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2012-10-25 15:36
5月23日夜,总攻上海市区的战役打响了。
“粟裕、张震提出了从四面八方攻击上海市区的计划。”秦叔谨回忆,决心先攻占苏州河以南市区,然后攻占苏州河以北市区,最后聚歼可能退集吴淞口江湾地区的国民党军残部。
“野司首长命令我再抽调一部分炮兵支援市区作战。”陈锐霆说,同时增调的还有刚刚解放杭州的第7兵团23军和第8兵团的25军。
“铁路已经完全被炸毁,我们不顾倾盆大雨,道路泥泞难走,以每小时12华里的速度,沿沪杭公路向上海疾进。”88岁的老兵秦镜,至今难忘当年那次艰苦的行军。
这位当年23军69师205团团长回忆:“听说要打上海,战士们群情激奋。”
“当时正值深夜一两点钟,部队深一脚浅一脚,吃力冒雨行进。”95岁的开国少将陈茂辉,时任23军68师政委,“我们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尽快参加上海战役。”
“战士们滑倒了,爬起来,有的战士为了行军方便,干脆脱掉鞋子打赤脚。”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陈茂辉回忆,就这样,部队一连两天多不分昼夜地行军,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睡着了。
“5月23日中午,我和师长张云龙带领先头部队赶到上海市郊的松江县。”陈茂辉说,这时,9兵团司令宋时轮和政委郭化若已经在等候他们了。
两位开国上将要求陈茂辉率部队发扬风格,人不歇脚,马不停蹄,立即赶往上海市区投入战斗。
“从松江到上海市区,最后还有80多华里路程。”陈茂辉回忆,虽然部队非常疲劳,但战士还是争先恐后地向前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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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4个小时,我们到达莘庄。”陈茂辉说,就在这时,他们发现敌人的布雷区,先头部队马上放慢速度,拉开距离,由工兵展开排雷作业。
陈茂辉回忆,此时此刻,大家都想着一个“快”字,没有一个人因为夜间排雷而顾忌生死,没有一个人因为工具不够而袖手旁观。
“经过几个小时的艰苦努力,许多战士用双手挖雷,指甲缝里都渗出了鲜血。”陈茂辉说,还好,他们没有踩响一颗地雷,大部队顺利通过雷区。
“5月24日拂晓前,我们师终于到达了上海市区边缘的龙华镇。”陈茂辉说。
聂凤智率领27军从西面和南面向市区攻击前进。
24日晚9时,在西郊虹桥机场的前沿指挥所,聂凤智接通了79师师长肖镜海的电话:“部队打得怎么样?”
“冲进去了,军长!”肖镜海兴奋地答道。
聂凤智有点不敢相信,再问一句:“冲进去了?”
“冲进去了,敌人退却了。我们正顺着南京路、林森路(今淮海路)向市中心追击。马路上的电灯还给我们照着亮呢!”
“我们的战术是‘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76岁的老兵徐法全,当年是27军侦察营的一名排长,“我们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敌人一辆传送命令的吉普车,也开到了我们的阵地上。”
25日上午8时许,仅仅经过10多个小时的战斗,苏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区全部解放。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这场市区攻坚战,将不会有太多的战斗之时,一条苏州河却挡住了英雄路。
横穿上海市区的苏州河,宽约30米,敌人凭借北岸的高楼大厦,居高临下地构成火力网,严密封锁了河面和南岸的街道、建筑。
“为了完好地把上海交给人民,粟裕等三野首长早就下了命令:在上海市区战斗中,只准使用轻武器作战,一律禁止使用火炮和炸药。”秦叔谨回忆。
三野司令员陈毅特别强调:“宁肯多牺牲,不准用炮轰!”
“我们攻击部队为了减少城市设施的破坏和居民的损失,尽量不用炮火射击和爆破,主要使用步兵武器,以短兵相接歼灭敌人,结束战斗。”中国人民解放军原67军副军长秦镜回忆。
“死人太多了。”徐法全回忆,战友们一批批地冲上去,一批批地倒下来。
“河水全是红的。”几十年过去了,当年解放上海苏州河的那场战斗,留给徐法全老人的回忆,是惨烈和血腥。
此时,被阻在苏州河南岸的27军前线指战员,再也看不下去这种伤亡了,强烈要求开炮。
军长聂凤智获悉后,下令制止:“谁敢放一炮,我撤谁的职!”
