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2012-10-26 10:39
开国上将张宗逊,在几十年戎马生涯中,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经历了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和建国后长期的军队建设实践,他的成长和沉浮一直与毛泽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参加秋收起义,护卫毛泽东上井冈山
1927年春夏,正当国共两党合作讨伐北洋军阀的战争节节胜利之时,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美英帝国主义的策动下,突然背叛了革命,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7月中旬,汪精卫在武汉也向革命群众挥舞起屠刀,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发动武装暴动来对付国民党的屠杀,并指派毛泽东作为中央代表,到湖南和江西边界的浏阳、醴陵、安源等地,领导武装起义。
经毛泽东紧张的组织协调,湘赣边界几个县的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和从武汉赶来的由中共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警卫团,被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卢德铭出任军事总指挥。警卫团编为第一团,也是起义的军事主力。张宗逊在该团六连任连长。按照中央规定的秋收起义计划,9月9日开始暴动,各团由东向西攻击,目标是夺取长沙。由于敌强我弱,加上缺乏经验,起义很不顺利,损失严重,卢德铭不幸牺牲。张宗逊率领的连队,在第一团编成内行动,向西攻击时,担任先锋;向东撤退时,担任后卫。连续战斗十来天,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初步展现了他指挥作战和管理部队的才干,受到领导的好评,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秋收起义受挫后,人们思想上出现了波动,国民党调集来镇压起义的部队,正向起义军合拢。在此危急时刻,毛泽东断然决定,放弃西进夺取长沙的计划,改向东南湘赣边境的山区转移。又经十多天转战,起义军余部终于摆脱了强敌的追堵,于9月28日,进至江西省永新县境内的三湾村。
起义军在三湾休整了五天,在毛泽东领导下,对起义行动作了讲评,对所剩部队进行了整编。将三个团缩编为一个团,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一、三两个营(每营三个连)和一个特务连,共七个战斗连队,约一千人。由于建制单位大量减少,干部都降职任用,张宗逊调到特务连任副连长。特务连的主要任务是护卫毛泽东和团部,张宗逊带领一个排,专门担负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实际上成了毛泽东的首任卫士长。当毛泽东听说张宗逊是陕西省渭南人时,风趣地说:“啊,你来自八百里秦川,是姜太公的老乡呀!姜太公垂钓于渭水嘛!”此时,毛泽东把张宗逊和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姜太公连在一起,显然对张含有激励之意。张宗逊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只是以微笑来答谢毛泽东的信任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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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毛泽东,还没有多大名气,在不少职业军人眼里,他不过只是一位有学问的先生。当时的师长余洒度和团长陈浩等,都不服毛泽东的领导,时常同毛泽东争吵。毛泽东的处境十分困难,很需要人们的理解与支持,首先须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弟兄来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并为他施展才华搭建舞台。此时的张宗逊等,恰好起到了这种作用。张宗逊时年虽仅二十岁,但已是一个有三年多党龄的党员和一名干练的初级军官,经过一年多黄埔军校的培训和半年多实战的锻炼,加上他魁梧健壮的身材,显得很威武。而且张宗逊在黄埔军校学习时,曾多次到毛泽东在广州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讲演,从那时起就敬佩毛泽东是一位深知中国国情的理论家。指派他领兵直接护卫毛泽东,应该说是最合适的人选。
张宗逊承担的主要任务是护卫毛泽东,确保毛泽东的安全。当时到处是反动武装和土匪,内部也时有动摇分子和叛徒闹事,随时需设岗布哨,严防不测。从三湾改编到进军井冈山,张宗逊与毛泽东形影相随,动则并肩行军打仗,歇则同宿一个屋内,经常是毛泽东睡在铺板上,张宗逊等打地铺睡在跟前,随时守候。10月22日晚,部队在遂川县大汾村宿营,半夜突然遭到敌人袭击。住地周围枪声骤起。张宗逊一边指挥抗击敌人,一边护卫着毛泽东从弹雨中突围,很快摆脱了敌人。由于连续爬山越岭,毛泽东的脚磨破化脓了,流出的血染红了草鞋,行走很困难。张宗逊和战士们用路边的竹子绑了一副担架,要抬着毛泽东走。毛泽东摆摆手说:“谢谢大家,我自己能走。”张宗逊坚持要抬,毛泽东坚决不坐。双方争执不下,彼此都很动情。毛泽东退让说:“你给我弄根竹竿,咱们拄着慢点走,好吗?”争执才平息下来。
