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生可畏，青出于蓝胜于蓝，中国大有希望!”1927年，鲁迅先生在广州当面夸赞的这位年轻人，叫陈延年。陈延年一生中最辉煌的几年，是在广东度过的。他对广东有着深厚的感情，当离开广东去武汉时，还对广东区委工作人员千叮万嘱、依依不舍。广东可谓是他的“第二故乡”。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员黄洁薇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陈延年从1924年秋到1927年春，一直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领导广东、广西、福建西南部和香港地区的革命斗争，在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党、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他被誉为是‘赋有特殊组织才能之人物’，有‘共产党中的两广王’之称。”

　　陈延年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曾称赞道，在中国，本来各种人才都很缺乏，特别是共产党党内。因为共产党成立还没有几年，所以人才就更缺乏。像陈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周恩来对陈延年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说：“广东的党团结得很好，党内生活也搞得好，延年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董必武则充分肯定陈延年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

　　黄洁薇认为，追忆陈延年的事迹，不应只简单地重温历史，而是要学习他的优秀品质。他的工作作风、奉献精神，直到今天仍未过时。

　　留洋“老陈”学会拉黄包车

　　1924年10月初，广州的工人群众中来了一位年轻人，工友们亲切地称他为“老陈”。他身材魁梧结实，穿着和工人一样的衣服，头戴便帽，步履刚劲，谁也看不出他是个留过洋的知识分子。他就是刚刚奉命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成回国的陈延年。党中央任命他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派往当时国民革命运动中心——广东工作。

　　到广州没几天，陈延年便深入基层，了解广州人力车夫的生存现状。他们当时是城市交通的主要力量，又是一个受压迫深重的群体。

　　广州的五月天，风和日丽。记者来到万福路、大南路和东堤，但见车水马龙，高楼林立，一派繁忙景象，已经很难想象旧时的街容巷貌。在80多年前，这一带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力车夫聚居的地方。

　　那个时候，这里经常能看到陈延年和沈青、周文雍等人的身影。他们与工人交朋友，拉家常，还学拉黄包车。遇到有工人生病或有事不能出车，陈延年就主动帮忙，拉车挣回的钱也全部交给工人。“当时香港《工商日报》为了诋毁共产党，曾发了一条新闻，说共产党干部当黄包车夫什么的。这恰恰说明了陈延年为了发动群众，和他们打成了一片。”黄洁薇说。

　　陈延年还经常到当时广州最低档的饭店二厘馆和工人一起吃饭，了解他们的思想和要求。刚开始的时候，他听不懂粤语，就请沈青、周文雍当翻译。很快，他学会了几句常用的广东话，让工人们感到分外亲切。他向工人讲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觉悟，还教大家团结起来，用集体力量来反抗黑社会的敲诈勒索和警察的欺负。

　　广州人力车夫迅速组织了起来，成立了工会，会员达数千人，成为广州工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面旗帜，在后来的省港罢工和广州起义中发挥了骨干的作用。

　　接替周恩来任区委书记

　　陈延年到广州后不久，便接替了周恩来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

　　当时，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广东区委的党员和干部人数不多，组织机构不够健全。这种情况怎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呢?陈延年干劲十足，首先扩大了广东区委组织机构，并将区委机关由万福路一间狭窄的房子迁至文明路75至81号。

　　如今的文明路194-200号，就是当年的广东区委旧址所在地。这是一座岭南风情浓郁的骑楼建筑，站在马路对面望过去，二、三楼窗户紧闭，黄洁薇说那正是过去区委机关办公的地方，现在成了文物保护单位，未对外开放。楼下是一排临街商铺，街坊邻里、匆匆过客不时光顾着。原来的一楼也是药店、小食店和鞋店之类，为广东区委机关作掩护。

　　在陈延年的领导下，广东区委机关逐步充实，设了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宣委)、工人部(工委)、农民部(农委)、妇女部(妇委)、军事部(军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等机构。

　　当时陈延年主持的广东区党委领导班子，有周恩来、穆青、张太雷、冯菊坡、苏兆征、刘尔崧、彭湃、阮啸仙、蔡畅、邓颖超、林伟民、杨殷、梁桂华、邓中夏、李森、谭平山等人，他们都是宣传、组织、军事，工农、青年、妇女运动杰出的领导人。

　　“陈延年是安徽人，但他对各地干部一视同仁，一再强调要多提拔使用本地干部。他说本地干部了解当地工农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和要求，懂得地方语言，容易联系群众。”黄洁薇从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录里看到，当时的组织部秘书饶君强和宣传部秘书罗明等，都是本地人。

　　陈延年还很重视抽调大学中思想进步的青年学生到干部学习班培训，然后派出工作，用其所长。“这与现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选拔干部要求十分相似。”

