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饶集中营囚禁的新四军干部，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青人，从被俘入狱之日起就开始考虑如何越狱逃跑回归革命队伍。他们首先想到的是集体暴动越狱，但集体暴动难度太大，稍有不慎便会造成重大牺牲。在集体暴动难以寻找到合适时机举行的情况下，不少人伺机个别越狱。从集中营医务室一同逃出来的陈茂辉和张世杰，就是比较早的个别越狱者。

　　陈茂辉是福建上杭人，1912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他在家乡参加了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暴动，当上了红军，并加入了青年团，不久转为共产党员。他随所在的地方红军编入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一军团二师六团后，担任过排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中央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长征，他根据组织的安排，留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任过军分区的组织科长和参谋长。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陈茂辉随所在的闽西红军游击队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于1938年3月初开赴皖南集中。不久，陈茂辉调新四军军部，任军政治部民运部科长。

　　1940年12月，在新四军军部机关和皖南部队北撤之前，陈茂辉科长拿着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的信，先后到南陵、泾县、太平、繁昌等县的国民党县政府去一一告别。这些县的政府官员不但口头上都称赞新四军抗日有功，而且有的县政府还送给新四军绣有“抗日先锋”、“为国为民”字样的锦旗。陈茂辉真没料到，这时国民党当局正暗中大量调动军队，埋伏在新四军即将北撤的途中，阴谋一举歼灭新四军。

　　皖南事变中，陈茂辉始终和军部一起行动。由于国民党军队包围进攻激烈，新四军经过几天顽强抵抗后，许多人子弹打光了，粮食也吃光了，水也喝不到了，陈茂辉疲劳已极，吐血病倒了。

　　1月13日下午，民运部长夏征农要陈茂辉组织一部分同志分散突围出去，交待说：“你们要是能突围出去当然最好，万一冲不出去，就在山上先埋伏几天，以后再化装到江北去。”正说着，枪炮声大作，国民党军队从四面包抄过来，军部人员随即被冲散。陈茂辉带了一个机枪排长、一个炊事员和两个战士，在山沟里隐蔽下来。

　　在山沟里隐蔽了两天两夜，粒米未进，滴水未进，饿得大家头昏眼花，浑身无力。1月16日，国民党军队搜山，一边放火烧山，一边放枪乱打。眼看着火势蔓延过来了，那个炊事员再也忍耐不住，突然跳起来，向没有火的地方奔跑。敌人发现了目标，蜂拥而上，将陈茂辉他们俘虏了。

　　被俘后，陈茂辉化名陈标，编造的简历是：新加坡华侨，回国参加抗战，在新四军兵站当采购员。被俘人员在定潭集中编队时，他被编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军官大队”第三中队。同囚的人员中有他熟悉的李胜、邓毅生、徐一非等同志，他们秘密商议过集体暴动越狱问题，也想找机会试一试，但是没有搞成。

　　陈茂辉体质虚弱，关押到上饶不久就病倒了，咳嗽，吐血，被临时编到五中队女生分队，由女特务分队长管理。一天，在服劳役间隙，他到小溪边洗手，女生队“学员”班长吕明（原名李捷，女生队秘密党支部书记）以洗衣服为名也来到小溪边，乘机递给陈茂辉一张纸条。陈茂辉正准备打开纸条来看，忽地看见女特务分队长跑了过来，于是连忙装着上厕所，把那张来不及看的纸条撕碎丢进粪坑。

　　人高马大的女特务分队长凶神恶煞地守在厕所门口，一见陈茂辉出来，就喝令他把纸条交出来。陈茂辉说没有什么纸条，她二话不说，伸手就是一个巴掌，被他躲过了。女特务分队长随手抄起一根扁担打过去，陈茂辉躲避不及，扁担重重地打在了肩膀上。由于胸膛受到剧烈震动，陈茂辉大口吐出血来。疼痛难忍，他索性躺在地上不动了。

　　女难友们围上前去扶起陈茂辉，替他擦去嘴角上的血迹，纷纷谴责女特务分队长下手太狠，心太毒，往死里打人，并质问她：“我们参加新四军是为了抗日救国，有什么罪过？为什么要在这里受罪？”

