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陈毅平生首次统率大兵团，率山东野战军5万人，出击鲁南、两淮，到1946年10月15日期间，陈毅与粟裕及其所在的华中军区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三次重大争论，分别是：1、先内线作战还是立即外线作战之争；2、两淮保卫战之争；3、战略出击方向和出击时机之争。实践表明，无论战略还是战役，均是粟裕为代表的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高出一筹，最终以毛泽东明令：两军合并后，"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结束。

　　毛泽东早在1938年即说："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起初会指挥小兵团，后来又会指挥大兵团，这对于他来是进步了，发展了"，"因为敌我双方的技术、战术、战略的发展，一个战争中各阶段的情形也不相同。在低级阶段会指挥的，到了高级阶段也会指挥，这对于一个指挥员更是进步和发展了。只能适应于一定兵团、一定地方和战争发展的一定阶段，这叫做没有进步和发展"。（〈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１９８６年８月，第１版，第９２页）显然，粟裕正是一个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指挥员。

　　这一期间，对于粟裕的战略眼光与战役指挥，华中军区其他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给与了相当的信任，尤其是第三次争论期间，本着革命大义，而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直接给中央和毛泽东发了一份"但望勿告陈（毅）"的绝密电报。这份《陈毅传》讳莫如深，《粟裕传》遮遮掩掩的电报，直接促成了粟裕获得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才拥有的战役指挥权；间接导致了1948年5月，陈毅被调离华野。粟裕虽不曾在这份电报上签名，却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期间，被强行指责签了名，是他"得罪半个元帅（杨尚昆语，指陈毅）"和＂阴＂的主要根源之一，造成了被批判，战功被转移、淡化、磨灭的严重恶果！

　　今天，当我们再看这份从档案馆复制出的密电，不禁为张鼎丞、邓子恢、曾山三人对革命的忠诚感动，也为粟裕建国后的遭遇深感冤屈，更为某些自称被"大雪""压"的"青松"，实则也是"压"人家的"大雪"的一类人倍感难过！

　　1946．10．4酉时 张邓曾报中央

　　陈（毅）佳电悉。我们对陈此部署决不同意，对陈这几个月在华中指挥亦深表不满。当他大军屯住陇海时，桂系攻占灵城，我们建议山野移灵泗公路间歼灭桂顽，陈不听，后桂顽已占泗城，陈决攻泗城。我们曾两电建议不应攻泗，陈决心不变，又不亲自指挥，而把如此重任给宋一人主持，结果八师、九纵损失甚重，情绪降低。当山野据守众兴，陈拟北撤回山东，我们建议守泗阳，陈决在众兴与淮阴待机，但以后敌情未明，山野主力即撤到六塘河以北，把泗阳防务交给元气未复之九纵把守。以后李延年三军南下泗阳，阵地三天即失。陈尤不守淮阴，虽经中央电示两淮关系全局。但陈始终不重视，把主力控制于渔沟、来安之间，等待桂顽，一无所获。而淮阴方面我守军兵力薄弱，主力未到，我们几次求陈派队南援，终不来。后五旅赶驶顽强，给七四军以惨重杀伤，淮阴局面已定，六师亦于皓日可到淮阴，陈亦允派二纵南来增援，并派人来要粟、谭布置出击，巧晚粟、谭遵命布置，将部队摆开，但到皓晨三时半陈又来电，部队不来，此时淮阴守军已摆开，一时收不回来，敌即在此时从我空虚处进入淮阴城。虽经皓日一日巷战，已无可挽救。这完全是由于陈对用兵开玩笑所致。否则，不仅淮阴可保，且可歼灭敌人，改变战局。为什么陈如此动摇，固与宋曾有关，但我们估计与陈之英雄思想亦非无关系。两淮失后，中央决定山野与华野合并，陈、粟、谭统一指挥，命令已公布，但陈始终保持两个机关，拖不合并，陈亦自己行动，不在一起，仍采取临时接头会商方式。我们屡电建议，陈不采纳。此次因敌知我北移，攻宿七四军，东攻涟水，决一、六师南下配合五旅、皮旅歼敌，要八师接防徐家溜，峻集防务，保持六塘河防线，但陈又于今天提出山野北返山东，甚至让淮海失掉。如按陈此种布置，则六塘河、沐阳一带可能丧失，则一、六师将无归路，（因要渡黄河、盐河、前后六塘河及沐河），这对华野是极大威胁。同时陈指挥如此踌躇，山野回鲁南后也不一定打胜战，而山野、华野分开行动，对将来战局无法改变，对全国战局亦有害处。因此，我们坚决反对陈这种布置。我们主张：

　　一、山野仍应在原地担任后防，候华野十日后北来，再配合作战。

　　二、陈、粟、谭应会合一起，不宜分开，使粟能助陈下决心，并便统一山野指挥。

　　三、为了兼顾山东起见，以八师回鲁南，由叶去指挥。并要山东补充叶纵五千人（闻叶纵人数很少）。

　　四、如陈定要北返，至少应以二纵留下，山野无论如何，要在一、六师北返前确保六塘河与沐阳城，否则前途极坏。

　　此我们三个人几个月以来观察所识，本知无不言之义，直告中央。是否妥当，请中央决定，但望勿告陈。

　　1946.10.4酉时张鼎丞、邓子恢、曾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