张宗逊除负责护卫毛泽东外,还兼负着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收集情报。那时尚无侦察机构,更无电话、电台。外界的情况,主要靠收集报纸和打探消息得知。一天,派出去打探消息的同志,带回几张旧报纸,上面登有朱德等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汕头地区活动的情况。张宗逊立刻把报纸拿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并决定派人去联络,由此才引出半年后的朱毛会师。
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历次反围剿作战中,张宗逊一直在毛泽东率领下行动,紧随在毛泽东身旁。毛泽东从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建军原则和作战原则,张宗逊都能较早地得知,认真学习领会,并积极贯彻执行。患难结挚友,危急见真情,张宗逊以自己诚实、忠勇和勤奋的品行,赢得了毛泽东的器重,遂逐步提拔他担任大队长、支队长和师长。张宗逊率部打了多次硬仗恶仗,两次身负重伤,为保卫根据地和维护毛泽东竭尽了全力。在毛泽东遭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挤时,张宗逊也受到了牵连,被免去了师长职务,派往红军大学学习。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去探望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向毛泽东倾诉了心中的郁闷。毛泽东安慰他说:“现在这种情况,像是秀才遇见了兵,着急也没用。”并指点他说:“周恩来不是你在黄埔由团员转为党员的主持人吗?你心里的这些话,可以去找他说说。”后来,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张宗逊被重新起用,率部参加了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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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到达陕北后,护送毛泽东进驻延安城
红军万里长征过程中,张宗逊先任红一方面军三军团主力第四师师长,在彭德怀直接指挥下,率部强渡湘江、攻克遵义、四渡赤水、夺占娄山关,立下了汗马功劳。1935年1月,中央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地位,一、四方面军在川北会师之后,毛泽东派张宗逊到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任参谋长。在红四方面军,张宗逊同张国焘的分裂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历经千辛万苦,于1936年冬,在陕北的保安县城与毛泽东会合。此时,毛泽东就任中央军委主席不久,一看见张宗逊便亲切地说:“张宗逊你好幸运呀,三次爬雪山过草地竟然无恙,革命反倒把你由南方送回了家乡,给了你更便于施展才智的地理环境,我真替你高兴呦!”张宗逊则恳切地说:“我希望还是跟着主席做点具体工作。”毛泽东爽朗地说:“我们已决定调你到总部机关来,陕北的风土人情你都熟,来给我们当向导吧。”随即对张谈了西安事变的情况以及由此引起的时局变化。
当时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经万里长征虽然在陕北会师,但却都驻扎在保安县及其西北最贫穷的一些地方,自然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地方,都驻有国民党的军队。经国共两党代表协商,国民党的军队自行退出延安及其南面的几个县,让红军进驻,以利红军休整,然后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1月6日,毛泽东任命张宗逊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张宗逊时年二十八岁,正值人生体力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中央军委一局,也称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一局,是军委指挥机关的一个综合部门。下设作战、文秘、机要、警卫和行管等业务单位,并直接指挥中央警卫团。其性质与职能,类似于现在的军委办公厅加总参作战部再加机要局、警卫局和管理局。张宗逊到职后,毛泽东指示他立即筹划把军委机关迁往延安的事宜。张宗逊率警卫团一部及先遣人员,乘马星夜赶往延安,划分了各单位的驻地,布设了警戒,制订了迁移方案,返回保安呈请毛泽东审定并下达各单位后,便跟随毛泽东由保安向延安转移。两人都骑着高头大马,驰骋在奔赴延安的大道上,边走边聊。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张宗逊说:“十年前你护送我上井冈山,现在又护送我去延安,这是缘分吧?还记得你强迫我坐担架的事吗?”张宗逊还是以憨厚的微笑作答。斗转星移,转瞬十年。毛泽东由初涉军阵的领导人,变成了三军统帅,张宗逊则由卫士长,变成了统帅部的高级幕僚。1月13日,中央军委机关全部进驻延安城及其附近地区。从此,延安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圣地。