　　女特务分队长觉得众怒难犯，大声骂了句什么脏话后，便叫人将陈茂辉抬去医务室。

　　第二天，女难友惦记着陈茂辉的病情，提出要去医务室看望他，遭到女特务分队长的拒绝，大家伤心地大哭大闹起来：“你们差点打死人了，我们还不能去看看吗？你还有点人性没有？”

　　女特务分队长没法，只好让女“学员”轮流去医务室看望陈茂辉。

　　这天，李捷找机会到了医务室，悄悄地对陈茂辉说：“上次那纸条就是告诉你，有特务向我打听，问你在新四军是干什么的，这说明他们注意上你了……”话未说完，就有一小特工闯了进来，把李捷赶走了。这是陈茂辉最后一次见到李捷。几年以后，他才得知李捷在赤石英勇就义的消息。

　　陈茂辉知道特务开始注意起他，更加想早日逃出这个魔窟。为分散特务的注意力，他故意把病装得更严重些。不料想，狱中流行起回归热，体质虚弱的他也很快染上了，病得真的很严重，连续高烧不退，有时还昏迷过去。特务医官说这病没得治了，叫人将他抬放到“太平间”等死。

　　“太平间”里还有张一阳和徐一非，他们三个人并排躺在柴草堆上。张一阳病情最重，一直发着高烧昏迷不醒，慢慢地身体由热变冷。陈茂辉紧挨着张一阳的身体，紧握着张一阳的手，直到他的身子逐渐变得冰冷僵直。眼看着这位年青的战友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死去了，陈茂辉的泪水早已不禁夺眶而出，但是自己也病重，已无力喊出一点声音来。

　　难友来抬张一阳遗体时，发现陈茂辉和徐一非都还在喘气，便向特务医官提出强烈抗议，说不能把人放在这里等死，有一口气就要治治看。特务医官无言以对，只好同意将陈茂辉和徐一非送回医务室。

　　难友们见陈茂辉病情很重，也以为他会和张一阳一样很快死去，便怀着沉痛的心情为他准备后事，想方设法筹点钱准备为他买付棺材。难友中有一个原新四军军部的医生陈延圣，装着生病的样子来到医务室，偷偷看望陈茂辉，确诊他的病为回归热后，回到队里从大家为陈茂辉捐的棺材钱中拿出一部分，托人到外面买了支“六O六”针剂给陈茂辉注射，终于把他从死亡边缘上抢救了回来。

　　病情有所减轻后，陈茂辉又开始考虑如何逃出魔窟。这天，医务室抬进来一个“昏迷不醒”的病人。陈茂辉一看，原来是皖南特委秘书长张世杰。张世杰此前任铜陵县委书记时，陈茂辉就认识他。

　　张世杰是安徽铜陵人，比陈茂辉小四岁，高中毕业生。1938年春夏由各地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部队陆续到皖南集中后，满怀抗日救国激情的张世杰毅然投笔从戎，于7月间到泾县云岭参加了新四军，进入教导总队政治队学习。

　　在当时的新四军部队里，张世杰算是学历高的了，加上他革命热情高，在政治队学习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习结业分配到二支队任政治干事。1940年初支队西移铜陵，组织上安排他留下来担任中共铜陵县委书记。

　　这年秋，国民党顽固派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各地加紧反共活动。在铜陵，张世杰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组织上便将他调回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由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安排他接替欧阳惠林，担任皖南特委秘书长。

　　皖南特委机关和东南分局机关在一起办公，特委书记由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建国后任过国家民政部部长）兼任，李步新任特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江西上饶人，建国后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宣传部长是白丁（即徐平羽，建国后曾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1941年1月4日晚，皖南特委机关随新四军军部撤离云岭，开始北移。

