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到我左边来，我右耳听不清楚。”97岁的老红军王承登习惯性地告诉每一名来访者。76年前，一颗子弹贯穿他的头部，他的右耳永远丧失了听力。战争在他的身体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记，同样难以磨灭的，是那些艰难岁月里的坚贞、忠诚和信仰。

　　王承登曾是个孤苦伶仃的放牛娃，3岁丧父，7岁丧母。是革命的大家庭，给了他温暖，是红军和党组织，让他找到了归宿和依靠，开启了人生的春天。现在，王承登已经有了77年党龄，这样的时光足以荡涤历史的风尘，辉映人性的坚韧。哪怕风云变幻，岁月漫长，王承登说，信念从无更改。

 

说起革命年代，王承登总是激情满怀

　　投身革命即为家

　　尽管身份证和户口簿上的出生年份都是1916年，但王承登坚持认为自己应该是1914年出生。多问了几遍，他就摆摆手：“记不清了，真的记不清了。”

　　王承登祖籍兴国县城岗乡，父辈逃荒到吉安富田乡北坑村，这里也是王承登的出生地。3岁丧父，7岁丧母，王承登成了孤儿，和90多岁的奶奶相依为命。“那个时候，穷人活到50岁的都很少。”王承登说，大伯不到40岁、父母不过30岁就去世了。

　　小时候的王承登是一个放牛娃，早上四五点就出去放牛割草，9点回来吃早饭，然后出去砍柴。“一天到晚累得要死。晚上一觉睡到天明。”因为营养不良，王承登坦言自己10多岁还尿床。个子又矮，以至于后来参军给连长当勤务员，连长都叫他“矮子”。

　　“1928年，我们村子就有了地下党。”王承登说，“小时候，地下党经常在我家前面那个磨坊里开秘密会议。有时候三四个人，有时候四五个人，有时候白天关了门开会，有时候晚上开会。”这是14岁的少年王承登对革命工作的最初印象，而促成他参加革命的则是“地主老财的压迫”。王承登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租地主一亩田，收了10担谷子，要交7担给地主，自己只有3担。“那个时候我就想，只有参加革命才有自身的解放，才有前途。”

　　农闲的时候，王承登断断续续读过一年私塾：“我们村子里没有小学，我就跑到邻村一个地主家里的私塾里读书。”至今，王承登还能背诵《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他不喜欢这些古板的课文，最后没有参加考试就跑出来了，因为——红军来了。

　　村子里有一个姓康的青年参加了红二十军，回来过春节，动员王承登去当红军。于是，春节之后，王承登跟随他来到了吉安县城参军，正式加入红军这个大家庭。

　　这是1929年的春天，同时也是放牛娃王承登人生的春天。

王承登陷入深深的回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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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打过赣州城

　　“记不清在哪里打的第一仗了。”王承登说，参军后自己跟在连长身边做勤务员，随红二十军转战赣西北一带，先后攻打过吉安、乐安、宜黄、宜春等地。1931年“富田事变”后，王承登所在的二十军全部编入红三军团，他成了红三军团四师十二团通信班班长。

　　在赣南发生的几次战斗让王承登记忆犹新。

　　第一次是打会昌。当时的会昌县是个白色据点，距离红都瑞金只有47公里。1931年9月，王承登所在的红三军团奉命攻打会昌，驻守会昌的国民党军队有一两千人。会昌城号称“铁城”，王承登说红军工兵“挖了地道，用了3副棺材装了500多斤炸药，把城墙都炸掉了”，这才拿下会昌城。

　　第二次是攻打赣州城。“1932年打赣州，从小南门方向攻。有支部队已经打到城里去了，国民党军队反冲锋又把我们打出来了。”王承登记得当时的赣州城三面环水，一面陆地，城墙坚固，易守难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军多次挖地道，用棺材装炸药炸塌城墙，但敌人的猛烈火力始终压制了红军的进攻。红军屡次进攻未奏效，而国民党援军已经赶到，红军腹背受敌，最终放弃了攻打赣州城，撤退的时候却被敌人咬住了。“最后是红五军团掩护我们。红五军团是宁都起义过来的，是原来的国民党军二十六军。他们都是北方人，打阵地战好样的，和敌人拼大刀。如果不是他们掩护，我们三军团要吃大亏。”