我军进驻延安后,延安西北边的几个县都成了红区,建立了由我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但南面紧邻延安的富县和甘泉县,还是缓冲区。国民党的正规军虽然撤走了,但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依然保留着。为了妥善解决两个县地方政府的更迭和地方武装的改编,毛泽东任命张宗逊兼任富甘地区警备司令,负责收编该地区的地方武装、清剿土匪和建立人民政权。这一工作很快取得了成效,为延安创造了比较安全稳定的环境。从1937年1月至7月,张宗逊跟毛泽东同住在延安城内凤凰山跟前一个院子里,直接协助毛泽东和军委总部的首长处理军务。此时的张宗逊成了联接红军各大单位的中间环节,从而也结识了红军总部和各个方面军的领导同志。在这半年多的相处过程中,毛泽东对张宗逊诚实、厚道、勤奋、谦虚的人品和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 ,有了更深的了解,张宗逊也获得了近前向毛泽东学习的大好机会。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毛泽东讲话,看到毛泽东起草或批改的文电,耳濡目染,大长了见识。对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兼听各方意见和辩证分析问题的工作方法,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相互间建立了更深的信赖和友谊。随后,应贺龙的请求,毛泽东派张宗逊到红二方面军工作。
率部赴华北抗日,奉命回防陕甘宁边区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在北平的芦沟桥地区,向中国守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毛泽东率红军将领发表声明,号召全国军民奋起抵抗,从此开始了全国抗击日寇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按照国共两党协商的统一编制,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和陕北的部队,缩编为八路军及所辖的三个师,每个师辖两个旅,共六个旅。贺龙指挥的红二方面军,缩编为第120师,贺龙任师长,原来所辖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分别缩编为第358旅和359旅两个旅。此前,贺龙提出,请毛泽东指派一位从井冈山成长起来的将领,来接替他直接率领由红二军团缩编而成的358旅。经过反复协商确定,毛泽东任命身边的张宗逊担任358旅的旅长。这一任命,深印着毛泽东与贺龙两位伟人沟通的心迹。从此,张宗逊在贺龙的直接指挥下,于1937年秋,率部由陕西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奔赴抗日前线,创建晋绥(绥,指当时的绥远省,即现内蒙古的中西部)解放区,并转战于华北大地。张宗逊率358旅与兄弟部队相配合,在吕梁山、五台山、大青山和冀中平原,广泛开展游击战和游击运动战,屡战屡捷,消灭了大量日伪军,并逐步壮大了自己。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实际上推行的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断在国共两党之间制造摩擦,千方百计地削弱八路军和新四军。1941年1月中旬,蒋介石调集重兵,在安徽南部的茂林地区伏击我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致使我新四军六千余将士阵亡。毛泽东为了防止“皖南事变”在陕北重演,对蒋介石保持着高度警惕。一方面指挥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奋力抗日;同时,在军事布势上又确保能及时调集力量,对付蒋顽军,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安全。所以将张宗逊率领的358旅,经常配置于晋绥地区。作为野战主力部队,358旅的行动方向,常随日寇和蒋顽军的动向而定,多次处于东拼西挡的机动作战状态。
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论中国之命运》一书,大肆鼓吹中国只能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主张,发出了强烈的反共信号。公然叫嚣“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并调集盘踞西安的胡宗南所部十多个旅,妄图攻占我陕甘宁边区,“闪击”延安,一举消灭我中央首脑机关。此时,我党政军大批高级干部,正集中在延安进行整风。延安的安危,关系着全党乃至中国的命运。毛泽东及时察觉了蒋介石的阴谋,遂于6月初,电令正在晋绥抗日前线的张宗逊,率领358旅立即西渡黄河,开赴延安以南的富县地区,准备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358旅经过五年多对日伪军作战的锻炼,由1937年秋出征时的两个团、四千余人,已扩编成了现在的四个团及三个直属营、共一万多人的精锐部队。
张宗逊返回延安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在华北作战和建军的情况。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凝视着张宗逊亲切地说:“你三十而立,块头更大了,比井冈山时期阔气多了,成了万军首领!今天留你吃饭,以示祝贺。”席间毛泽东谈到:“蒋介石从希特勒那里学来点新战术,企图闪击延安。把你们调回来,就是为了对付他。”张宗逊说:“指战员们听说蒋介石要进犯延安,个个义愤填膺,决心誓死保卫党中央,请主席放心。”毛泽东说:“那你们就认真准备吧!斗争的原则是有理、有利、有节。蒋介石在新四军那里占了便宜,陕北不是皖南,不能再让他占便宜。”张宗逊说:"决不会让他占便宜!我们要像在冀中对伪军张荫梧那样,只要他敢进犯,就把他消灭掉。”毛泽东说:“胡宗南比张荫梧难对付,要认真准备,防止轻敌。”张宗逊立即说:“一定把主席的指示传达到全体指战员,坚决贯彻执行。”