　　皖南事变中，面对国民党重兵的疯狂围歼，张世杰和部队指战员一起浴血抵抗，终因弹尽力竭而被俘。

　　在上饶集中营，张世杰被编在“军官大队”第一中队。同囚在这个中队的共产党员较多，这些共产党员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建立了秘密的党支部，张世杰被推选为秘密支部的委员。一天，特务中队长张弘毅布置大家写自传，要求完全真实，不得弄虚作假。张世杰和其他支部成员秘密交换了意见，认识到这是特务队长在摸大家的底，如果照实写了，就等于自首变节，因此必须向大家揭露特务队长的这个阴谋，绝对不能把真实情况告诉敌人。结果特务队长将大家的自传收上来一看，见写的都十分简单，知道其中并无真实内容，大光其火，把大家痛骂了一顿，命令重写。自然，重写的自传还是和原来的一样。特务队长无奈，将大家又集中起来大骂一通后，把根本不可信的那一迭自传纸烧掉了。

　　特务们为了显示“军官大队”是个军政训练机关的样子，也为了“活跃”阴森冷酷的狱中生活，在用枪口剌刀强迫“学员”们开辟的操场上，设置了一副篮球架，除他们自己打球作乐消遣外，还要被囚的“学员”也组成一个球队，并与之进行篮球赛。

　　“军官大队”囚禁的新四军干部中有不少人在部队时就爱打篮球，张世杰是其中之一。他和秘密党支部的同志经过研究，同意参加球队。他们认为，皖南事变中虽然遭到国民党暗算我们兵败被俘沦为囚徒了，但我们仍是坚强不屈的新四军战士，仍然是斗志昂扬，在球场上也可以和国民党特务们较量较量，显示显示我们新四军战士的精神风貌。张世杰就这样参加了“学员”球队。

　　狱中生活备受折磨，“学员”球队在比赛中往往体力不支，特务球队常常欺侮“学员”球队体力不支，故意挤撞“学员”球队队员，“学员”球队队员也都憋足了气，顽强地拼搏，并凭着高超的球技，常常赢球。这天张世杰参加比赛，一特务球队队员用劲撞了他一下，他气愤已极，也回踢一脚。谁知那特务队员一躲闪，这一脚却正好碰到了其下身，痛得惊叫一声“哎哟”。张世杰怕遭到特务们的恶毒报复，就势倒到地上，一动不动，装成不省人事晕倒过去的样子，被人抬进了医务室，和原来就熟悉的陈茂辉住在了一起。

　　他们两人多次秘密商量逃跑的办法，寻找逃跑的时机。

　　这个时机终于很快地等到了。

　　1941年的4月24日，是陈茂辉和张世杰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天刚亮，特务医官就把病人叫醒了，对大家说：“明天，长官部有一个专员要来我们军官大队视察，也会到医务室来看看。凡是能下床的，今天都要动起手来，打扫医务室的卫生，任何人不得偷懒。”他指指这个病人又指指那个病人，分派着打扫的任务。说罢，他自己出去溜达了，由宪兵监督病人打扫卫生。

　　陈茂辉和张世杰被分在一起干活。他们两人在搬动一只破旧橱子打扫墙角卫生的时候，发现橱子后面是一扇侧门。这个医务室原来也是一户农民住房，前门有宪兵站岗，后门被钉子钉死，这扇侧门没有封死，只是上了闩，用一只破旧木橱挡着。要想逃出去，这扇侧门自然是最好的出口了。这一发现使他们感到非常惊喜，兴奋得差点叫出声来。但他们掩饰住内心的激动，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随即又轻轻地把破橱子移回原处，留下了一个勉强能侧身摸到侧门去的空隙。陈茂辉还找了一只碗，盛满水放在橱子下面。

　　下午四时许，吃了晚饭，大家照常坐在铺位上比赛捉虱子，看谁捉的虱子多，“战绩”大。陈茂辉和张世杰一边捉虱子，一边不时地望着天空，盼望着天快些黑下来。由于有些心急，他们直觉得时间过得太慢。

