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报》在很多权威新闻学辞典中缺乏记录，关于其具体创办情况也说法不一。程沄主编的《江西苏区新闻史》认为，1930年8月，方志敏在弋阳芳家墩创办了《工农报》，后迁至横峰葛源出版。此报为赣东北革命委员会、特区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石印。每周出一期，每期4版。该报曾出过特刊，还发行过“号外”。

　　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方志敏年谱》中则写道，1931年11月7日至14日，方志敏在葛源主持召开赣东北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作特区政府工作报告，会后创办了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工农报》。

　　尽管创办时间和地点有所差异，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该报由方志敏亲手创办，作为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对当时苏区革命斗争进行了及时的反映，在宣传苏维埃政府政策措施，调动群众革命积极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流传下来的报刊材料中也能看出方志敏对宣传工作的重视。

　　1932年5月29日，方志敏主持拟就《赣东北苏区文化教育概况》。在文化方面，省苏维埃政府重新颁布了《指导群众读报条例》，要求将苏区内各种报纸所载的文字消息传达到广大工农群众中去，使他们完全了解，以加强对苏区内工农群众的政治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水平。为此，方志敏对办好《工农报》和强化宣传教育效果等事务非常重视。在当时，做好工农通讯员工作是一项重要举措。在1934年3月1日出版的《工农报》上有大量这方面内容。其目录有：为出版“工农报”给各地工农兵通讯员的信，红色中华社发刊工农报的计划，怎样写“工农报”的通讯?第二次通讯员研究大纲，通讯员的新的便利，“光荣的红匾上”——一月份来稿最多的通讯员，等等。中国共产党对通讯员工作一直十分重视，早在1926年就把建立工农通讯员作为全党任务写进决议。1929年，中央强调要把建立和训练工农通讯员作为办好党报的重要条件。从上面这份《工农报》不难看出，方志敏和《工农报》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方志敏不仅亲手创办了《工农报》，为之题写报头，并且堪称是《工农报》一位优秀的“后勤部长”。他经常过问报纸工作，帮助解决工作中的难题，缺专业人才，方志敏想方设法从党中央所在地的上海，或在苏区外围的南昌、景德镇等城市请来技术人员;印刷机器匮乏，他设法通过白区党组织或自己的朋友在城里购买;少质量较高的纸张，他深入到过去只能生产毛边纸的苏维埃纸厂，同工人师傅反复试验，终于生产出质量过关的印刷用纸。经过努力，《工农报》质量包括编辑水平不断提高，成为赣东北苏区影响较大的刊物。

　　从流传下来的一些资料来看，方志敏经常参与《工农报》评论工作，多次亲自撰写文稿。1932年11月30日，方志敏在《工农报》发表社论《加紧一切斗争迎接中央红军》。预告了中央红军参观团即将来赣东北苏区参观的消息，要求苏区军民以更加光荣的业绩迎接中央红军参观团的到来。同年12月10日《工农报》上刊登了方志敏撰写的报告式的评论长文《坚决执行中央政府战争紧急动员命令——用实际行动纪念广州暴动》。文章一连提了12个方面的要求，指出“这一次战争是保卫苏维埃、扩大苏区以及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我们要以最大的决心，百分之百的完成中央政府命令所提出的各项工作，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最后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全中国的苏维埃政府，这样才算是用实际行动来纪念广州暴动，完成广州暴动未完成的革命任务!”1933年1月10日，《工农报》的显著位置登载了闽浙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方志敏檄文般的社论《庆祝消灭九林炮台的胜利，要积极准备消灭一切炮台》。2月4日，《工农报》又刊发方志敏的政论文《为全部实现省苏维埃农业生产计划而斗争!》，文章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要把党、团、苏维埃的决议、训令清楚明白的去告诉群众，传达到每个群众中去，激发他们的战争热情，来完成今年的生产计划，这是我们目前最迫切最紧要的事情!”方志敏作于1933年12月的《对一九三四年的展望》，刊登于次年1月5日《工农报》。他在总结1933年“革命伟大发展的”基础上，“肯定的相信在一九三四年，将有完全的可能完成”七大任务，提出“要闽浙赣的党必须更进一步的布尔塞维克化，积极的发展党的组织，大量吸收工人、雇农、贫农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党来”等三大要求。这些文笔犀利、情感充沛、充满战斗力和号召力的评论文章反映了方志敏对于革命的满腔激情和必胜信念，在当时也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苏区干部群众的斗志。

　　《工农报》对于当时苏区的政策措施和各项工作都进行了及时而详细的报道，这其中包括作为苏区重要领导人的方志敏的重要活动，从而也为研究他的斗争经历提供了很好的资料。例如1932年12月上旬，方志敏主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团第三次会议，决定本月20日召开省苏维埃第三次执委会。同时决定取消法院，成立省苏维埃裁判部，并确定了部长、委员人选。两项决定分别以通告和布告形式，在当月10日出版的《工农报》上公布。

　　根据《方志敏年谱》记载，在1933年1月10日出版的《工农报》上，出现了数条关于方志敏出席活动的消息。如1932年12月26日，他以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财政部长身份，主持召开财政部苏区各县、区财政部长联(席)会;29日，又召开了苏区各县对外贸易处主任联(席)会，并在当天出席省苏维埃政府粮食部召开的苏区各县粮食部长联席会;次日，方志敏主持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召开的苏区各纸厂主任联席会，“决定改良纸的制造，扩大纸槽，增加纸的生产，以充裕各机关、各学校、各地群众的应用”。1933年2月17日，方志敏签署《关于横峰、弋阳县苏维埃执委会对于选举问题了解的错误的指正》，文件也在《工农报》刊发。3月18日至23日，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葛源隆重召开。会议要求省苏维埃机关报《工农报》成为苏维埃与工农群众政治的、斗争的、工作的，尤其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阶级革命战争的鼓动者与指导者，进一步明确新闻工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群众服务的方向。

　　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反腐肃贪中，《工农报》虽然不及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红星报》和《青年实话》那样，经常大量地在相关专栏中公开报道贪腐案件，但对此也进行了大量报道。

　　据1932年11月30日出版的《工农报》报道：当地有个红色旅馆主任何坤生，他利用红色旅馆的名义收买群众黄金，再通过对外贸易局卖出，倒手获利。这事被工农检查部揭发后，他受到撤职查办并没收非法所得的惩罚。《工农报》在报上对他点名批评：“红色旅馆主任何坤生，恐怕是懂得些生意经，有些天生的剥削本领吧!他俨然把自己看成一个旅馆的老板，他忘记了红色旅馆是消费合作社附属的一种营业，更忘记了他自己是群众组织中一个工作人员。”

　　1933年4月30日的《工农报》不仅开列了一大串贪污腐化分子的“黑名单”。编者还为长名单配了如下按语：“最近各地突击队检举出的贪污分子很不少，如果一个一个的、都有头有脑的把他们登载出来，实在太费笔墨。因此，只好收集他们的尊姓大名，在这儿开一个贪污分子展览会，请看啊!”这些批评性报道，在当时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