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秉章是河北省肃宁县东黄瓦口人，少年家境贫寒，在抗日战争中最残酷的1942年，年仅13岁的他抱着抗日救国的心愿，参加了八路军，转战华北、西北。北平和平解放后，他还未来得及喝杯庆功酒，一纸调令将他调到二野十八军，南下追歼国民党残部，途经豫、皖、浙、赣、湘、滇、川等省。“成都战役结束后，大的战役没有了，有的同志转入地方工作。1950年初，十八军又奉命进军西藏，我也随军进藏，由此便开始了我38年的西藏生涯。”阎秉章说。

　　把红旗插遍雪域高原

　　“刚到西藏时，我们主要是修公路。”阎秉章老人回忆说，“当时部队修建的是康藏公路，在国外敌对势力的唆使下，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一些分裂势力妄图策划西藏独立。十八军进藏后，大量的生产建设物资和人民生活必需品都需要从外地运进西藏，确保交通畅通成了解放军最大的政治任务。”

　　说起当时修路的艰辛，阎秉章老人记忆犹新：“在经过丹达山时，解放军一个营的部队一边搬石头，一边轮换着休息。由于缺氧，有的战士嘴唇发紫，加上三个月没有青菜吃，饭也吃不饱，每个人的嘴角都裂了，有时候一笑、一大声说话，就会渗出血来。大家开玩笑说‘这回搞宣传演出时不用擦口红了’。”

　　尽管任务十分艰巨，阎秉章和战友们始终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由于供应不济，粮食不够吃，蔬菜根本吃不上，许多战士缺乏营养，身体不支，牺牲在了深山峡谷中的筑路工地上。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十八军干部战士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没有向当地群众要过一粒粮，甚至连河流湖沼中的鱼也不捕。

　　除了要应对恶劣的自然条件，战士们还要应对山上顽皮的猴子。尤其是经过两面环山、中间是沟的峡谷地段时，早上必须派出部队用上大半天的时间把山上的猴子赶跑，然后留下少许战士监守。“之前我们的不少部队因为修路吃了大亏，山下战士修路，山上的猴子却放石‘铺路’，结果山下的一些战士被石头砸伤，就这样牺牲在路上。”说起这件事，阎秉章老人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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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军严明的纪律让当地藏族群众十分感动，当地群众自发组织起义务服务队为部队送水运粮。1951年年底部队抵达拉萨后，十八军所属师团分别进驻到山南、江孜、日喀则、亚东和普兰等战略要地，胜利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进军任务，把五星红旗插遍了雪域高原。

　　背着背包进藏， 拎着提包出藏的“左政委”

　　1958年平息昌都地区叛乱时，阎秉章任昌都警备区机要科科长，全科十来个人，纵横联络十多个单位。由于西藏情况特殊，事无巨细都要通过电报，每天收发报几十份，有时多达上百份。在阎秉章的带领下，全科人员经常昼夜不休息。那时阎秉章的口头禅是“活着干，死了算。”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衣服脏了没时间洗，头发长了没时间理，夜餐送来了没时间吃，大病不住院，小病照样干，眼睛熬红了，身体累瘦了，却毫无怨言。当机要科长时，阎秉章常说，写家信，信封、信笺不能要公家的。他在细节上这样严格要求自己，为战友们作出了严于律己的表率。

　　1969年，阎秉章到山南军分区任副政委、政委，在职11年，每年他都到各边防点转一趟，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山南地区13个县他跑遍了，他从不吃招待饭，不占公家一分钱便宜。他在军区总医院当政委8年，没坐公车办过一次私事。他无私无畏，坚持原则，敢于抵制不正之风，为此得罪了一些人，并落了个“左政委”的绰号，但也得到广大群众的认可，并被评为先进共产党员，受到成都军区的表彰。他在师职岗位19年，本着用不着就不领的原则，少领衣服、鞋子、大衣几十件。

　　1988年阎秉章接到离休通知后，四天就离开岗位，不讲条件，不提要求，不给领导添麻烦。离藏前，他把自己的衣、鞋、被及上级发的240元包装费全部送给了敬老院，感动得藏族老人热泪直流。他背着背包进藏，拎着提包出藏，受到西藏军区通报表彰。

　　在藏工作38年，阎秉章把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各个时期的图片、证章非常珍贵地保存着。离休后，定居在成都，阎秉章时常会把这些证章、图片拿出来，擦擦、看看。这些凝聚着他青春、生命的证章、图片里，记载着他的人生，承载着他的历史，也凝聚了他一生都挥之不去的西藏情结。学会了使用电脑、相机后，他还把图片、证章全部整理制作成电子版。在我们采访时，阎秉章老人还送了我们几张他整理制作复制的图片。

　　雪域高原有一种花，叫雪莲，那是热爱生活、积极向上、冰清玉洁的象征。而阎秉章就像那西藏高原上永不凋谢的雪莲，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他用青春，用生命，用奉献，谱写了自己西藏生涯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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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疆为家38载儿子见了喊“叔叔”

　　当年十八军进藏时，毛主席提出了“三年一换，以励士气”，但是阎秉章却和许多老战士一样，“长期建藏，边疆为家。”从1950年入藏，到1988年离休，阎秉章在西藏待了整整38年。在38年中，他因工作需要从未休过探亲假。

　　1951年，阎秉章的父亲病故，而他正在进军西藏的路上。

　　1958年，阎秉章的母亲去世，他正在昌都地区平息叛乱。

　　平时最疼爱、最惦记他的人远去了。作为儿子，阎秉章却没有能见到父母最后一面。那份内疚，始终埋在他的心底。可是，他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阎秉章擦干眼泪，他把那份悲伤、那份内疚埋在心底，又踏上了征程。

　　1955年，阎秉章结婚不久爱人即转业到四川。以后组织为照顾他们夫妻生活，又将其爱人调到西藏地方工作，但不久他爱人患了心脏病，又不得不离开西藏。从此，他们夫妻便开始了22年的分居生活；他们一家四口也分开住在四个地方：爱人在四川，大儿子在成都八一校，小儿子在大邑县西藏军区幼儿园，而他在西藏。

　　提到两个孩子，阎秉章带着歉疚的语气说：“两个孩子出生到我离休，我和孩子真正团聚的时间只有两三个月。每次我趁出差的机会匆匆回家看看孩子，离别时，不懂事的儿子总是挥着小手不情愿地说‘叔叔再见’。”而此时，面对亲人企盼他多住几天的目光，阎秉章总是眼泪往肚子里流，强忍离别之苦，踏上返藏的路途。

　　阎秉章不仅自己牢固树立了“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思想，还积极动员鼓励亲属、战友进藏工作。他内弟黄道普1955年美专毕业后，在他的劝说下到西藏工作，之后在阎秉章“长期建藏，边疆为家”思想的影响下，与藏族姑娘次仁卓玛结婚，同甘共苦45年，被西藏自治区授予“汉族、藏族谁也离不开谁”的模范。1999年，这对夫妻不幸双双去世，长眠在拉萨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