　　培养人才充实革命队伍

　　位于广州市中山四路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是一座宏伟的古建筑，明代的时候曾是番禺学宫。1953年，农讲所纪念馆建成，成为著名的旅游观光景点。史迹陈列展中，有关陈延年的介绍放在醒目的位置，照片上的他凝神含笑，目光坚定。

　　身为广东区委的“班长”，陈延年深知人才的重要性。他把培养革命干部列入议事日程，到农讲所为学员作国内外形势报告，亲自过问每届学习班的招生、课程、教员，以至学员结业分配等情况。1926年初，陈延年从第五届农讲所毕业学员中挑选了3名学员到广东区委组织部工作，其中之一就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

　　据黄洁薇介绍，广东区委还在农讲所附设了一个工人训练班，由陈延年负责主持，课程有《俄国共产党史》、《经济学》、《工人运动史》等。这个班出来的学员，到各个岗位后，成了罢工斗争的骨干。

　　广州市东皋大道有一座黄白色粉饰的老楼，旧时是广东省农民协会的所在地。1926年，广东区委在这里开设了一所党校，大批党员干部来系统地接受轮训。北伐前夕大楼礼堂常举办报告会，演讲人有陈延年、周恩来、恽代英、张太雷、彭湃等，议题涉及军事运动、农民运动，听众多是黄埔军校以及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

　　1922年6月，广东党员只有32人。到1926年9月，党员发展到5000多人，占全国党员人数27.1%，居全国各省区首位。

　　当时在全国五大区委中，广东区委是最早设立军事部(军委)的，要在党内培养军事人才的意识很强。陈延年来主持工作后，和周恩来密切配合，先后调派了恽代英、聂荣臻、萧楚女等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工作。黄埔军校第一期600多名学员中，不少是由广东区委选送而来。

　　1924年11月，周恩来和陈延年在征得孙中山同意后，组建了海陆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另外，在铁甲车队的基础上，从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再抽调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作为骨干，建立了著名的叶挺独立团。

　　指挥大罢工显组织才能

　　黄洁薇认为，说起陈延年在广东的功绩，不能不提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

　　陈延年担任广东区委书记不久，爆发了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消息传到广州，广东区委连夜召开广州市党团员大会，陈延年慷慨陈词，号召发动群众，迅速声援上海工人。

　　6月23日，陈延年亲自参加并指挥了广州十万群众反帝大示威。但行动遭到沙面租界英军机枪扫射，驻扎在白鹅潭的英国军舰炮火轰击，当场死亡52人，重伤170余人，轻伤不计其数，“这就是让老一辈广州人留下沉痛记忆的‘沙基惨案’。”

　　惨案发生当晚，陈延年召开了区委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议决定扩大罢工，组织罢工工人纠察队，全面封锁香港。

　　省港罢工委员会建立的罢工工人纠察队拥有3000多人，共编为6个大队，22个支队，分布在全省各个重要港口，是保证罢工顺利进行的主力军。陈延年经常到罢工委员会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他夸赞纠察队说：“我们的武装队伍真好，又精神，又熟练，比之萎靡不振的军阀部队大不相同。”

　　为了激励罢工工人的斗志，陈延年曾化名“陈东”教授在一次大会上作报告说：“我们罢工不仅是为我们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的;也为全体同胞，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解放而斗争!”

　　省港大罢工从1926年6月19日开始，到1927年10月10日结束，坚持长达16个月之久，是中国工人运动乃至世界工人运动史上规模最大、坚持最久、影响深远的一次罢工，重创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大大巩固了广东革命策源地，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黄洁薇告诉记者，陈延年是省港大罢工最重要的领导人。从罢工的策划、发动，到坚持和扩大，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在他的直接参与或领导下作出的，“他卓越的组织才能在省港大罢工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专家点评

　　“开疆辟土的拖拉机”——访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曾庆榴

　　　“陈延年一开始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后来转变成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中共广东区委的杰出领导者，被誉为广东党组织‘开疆辟土的拖拉机’。”曾庆榴表示，陈延年在广东做的许多工作都是开拓性的。

　　“陈延年十分清楚，要搞好革命，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战斗司令部。”曾庆榴说，他担任区委书记后，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建立和健全区委的领导机构，重点放在党的组织建设和发展工作，“他的一连串动作卓有成效，广东党员数量一度在全国是最多的。”

　　广东区委管辖的“地盘”很大，除广东、广西两省外，到1925年冬还扩展到福建南部、云南以及南洋一带。“它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一个地方党组织，在建立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斗争中起着重要作用。”

　　陈延年善于通过实际斗争的考验，发展各条战线的积极分子入党。到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前夕，广东区委在广州已先后建立了粤汉路、广九路、广三路、海员、内河轮渡、码头、驳载、石井兵工厂、自来水厂、汽车、钢铁、邮务、电话、油业、泥水、木匠、建筑、酒楼茶室、洋务、人力车、车衣、理发、卫生、店员以及广东大学、妇女、农协、市郊农民等支部。

