

　　散会后，张文在回驻地的路上接到通知：晚上到谢政委那去一趟。张文听了很纳闷：谢政委找我干什么?

　　晚上，参谋长陈伯钧的爱人何克春找到张文，把她领到谢启清的办公室。走到屋内，张文才发现，军长王宏坤及其夫人冯明英都在，张文心里想，自己到底犯什么错误了?怎么军长也在啊?她忐忑不安地站在屋子中间，低着头，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冯明英一把将张文拉到身边坐下，亲切地说：“熙泽同志，今天你们班的歌唱得不错呀!”

　　“不好，不好。”张文嗫嚅地回答。

　　谢政委接过话茬说：“你认识军政治部的洪学智主任吗?”

　　“不认识，不认识，我在被服厂工作，跟首长们没什么联系。”其实，张文说不认识洪学智是搪塞谢政委，她不仅见过洪学智，还在长征途中听过洪学智的报告，并多次亲眼看到洪学智将自己的军马让给伤病员骑，洪学智洪亮的嗓音、高大的身材、平易近人的作风，无不给张文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冯明英趁机告诉张文：“今天洪主任称赞你了，说你的歌唱得很好。”

　　接着，谢政委又向张文介绍了洪学智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并且说了他的很多优点。

　　从他们的话语中，张文逐渐领悟他们的话语背后另有隐情，似乎也明白了要发生什么事，想到这里，她的脸涨得通红，心也在怦怦地跳个不停。

　　军长王宏坤笑容可掬地对张文说：“熙泽同志，我和明英同志想介绍你和洪主任认识一下，你看怎么样?”

　　听了这话，张文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按照四川的习惯，婚姻大事全凭父母做主，个人是不能做出选择的。

　　当天晚上，风清云淡，月朗星稀，战友们早就进入了梦乡，而张文却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洪学智高大的身影又浮现在眼前……

　　在征得二哥同意后，张文按照何克春指的路，走进了政治部驻地的大门。看到张文的到来，洪学智微笑着站起来让座，并亲切地问道：“你们最近都学些什么?”

　　“每天都读政治部编印的小报。”张文拘谨地回答。

　　“谢政委、王军长找你谈话了?”洪学智试探地问张文。

　　“谈过了。”张文低着头，不好意思地回答。

　　“你有什么意见吗?”

　　“我听组织上的意见。”

　　听了这话，洪学智笑了，他幽默地说：“几个领导都同意咱们的事，结果就变成了组织意见了。”接着，他又问张文还有什么要求，张文不知该怎么回答，先是摇摇头，然后又点了点头。就这样，她和洪学智的第一次谈话，就达成了婚姻上的“协议”。

　　1936年6月1日晚，洪学智和张文的婚礼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办公室举行，红四方面军的首长都到场祝贺。那是一场简单而又热烈的婚礼，管理处的同志们弄了点牦牛肉，烙了些青稞面饼，烧了一锅疙瘩汤，算是宴客的酒席。他们的结婚用品再简单不过，只有一条夹被单和一条旧毛毯。战士们以水代酒，祝福他们白头偕老，将革命进行到底。

　　从此之后，这对革命夫妻历经多次离散，辗转南北。在困难时期，为了革命事业早日成功，他们甚至把孩子留在了老乡家里，直到十几年后，才把失散的大女儿找回来。“文革”期间，张文随洪学智一起下放到吉林省工作，先后任长春市橡胶第八厂副厂长、长春市轻工业专科学校副校长、吉林工学院组织部长和党委办公室主任等职。文革后，她先后任解放军304医院顾问、总后勤部管理局顾问等职。

    　张文老人依然保持着朴素的革命传统，她脚上穿的鞋子是自己亲手做的，吃的菜是自己在院子里开辟出一小片地种的。此外在她的倡议下，她和丈夫、孩子们还资助了来自湖北、四川、山东等革命老区的8个北京大学的学生。如今，这些大学生有的走上了工作岗位，有的出国继续深造，但不管他们走到哪里，他们都一直惦记着这位热心的老“妈妈”，逢年过节，问候的电话和信件总让老人乐得合不上嘴。

　　张文老人曾获得过很多奖章：1957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98年荣获二级红星勋章荣誉章等。张文老人非常关注儿童事业的发展，从1982年至今，她一直担任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