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有两位母亲，一位是生他养他的母亲，一位是培育他成长的党，他爱她们同样真挚，同样热烈。

　　父亲牺牲后，母亲在1933年那个血雨腥风的岁月里，拉扯着全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红军开始长征后，因为受财主的迫害，李中权一家无法在当地立足，母亲带着3个弟妹跟着红军队伍一起参加了长征。

　　长征路上，李中权见过母亲3次。

　　第一次是1934年4月在通江县茅峪镇，他正准备带领部队撤离，忽然发现村口上走来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是母亲。

　　他快步迎了上去。

　　“娃儿，你们要到哪里去？”可他又哪里知道呢？战号已经吹响，他急忙站起身，搜索着身上的衣袋。幸好还有一袋炒米，他慌忙解下来，捧到母亲面前。

　　他低着头，不敢看母亲一眼，只是说“娘，您放心，胜利就在眼前。”

　　1936年3月，在宝兴县城他又一次见到了母亲。母亲苍老多了。母亲的腿肿胀得像个紫萝卜，用手一摁一个坑，他连忙请来医生给母亲看病。医生说，母亲的腿病是由于长途行军、疲劳过度造成的，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就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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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黎明，战马嘶鸣声中，他又不得不告别母亲，扬鞭进发。

　　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在3个月后，母亲更加憔悴了，肚子上又长了一个大毒疮。此时的他虽身为红军师政委，却衣衫褴褛，母亲最需要的药品、盐巴，他都没有。

　　母亲和他互相看着，流着泪，都一言不发，他在心里念叨着：最后一面，这是最后一面了，一定要好好看看……

　　1个月后的七月七日，母亲在草地上去了。临死前，她用微弱的声音叮嘱着子女们：“去延安吧，找党去！”

　　只剩下党这一位母亲了，李中权把所有的爱全都献给了党。

　　1937年春节，幸存下来的四兄妹终于齐聚延安。他们换上了干干净净的军装，来到照相馆，拍下一幅全家福。

　　兄妺相见，都很兴奋，可一想起抚育他们成人的父母，又都生悲痛。擦干泪水，李中权严肃地对弟妹讲：“我们在长征中失去了亲生父母，但延安还有我们伟大的母亲，有党中央、毛主席，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从此，李中权兄妹的人生迈入了新的征程。

　　早在1933年5月，李中权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对入党介绍人黎时忠说：“从现在起，我完全是党的人了，请组织安排一切！”

　　后来，李中权被组织上安排在红军大学（后称抗日军政大学）当教员，但他一心想到前方作战，为此，他给毛主席写信。在延安凤凰山的石洞里，毛主席接见了他，语重心长地给他讲了抗大教学的重要意义。聆听毛主席的教诲，李中权如醍醐灌顶。从那以后，他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无论在哪里、做什么工作，都力求做得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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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李中权调任冀东分区政治部主任，参与指挥了进关作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9纵政委，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挥师南下，横渡长江……他率部作战无数，九死一生。

　　1951年，李中权调任空三军政治委员，此后在空军工作32年。

　　当时朝鲜战场空战正酣，为保卫鸭绿江大桥，我志愿军空军与苏联空军一起几乎天天起飞作战，有时出动数百架次飞机。在我方塔台，他拿起对空话筒第一次与空中我带队长机通话，在雷达的引导下，指挥了一场又一场作战。

　　李中权在华北军区空军工作期间，负责国庆空中阅兵的组织领导工作，他一丝不苟，无一纰漏。

　　十年动乱后，李中权调到南空工作直至1983年离休。这期间，他参与了拨乱反正、整顿班子、大抓航行管制等重要工作。

　　老将军动情地回忆道：我的许多战友在战争年代倒下了，我能够活到现在，很知足啊。如今，生活过得越好，我越是怀念母亲。

　　他保留了数十年的一张小纸条上记录着：“母亲于七月七日在西康炉霍县冬古喇嘛寺附近病重逝世，埋葬在泉水井旁的梧桐树下。”

　　他发誓要找到母亲的遗骨，紧攥着纸条去当年的埋葬地搜寻了一遍又一遍，未果。他站在空旷的沼泽地上，仰天长叹：母亲，您在哪里？

　　这些年，他一点一点积攒下20万元存款，原本想留给子女，如今却决心献给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前夕，老将军郑重地将20万元存款作为党费交给了空军党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