　　最自豪的回忆来自宁都黄陂、小布。1933年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我们在那里消灭国民党两个师，五十九师和五十二师，捉了两个师长”。

　　王承登先后参加了三次反“围剿”，但第五次反“围剿”留给他的满是愤懑和憋屈：“都是李德搞的阵地战和防御战那一套。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怎么能打赢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和坦克呢？”说着说着，王承登忍不住激动起来。

　　阵地战和防御战让红军吃尽苦头。王承登回忆说：“一天到晚都在碉堡里，不能离开工事。炊事员去做饭送过来给我们吃。一个碉堡有百把人。白天敌人先用炮轰，然后是步兵进攻。”

　　1934年，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区北大门广昌。此时的王承登在营部机枪排当班长，部队奉命扼守宝峰山，依旧和敌人展开堡垒战。“敌人两个师攻我们，我们五连守一个大碉堡。”

　　战争形势对红军非常不利，王承登和机枪排、通信班的战友奉命撤退。就在这时，敌人的炮弹击中了红军扼守的碉堡，碉堡轰然倒塌，夷为平地，一个连的战友都牺牲了……

　　王承登低下头，沉浸在往事的悲痛之中。

　　1934年10月16日，红军主力在于都河集结完毕，迈开长征第一步。王承登记得过河的时候是晚上，细雨绵绵。605米宽的于都河面上，七八十艘小船搭起一座浮桥，人们挤挤挨挨的，一个接一个往前走，悄无声息。岸边的百姓点了煤油灯目送红军过河，有的默默流下眼泪。红军告诉他们：我们还会打回来的！

　　这是苏区留给王承登的最后印象。那一夜，秋雨瑟瑟，霜冷长河。

　　长征途中入了党

　　长征途中，王承登任红三军团三师四团十二营机枪排班长。“一个班有一挺重机枪，扛机枪就得5个人：枪架子30多斤，两个人扛；枪身也有30多斤，两个人扛；枪杆子18斤，我自己扛，加上手榴弹、子弹、挖工事的铁锹，以及行军包，总共50多斤。”王承登回忆说。

　　如此负重前行，行动难免迟缓，王承登说几乎每天晚上都能见到彭德怀。“部队晚上行军，走不动了，前面停下来，彭德怀就插到前面来。他是湖南人，一边走一边骂娘。”

　　长征路上，“几乎每天都有一场战斗”，王承登印象最深的是湘江战役和乌江战役。湘江战役时，王承登所在部队接到任务，拿下江边一座碉堡。这个碉堡周围是开阔地，红军攻了几次都没有攻下来。后来，红军调来一门炮，对准敌人碉堡平射了一炮，那发炮弹没有爆炸，却把碉堡穿了一个洞，敌人魂飞魄散，很快逃之夭夭了。

　　红军冲破湘江防线后，王承登所在的机枪班掩护大部队撤退，他们把机枪架在路口，向敌人猛烈扫射，很快把敌人火力吸引过来。大部队安全撤退了，但王承登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了下来。

　　乌江战役同样惊心动魄。乌江不宽，但水深流急，两岸都有敌人防守，渡船早被敌人毁了。“每个战士都去扛竹子，到乌江架浮桥，但架了几次都没有成功，被急流冲走了。”王承登回忆说，后来部队选出18名勇士，带着短枪，冒死潜水过江，从后面向守敌发起进攻，红军才渡过乌江天险。但王承登的很多战友都被湍急的河水给冲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渡过乌江之后，红军占领了遵义。在这里召开的遵义会议成了红军命运的转折点，而王承登的政治生命也在这里得到升华：“1934年12月，长征已经走了几千里了，我在遵义入了党。”

