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从莲花县出发，开到永新县三湾村。三湾是个小村子，只有十来户人家，座落在永新县西乡的山区。部队到三湾后，分散在以三湾村为中心的几个小村子里宿营，毛泽东同志就住在三湾村的一户农民家里。秋收起义后，部队遭到几次挫折，战斗减员很大，加上长途行军转移，病员很多，特别是当时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军心涣散。从莲花到三湾一路上看到部队很乱，尤其是第三团更乱，伤病员掉队的多，只有第一团第一营还比较整齐。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三湾召开前委会，决定再次对部队进行整编，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前委会是在三湾村中间一所大房子里开的，我们听到屋里大声争论，苏先骏还用手使劲地敲床板，说没办法安置伤病员。1927年9月29日，也就是到三湾后的第二天，部队在三湾村边一片已经收割了庄稼的农田里集合。毛委员到队前宣布，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三团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毛泽东对大家说：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革命最终一定会取得胜利。现在我们还有这样千把人的队伍，都是志愿结合在一起的，有这样一支有觉悟的革命队伍，只要大家齐心奋斗，还怕革命不能成功吗？听了毛委员的讲话，同志们精神大振，不约而同地议论说，有毛委员领导我们还怕什么！
 

　　1949年2月1日，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张宗逊在西北前线.

　　这次改编，全团缩编为七个连，五百多支枪。第一团辖第一营和第三营，缺第二营，每营编三个连，另单独编有一个特务连（不是修水时的师特务连）也叫第四连；团直属队有团部、政治部、辎重队和卫生队等单位。从武昌出发时，警卫团曾编有一个军官队，成员多是从各地投奔到武汉找党分配工作的革命骨干和党员干部，以后他们陆续分配了工作，有的因病因伤掉了队，也有个别的人自行离了队，三湾改编时就不再编军官队了。到1928年初，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才成立了教导队的组织，先是训练班长的军士队，以后才是训练班、排长的教导队。

　　改编后，第一团团长是陈浩，团附是韩壮剑（原名韩毅），参谋长徐庶；第一营营长黄子吉，党代表宛希先；第三营营长张子清，党代表何挺颖；辎重队队长范树德；卫生队队长记得是姓王，党代表何长工。我调到团部任参谋（团部共有两个参谋），谭政任文书。

　　三湾改编中，确定党支部建在连上，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加强了政治工作。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沿袭下来的制度是每团只有一个党支部，团政治指导员办公室直接管连队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只做宣传教育工作，因而政治工作没有群众基础。当时士兵里党员很少。党支部建在连上以后，排和班建立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把团、连政治指导员的制度改为团、营、连党代表制。同时，特别注意了在班长、战士中发展党员，这样党和士兵群众的联系便更加紧密了，大大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
#p#副标题#e#
 

　　三湾改编纪念馆.

　　在三湾改编中，还决定废除雇佣兵制度。规定官兵待遇平等，官长不得打骂士兵，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成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对军官有监督和批评权，从而调动了士兵的革命积极性。因为行军的关系，以上这些决定是在部队离并三湾以后才逐步贯彻执行的。团的首届士兵委员会也是离开三湾以后才选举产生的，参加团士兵委员会的学生兵有熊寿祺、刘炎、郑重、胡本田等同志。

　　部队经过改编以后，组织精干了，连队充实了，政治思想工作加强了，呈现出新的气象。广大干部、战士反映，这一下可好了，革命有奔头了。但是正在这个时候，以师长余洒度和第三团团长苏先骏为首的一些人经不起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竟以种种借口离开了革命队伍。他们大都是不辞而别的，有的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革命，迷信到中心城市去闹暴动；有的悲观消极，逃避斗争，回了家；有的则去投降蒋介石、汪精卫当了叛徒。总之，各种各样的人都有，他们走了，部队不但毫无损失，反而更加精干，更坚强了。

　　1927年10月1日，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县古城镇。3日，前委在古城镇文昌宫召开活动分子会，毛泽东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的精神，并且初步总结了湘赣边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到会有党员几十人，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自从文家市会师以来，毛委员一直随部队活动，一路上除确定部队大政方针以外，每到一地都设法找到当地党的同志，了解本地和周围地区各方面的情况。所以，古城活动分子会除军队干部外也有地方党的同志出席，毛委员在会上向大家介绍了永新县委的刘真和宁冈县委的龙超清。部队在古城镇休整了一个星期，把伤员病员安置在宁冈县的茅坪休养，然后继续向南走，经过宁冈的砻市、酃县的十都，一直开到酃县城郊。酃县县城里驻有挨户团，紧闭城门坚守，工农革命军没有攻城，只在城郊休息了两天。这时，我从团部调到第四连（即特务连）任副连长，四连驻在县城附近的板上村，连长是曾士峨，他是黄埔军校长沙第三分校的学员，秋收起义时在第三团当过连长，三湾改编时到特务连当连长，党代表是罗荣桓。

　　部队在酃县城郊休息了两天以后，前进到水口圩。

　　在水口圩部队休整了一个多星期，特务连住在一个祠堂里。有一天，下着濛濛细雨，我带领战士们在宽敞的祠堂大厅里教练使用步枪瞄准。忽然，毛委员走了进来，我当即按军队的习惯喊了“立正”口令，迎上去向毛委员敬礼，报告了人数和练习科目。毛委员微笑着摆摆手。说了声继续操练，就走到战士中间看射击预习。他和蔼地问大家：“能打中敌人吗？”“能打中！”大家齐声回答。毛委员又问：“能打中多远的敌人？”大家纷纷回答，这个说能打中三百米，那个说能打中四百米！毛委员听了很高兴，鼓励说：“很好！就这样练，把本事练好。”随后他便找罗荣桓党代表谈话去了。

　　就在水口圩休整期间，我们为毛委员收集报纸，从报纸上才知道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的消息。

　　大约10月中旬，前委决定，工农革命军就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罗霄山脉位于湘、赣、粤、鄂、诸省交界，其北段靠长江，又有武汉和南浔铁路；南段交通也方便，但都不理想，只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是湘、赣两省结合部，两省军阀有矛盾，各自保存实力，给我们以回旋余地。而且这个地区反革命的统治比较薄弱，交通和通信都很落后，我们可以在那里建立后方，伤病员也就可以有个落脚点。

　　根据侦察，在井冈山地区有两支农民武装，一支在山上，一支在山下，由王佐、袁文才领导，他们也叫农民赤卫军，并不是共产党领导，而是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在这个地区他们有群众基础，得到穷苦百姓的拥护。当时，有人主张用武力消灭他们，毛泽东不同意，认为应该团结、争取他们，并立即派人去做王佐、袁文才的工作。后来，毛泽东还亲自和王佐，袁文才谈话做教育工作，并送给他们一百多支枪，袁、王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王佐还参加了共产党，为红军的发展，为建立井冈山根据地作出了一定贡献。

　　1927年10月21日，工农革命军离开水口圩向遂川县的大汾圩前进。离开水口圩前，前委派第一营营长黄子吉带领两个连，打着国民党军旗伪装成国民党军队，绕过酃县，袭击茶陵县城。第一营在清早时分开进茶陵县城，城门口的岗哨弄不清是什么队伍，还举枪敬礼，城里只有少数反动武装，第一营把他们全缴了械。第一营还在茶陵国民党县政府里没收了一批银洋，从那里直接送上井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