　　天色终于黑下来了，又挨过了一段时间，特务医官终于吹哨子叫大家睡觉了，并到每个人的铺前检查一遍，看人都在铺上没有。

　　夜渐渐深了，医务室也渐渐静下来，已经有人开始打起了呼噜。陈茂辉心情激动，睁开眼睛看着挂在墙上的那盏忽闪忽闪的豆油灯，耐心地等待着决定自己命运的时机的到来。

　　大约10点钟，室外响起了脚步声，接着射进来了手电光束。是特务查铺来了。陈茂辉赶紧闭上眼睛，一动也不动，装着睡熟了的样子。这个特务象往常一样，用手电将每个铺位照了照，见人都在铺位上睡觉，一会儿就出去了。

　　待到查铺特务的脚步声消失了，陈茂辉悄悄地爬下床，把脱下来的棉衣服塞进被子里，摆弄好，仿佛被子里仍真的有人睡觉一样。他从铺上检查到铺下，发现少了双鞋，于是从床底下拿出一双破鞋，小心地摆放在床铺前。

　　午夜12点，外面又响起了脚步声，是大门口和病房门口站岗的宪兵换岗了，陈茂辉赶紧回到床上装睡。他从房门口两个宪兵简短的交接岗谈话中听得出来，接岗的是一个患有梅毒的宪兵。这个宪兵有个特点，接岗不久就会打瞌睡，顶多半个小时就会呼声大作。这正为他们逃跑提供了良机。

　　待到梅毒宪兵的呼噜声响起，陈茂辉控制住兴奋的心情，又悄悄地爬下床，先将棉衣塞进被子做成仍有人在睡的样子，再望望睡在周围的难友，默默地向他们告别。张世杰也已经下床准备好了，两人蹑手蹑脚地溜出病房门，绕过睡得和死猪一样的梅毒宪兵，摸到放破橱子的侧门边。

　　陈茂辉端起白天放在破橱子下面的一碗水，慢慢地浇在侧门的门闩和户枢上。张世杰轻轻地拉开了门，侧着身子缓缓地挪动着，从窄窄的门缝里钻了出去。陈茂辉紧紧跟上，轻轻挪着脚步，也跨出了侧门，并顺手轻轻地将侧门带上。之后，他们伏下身子，迅速地穿过一条小巷，向着前面的小山跑去。

　　他们一个劲地跑到了小山上，这才停下脚步歇口气。望着沉睡中的周田监狱，他们紧紧地握着手，兴奋地低声说；“我们终于逃出这个魔窟了！”

　　逃出魔窟后，两人历尽艰难险阻，吃尽千辛万苦，从江西到福建，从福建到浙江，再从浙江到安徽，行程数千里，为时两个多月，在安徽旌德县分了手。之后陈茂辉去了江苏，找到了新四军第七师，张世杰则在徽州和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回到了重新组建的皖南特委。

　　陈茂辉是7月初到新四军第七师的，师长粟裕将他留了下来，任新四军苏中军区如皋警卫团团长、第七师兵工部政委。后任过苏浙军区二分区参谋长、华中野战军特务团政委、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一师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二十三军六十八师政委，直至解放。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二十三军奉命跨过鸭绿江，陈茂辉担任志愿军二十三军政治部主任，不久升任军政委。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这时，他还在朝鲜。

　　从上饶集中营出来的人返回人民军队的很多，陈茂辉是其中所授军衔最高的人。

　　陈茂辉将军1958年从朝鲜回国，1960年调任江苏省军区政委。“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除成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外，还因为关过上饶集中营而被怀疑为“叛徒”、“特务”，靠边站，受到审查、批斗。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后，陈茂辉官复原职，重新当上了江苏省军区政委。

　　1979年10月，陈茂辉将军担任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1982年7月离休，在南京美丽的玄武湖畔安度晚年。

　　张世杰回到了重新组建的皖南特委后，任过县委书记、县长、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过鲁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战斗，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50年，张世杰脱下军装，调到外交战线工作。他先后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一等秘书、驻匈牙利大使馆参赞、驻索马里大使馆参赞、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尼泊尔大使、北京市人委副秘书长兼外事办主任、外交部总务司代司长、外交部办公厅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索马里大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西班牙大使等职。1982年离休，1988年9月15日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