　　王承登说，当时的入党条件要求比较高，自己参军5年了，经受了各种锻炼和考验，对党忠诚，信仰坚定，很快被发展为党员。王承登说当时也有少数红军战士因为牵挂家人，思想上有动摇、开小差。 “我十几岁就主动参加革命，对党的认识正确，不会动摇，也不会开小差。”

　　王承登记得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是连里的党支部书记，“是一个姓曾的老同志”。不需要入党申请书，也没有预备期，“支部书记召集全体党员开会，把我的情况、表现介绍之后，就宣布我是党员了”。王承登说自己当时很兴奋：“我从小失去了父母，红军就是我的家，党组织就是我的家。我们穷小子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有前途，有希望，我相信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一定会取得胜利！”

　　很多年后，一对德国夫妻采访王承登时问他：长征的时候有什么想法？

　　王承登回答说：“我相信共产党会胜利，相信共产主义会胜利，相信我们党能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

　　王承登说，70多年来，自己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

战争年代的王承登 

出生入死永难忘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王承登被调到红军学校学习了一年左右。就在这期间，王承登经历了一生中最为凶险的一次负伤。

那是1935年5月，敌人向瓦窑堡大举进攻，“红军主力部队去甘肃进攻马步芳了，解放区只有红军学校的1000多名学生”。为了掩护全校撤退，王承登带领十几二十名同志阻击敌人。“我站在高坎上观察情况，敌人一枪打中了我。我趴在地上流血，流了方圆一米的血。”王承登回忆道。

“肯定是老兵打的。”王承登让记者摸一摸他的左眼下方，那里松松塌塌的。子弹从他的左眼下方进去，又从右耳穿出来，贯穿了他的头部。“战友们都以为我牺牲了。我仆倒在地不能动弹，血流了一天一夜。”野外经常有狼出没，王承登笑言自己差点喂狼。万幸的是那天夜里狼没有来，红军的侦察员来了： “我听到刺刀响，有人说话。我一个耳朵打聋了，一个耳朵还听得到，听口音是我们江西老表，我就喊，‘同志，同志……’”

听到声音，红军侦察员才发现浑身是血的王承登竟然还活着。回去报告部队之后，第二天下午来了4个同学，用一块门板把王承登抬到医院去。“不到100华里，抬了三天三夜。好在是解放区，如果是敌占区就没命了。到医院时已经四天四夜了，伤口的血已经结痂了。没有血可流了。后来一个半月不能吃东西”……

在野战医院休养了半年，康复之后的王承登回到部队，与战友们转战大江南北，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并多次负伤。抗日战争时期，王承登历任山西六八六团排长、山东独立旅供给处政治指导员、黄河支队三团连长、鲁南抗大学员、鲁西南三分区后方医院二所所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在鲁西南十三团一营、十一纵九十五团及十七军任营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承登先后任贵州民航站股长、副站长，贵州省交通厅科长，贵州省五金公司科长，1972年从贵州省商业厅离休后回到赣州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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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5月的一个上午，赣州市红旗大道32号，王承登坐在住所靠窗的沙发上。他身板硬朗，一身戎装，正气凛然，英气不减当年。沙发上摊放着几份刚刚送来的报纸：《参考消息》《报刊文摘》《赣州晚报》……“这些都是我自费订阅的。”王承登告诉记者，每天读报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离休之后，王承登依然关心时事，心系天下。对一些国际国内的重要新闻，王承登都一一做了剪报。

　　2008年春节期间，赣南遭遇罕见冰冻灾害。2月19日一大早，94岁高龄的王承登在老伴刘秀英的陪伴下，硬是拖着行动不便的身体，坐车向百里外遭受暴风雪严重袭击的兴国县崇贤乡进发，看望在这里抗冰救灾的二炮某部官兵。在为官兵们敬上陈年老酒的同时，他还把自己获得的一枚勋章赠给部队官兵。同年5月，汶川发生强烈地震，王承登先后为灾区捐款2800元……

　　“当年，我们放牛娃生活没有着落，参加革命才有了今天。如今我们年纪大了，能为国家为人民做的事情不多了。”王承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