毛泽东在调兵遣将准备抗击蒋介石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同时,又主笔撰稿通过报刊和广播电台,揭露了蒋介石挑动内战、破坏抗日的阴谋,唤起了国内外公众的警觉,以同声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由于我军作了充分准备,加上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蒋介石才未敢轻举妄动,并于7月10日电令胡宗南:“暂停闪击延安的军事行动”。但是,胡宗南的部队在陕甘宁边区南边,仍然摆成一个合围的弧形阵势,虎视眈眈。张宗逊的358旅及边区的其他部队,针锋相对,也仍旧部署在这个弧形的对面,警惕地保卫着中央首脑机关。
1945年7月21日,胡宗南的部队突然袭击了我边区南端关中地区淳化县的爷台山等地,侵入我边区宽一百多里、深二十多里包含四十一个村庄的地区。毛泽东立即通电国内外,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挑动内战的阴谋,并组成爷台山反击作战指挥部,任命张宗逊为司令,统一指挥358旅及附近的部队共八个团,执行收复失地的任务。张宗逊指挥所部,经过周密的准备,采取正面牵制、两翼包抄战术,激战一昼夜,全歼入侵之敌。对张宗逊指挥的这次作战,毛泽东极为满意。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盛赞了这次反击战,他说:“不久以前,国民党调了六个师来打我们关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这宽一百里、长二十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胜利收复爷台山,全歼入侵之敌,震慑了胡宗南,大大改善了陕甘宁边区南部的敌我态势,有力地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随后,毛泽东命令张宗逊率部再次东渡黄河,再赴晋绥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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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部转战晋绥大地, 回师延安保卫毛泽东
1945年8月20日,中央军委调整了晋绥军区的指挥机构,一是在晋绥军区和十一个军分区之间,加设吕梁、雁门、绥蒙三个二级军区;二是组成晋绥野战军,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贺龙兼任司令,张宗逊任副司令,同时兼任吕梁军区司令,仍直接指挥358旅。吕梁军区位于晋西的吕梁山山脉及其周围地区,与陕北隔黄河相对,是晋绥解放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也是连接陕甘宁边区与其他根据地的枢纽地盘。从战略上看,是陕甘宁的东大门。张宗逊坐镇吕梁,实际上仍兼负着护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重任。
张宗逊率部重返晋绥后,根据毛泽东的命令,在贺龙的直接指挥下,立即对日伪军展开了反攻,收复了汾阳、离石、文水等县城,歼灭了大量日伪军,扩大了晋绥解放区。随后依国共两党签订的协议和毛泽东的命令,就地停战休整。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对我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解放区军民又奋起抗击。从此,全国各解放区,转入解放战争。晋绥军民也展开了保卫边区、保卫抗日胜利果实的战斗。
为了围歼侵入晋北煤都——大同的国民党军,中央军委决定,把晋绥和晋察冀两个军区的部队,合编在一起作战。经毛泽东批准,组成大同前线指挥部,任命张宗逊为司令,统一指挥两区野战部队八个旅及附近的地方部队共30个团的兵力。于8、9月间,在大同外围激战一个多月,歼敌一万二千余人。从大局上看,这也是个胜仗。但由于两个大战区的部队首次合在一起打攻坚战,以致出现了一些锣齐鼓不齐的问题。未能攻克大同,也未能全歼援敌。这是张宗逊指挥过的所有作战中,打得最不理想的一仗,成为他历史上和心目中的一个阴影。
在大同战役后,贺龙报请毛泽东批准,于11月初,把晋绥军区的野战部队,分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张宗逊兼任第一纵队司令,下辖358旅、独1旅等主力部队,遂行机动作战任务。
1946年夏秋,蒋介石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战略遭到挫败后,改为集中兵力向我鲁南和陕北两个根据地突施重点突击。蒋介石紧锣密鼓地在向陕北方向调集兵力,延安告急。毛泽东致电贺龙,调张宗逊率领的晋绥第一纵队西援陕北。张宗逊接到命令后,立即收拢部队,进行人员和物资补充,然后日夜兼程,西渡黄河,赶赴延安。主力于11月底开抵延安以南地区,再次承担起直接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任务。张宗逊赶回延安后,立即去见毛泽东。一见面就自我批评说:“没有把大同打下来,辜负了主席的信任。”毛泽东笑着说:“打下来当然好,没有打下来也不必垂头丧气,贺龙同志来电说,主要责任不在你,自己总结经验吧,争取把以后的仗打好。”接着,毛泽东又亲切地说:“等你们部队到齐后,我和朱老总去看看。就是去看望同志们,你不要张罗。”毛泽东短短几句话,不仅除去了张宗逊心目中一个阴影,而且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他从内心深处感激毛泽东对自己的的体谅和理解,决心全力以赴,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12月7日,晋绥第一纵队全体指战员在延安机场列队,接受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检阅。张宗逊陪同毛泽东缓步从各旅、团队前走过,并逐一介绍各旅、团的主要领导干部。毛泽东从排头走到排尾,从前排走到后排。这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兵,而是最高统帅在看望他的近卫军。延安的12月,天气已很冷,寒风扑面,但毛泽东神采奕奕,面含慈容,频频向指战员招手致意,而指战员则振臂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这次检阅是毛泽东给予这支远道而来的劲旅的殊荣,极大地鼓舞了士气,部队随即转入紧张的作战准备。