　　“陈延年的本事，不仅受到自己同志的赞赏，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人确实厉害。他在上海被捕后，国民党右派、蒋介石亲信吴稚晖惊喜万分，大叫‘好了!好了!老陈(陈独秀)没有用，小陈可怕，天下从此太平了’。”

　　陈延年留过洋，但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混在工人中没两样。他生活俭朴，从不在乎衣食住，还习惯不穿袜子，说是能省就省。“他的全部精力完全扑在工作上，从未谈过恋爱，一直没结婚。同志们关心他，他总推说没有时间。”曾庆榴说，大家曾把陈延年的生活概括为“六不”作风，即“不照相，不看戏，不闲游，不上饭馆，不讲穿着，不作私交。”

　　曾庆榴说，陈延年是陈独秀的儿子，在陈独秀担任党的总书记时，陈延年任广东区委书记。在公在私，他们的关系都十分密切。然而，陈延年崇尚真理、坚持原则，对乃父的错误主张从不徇私护短。“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是极其壮丽的。”

　　他父亲是陈独秀

　　陈延年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父亲——陈独秀。他同他的父亲一样，在中共党史上，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脚印。

　　“在孩提时代，父亲并没有给陈延年留下多少愉快的记忆。”黄洁薇查找相关史料，挖掘出陈氏父子一些鲜为人知的生活经历，发现这个名人之家也如普通家庭一样，有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和恩怨。

　　陈延年的生母高氏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没受过现代文化教育，思想守旧。这与陈独秀截然不同，夫妻之间的不融洽可想而知。后来，陈独秀与原配高氏分居，娶了小姨高君曼。高君曼与高氏是同父异母姐妹，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是热爱文学的新派女子。

　　陈延年从小就难得与终日在外奔波的父亲见上一面，母亲还常常讲起她对陈独秀的种种不满。陈延年懂事之后，更是目睹了父亲遗弃母亲而与高君曼结合，对父亲不由得心生怨恨。

　　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派人捉拿革命志士，陈独秀被列为第一批通缉“要犯”，被迫逃往上海，后亡命日本。抓不到陈独秀，他的家人成了“替罪羊”，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险被“斩草除根”。幸好陈家事先得到了消息，两个孩子连夜跑到乡下躲避，才免遭毒手。当时陈延年刚满15岁。

　　小小年纪的陈延年还不懂什么是革命，但这次劫难却深深刺痛了他。个人的遭遇，加上当时社会的黑暗，让少年陈延年开始萌发反叛性。他越来越感到，在家乡安庆这个偏僻的地方，很难看到前途。他要像当年父亲一样，外出求学，寻找一片新的天地。尽管祖母和母亲对陈延年寄予继承祖业的厚望，但他义无反顾。“陈氏父子的一些个性其实很相似。”黄洁微说。

　　不久，兄弟俩便辞别家乡的亲人，来到上海。

　　陈延年、陈乔年初来乍到，一度住在陈独秀和高君曼在法租界的家。两人在法语补习班勤奋学习，双双考入震旦大学。之后，陈延年搬出了父亲的住所，寄宿在《新青年》杂志发行所，晚上就睡在店堂的地板上。

　　虽不是自己亲生，但高君曼对陈延年兄弟还是挺关心，曾力劝陈独秀让哥俩回家吃住，但陈独秀认为这是“妇人之仁”，主张子女应自闯前程。陈氏父子虽然在感情上有隔阂，但在这点上却想法一致。陈延年兄弟决意要“自找苦吃”，在艰苦环境中磨练自己。

　　“陈独秀每月从稿费中拿出10元给两个儿子。10元钱本来就不多，交了学费和买书、文具后，就所剩无几。”黄洁微说，为了节省开支，陈延年常以开水泡面包当饭，夏天还穿着夹袍。

　　1922年11月，陈独秀决定选派一批旅欧学生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为中国国民革命培养骨干力量。第一批学员名单中，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陈延年榜上有名。

　　1924年下半年，陈延年等人奉党中央命令回国，很快被派往当时的革命中心和阶级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广东。

　　黄洁微说，陈延年面对这种局面感到很棘手。陈独秀是他的父亲，又是他的上级。明知来自上海的一些指示，会对广东的工作造成损失，该怎么办?

　　经过冷静思考，陈延年决定在服从组织原则的前提下，从实际出发，不盲从。

　　1927年6月下旬，在上海工作的陈延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敌人用尽酷刑，也没能从他嘴里掏出任何需要的东西，残忍地将他杀害。牺牲时，陈延年年仅29岁。这对陈独秀打击很大。“虽然在人前的陈独秀是公认的硬汉，非儿女情长之辈，但失去长子，却让他一下子陷入悲伤的深渊，一连好几天不说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