中央军委决定,把张宗逊率领的晋绥第一纵队和陕甘宁边区的新四旅、教导旅、警备一旅、警备三旅共六个旅、合编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毛泽东任命张宗逊为司令。集团军刚组建完毕,即遇到胡宗南以五个旅的兵力进犯我陇东的庆阳和合水两县地区,张宗逊率集团军主力前往迎战,将其先头之48旅大部1500余人,歼灭于西华池地区,击毙敌少将旅长何奇,拉开了陕甘宁边区大规模保卫战的序幕。此时侦知,在蒋介石严令督促下,胡宗南从晋南和豫西向我陕甘宁边区周围调集了34个旅的兵力,超过我边区兵力的9倍,企图直取延安,捣毁我中央机关。在此严峻形势下,毛泽东决定,暂时主动撤离延安,以诱增敌之骄狂情绪,将其调动起来,与敌在陕北的山区里周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予以各个歼灭。并致电贺龙,调王震率领的晋绥第二纵队西援陕北。为了便于协调,中央军委决定,把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和即将来到的晋绥第二纵队,编组为西北野战兵团,统归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彭德怀直接指挥,同时撤消了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张宗逊任西北野战兵团副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率部同兄弟部队协同作战,主要担任保卫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任务。
从1947年3月底至5月初,西野兵团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连打三个歼灭仗,歼敌三个主力旅,毙伤俘敌一万余人,打掉了胡宗南的嚣张气焰,振奋了边区军民的志气。在我军与胡宗南部周旋之际,青海军阀马步芳和宁夏军阀马鸿逵勾结,侵占了我陕甘宁边区西北部的陇东和三边分区,我西野兵团主力于五六月间前往迎敌,毙伤俘敌6000余人,全部收复了失地。西野兵团经四个月连续作战,遏制了国民党军的进攻,稳定了西北战场的态势,确保了毛泽东的安全和对全国各个战场的顺畅指挥。7月21日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兼政委,张宗逊任副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8月20日,西野主力于沙家店地区,一举歼灭了胡宗南的王牌整编第36师,毙伤俘敌6000余人,从此扭转了西北战场的战局,使党中央毛泽东的处境转危为安。
在上述几次重要的作战中,张宗逊直接指挥第一纵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8月23日,毛泽东专程到野司驻地来祝捷,接见了旅以上干部,在热情洋溢的讲话中,赞扬彭、张指挥果断,部队打得好。在同张宗逊谈话时说:“彭德怀同志提出,让你到他身边工作,我们都同意了;到野司来担任第一副司令,就不要再兼一纵司令了,由你的副手贺炳炎接替你;在你的任职命令上,‘副司令’三个字前边,我加了‘第一’两个字 ,是想让你增强点责任感;你的长处是稳重厚道,不足的地方是该厉害的时候厉害不起来;这一点你应该向彭老总学习;对上,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对下,该批评的一定要批评。”张宗逊本不愿意离开一纵队,但他不便直说,只好表态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接受主席的批评,努力照主席的指示去做。”从此,张宗逊协助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指挥了解放大西北的历次战役,先后攻克了西安、兰州、银川、西宁等大城市,歼灭了长期盘踞西北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的主力部队,促使新疆的国民党军起义,解放了占全国国土总面积四分之一的大西北,迎来了新中国的朝晖。
1950年10月,彭德怀赴朝鲜出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后,经毛泽东批准,由张宗逊代理西北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司令的职务,主持西北战区的工作,他指挥所部完成了围歼国民党军队残余和剿灭土匪的任务。大西北完全平定后,1952年10月,毛泽东任命张宗逊担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1955年后,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10月,毛泽东以最高统帅的身份,代表党和国家授予张宗逊上将军衔,并同时授予他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褒奖了张宗逊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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