危急关头,陈茂辉的68师立了一功。
“面对猖狂的敌人,我师不能用猛烈炮火去教训他们。”陈茂辉说,换句话说,对于苏州河北岸守敌,“我们只可智取,不可强攻。”
“为了迅速查明对岸敌人的兵力部署,我和师长命令部队注意观察对岸敌人的活动情况,另一方面要求部队依靠群众,进行文明的调查了解。”陈茂辉回忆。
“24日下午4点多钟,在上海工人纠察队的帮助下,我们利用电话和苏州河北岸的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从他们提供的情况中,找到了易于我们师突破苏州河的具体地点。”陈茂辉回忆。
陈茂辉说:“在苏州河上游距我们约30华里的西站附近,河面只有几丈宽,虽然那里也有敌人的重兵把守,可是他们把前沿阵地设在了苏州河南岸。”
“也许敌人是准备发现我军之后,再向苏州河北撤退。”陈茂辉回忆,可是敌人万万不会想到,他们的这一疏忽,却给自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大约是午夜12点,我师首先集中少数兵力,摆出进攻架势,以密集火力向对岸敌人猛烈射击。”陈茂辉回忆,“与此同时,我和师长命令202团团长张本科带领先头部队向西站迅速前进。
“300多名西站守敌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们会从天而降。”陈茂辉借来20多辆公共汽车,率领师主力随后跟进,“这些敌人很快就当了俘虏。”
“当苏州河北岸的守敌发现我们时,已经来不及请求增援,立即弃阵逃跑了。”陈茂辉回忆。
“部队到达河边后,我们发现河面没有桥梁。”陈茂辉说,战士很快就在附近找到了两条小船,用两船相接,船身刚好横跨河面,形成一座“船桥”。
陈茂辉回忆:“我师两个团的兵力,从这座‘船桥’之上直插对岸,第一批渡过了苏州河。”
国民党军队苏州河防线一旦被拦腰斩断,他们苦心经营的整个苏州河防线很快就全线崩溃。
敌人最高指挥官刘昌义眼见回天无力,率部起义了。
“我们占领了敌人淞沪警备司令部。”83岁的黄浩,当年是23军67师201团1营营长。
“27日拂晓前,我率领一营进至敌警备司令部附近,占领一座民房。”黄浩回忆,2连连长王培均带来一位地下工作者,还有两名俘虏。
“我请两名俘虏进到敌司令部做瓦解工作。”黄浩说,“不久,先有一个连的敌人出来投降,但部分敌人仍存侥幸心理,在等待观望。”
黄浩回忆,正当他们进一步对敌施加军事政治压力时,友邻部队从北面攻过来了,“我们一下子俘敌7000多人。”
“没想到里面有那么多人。”几十年过去了,满头华发的黄浩至今为那场直捣敌人心脏的战斗感到骄傲和自豪。
“里面只有一个望远镜。”罗维道率部冲进了汤恩伯指挥部,“汤恩伯跑得太快了。”
5月27日,上海市宣告解放。蒋介石严令坚守6个月的战斗,人民解放军只用了1/12的时间。
“25万敌人,也只有5万从上海逃跑。”秦叔谨说。
“正如陈毅元帅所言,我们取得了军政全胜。”与所有参加过上海战役的老兵一样,长期从事战史研究、著作等身的王辅一,至今还对当年那场特殊的城市解放战争记忆犹新。
王辅一说:“渡江战役之前,第三野战军制定颁发了严格的《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
当中共中央收到陈毅关于“入城守则”草案后,毛泽东在来电上批复了8个大字——
“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为了不影响市场供应和金融秩序,解放军入城后,一律不允许在市区买东西,甚至部队吃的饭菜,也是在几十公里以外的郊区做好,再送到市区。”王辅一回忆。
为了不惊扰上海市民,蒙蒙细雨之中,疲惫至极的战士,和衣抱枪,整夜睡卧在车水马龙的马路两侧。
新华社随军记者艾煊这样写道:“战争给人们创造了一种特殊的生活式样……今天,战士们甜蜜地躺在马路上做短暂的休息,大家在躺下时,都轻声地笑道:‘呱呱叫,平得很,就是凉一点。’慈祥的老太太,热情的青年学生,商店的老板、店员,都诚恳地请求战士们到他们的房子里去休息一下。可是战士婉谢了,他们不愿擅入民宅,他们不愿在这一小事上,开了麻烦群众的先例,开了违反人民军队传统的先例。”
秦镜回忆:“部队模范地执行了城市政策纪律,在市区内一律不进民房,全部露宿在马路街头,谢绝一切物资慰劳,积极开展宣传工作,人民群众热烈拥护和赞扬。”
“我的车开到一个路口,有位解放军战士告诉我,前边还有战斗,不安全,要我别过去,态度和气诚恳,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解放军,对照国民党军队真是完全不一样。”荣毅仁曾这样回忆。
当时,荣毅仁是上海三新银行董事兼经理、上海合丰公司董事、江苏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经理,在荣氏家族中举足轻重。
1949年年初,荣氏父子心情复杂,荣毅仁的太太杨鉴清,已托人在香港租好房子,准备在“形势紧迫”时,迁居香港。
这一天的见闻以及随后人民解放军的模范城市政策,让荣毅仁改变了主意,荣家留了下来。
上海人民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场合,第一次同自己的军队见了面。
“我们有的战士大小便都拉在了身上。”罗维道永远都忘不了,81师的官兵为了执行纪律,都不敢上厕所。
“上海老百姓一走近我们的战士,很快就掩鼻而去,他们纷纷说,官兵们身上怎么这样臭?”罗维道回忆。
“在上海战役中,我们师模范遵守纪律,得到了上级表扬。”陈茂辉回忆,他们不仅做到了一切缴获归公,而且在俘虏很多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战士去搜俘虏的腰包。
“渡过苏州河之后,我们在向吴淞口追歼逃敌的途中,截获了敌人60多辆卡车的物资。”陈茂辉回忆,他们当时并没有注意车上到底是什么东西,派人把这些东西交给了上海市军委会。
“然而,在上海市解放一周年的庆祝大会上,上海市人民银行却向我师发出了特殊的邀请。”陈茂辉说,此时,他们才知道,卡车上的物资全是黄金、银元宝等贵重物品。
当然,也有一些有趣的小插曲。
“上海战役一结束,我们奉命撤出。”黄浩回忆,途中休息吃中饭时,团政治处的一位干事,是上海人,通过朋友了解到旁边有个美国新闻处,想去了解新闻。
“美国新闻处‘热情’接待了他,并请我们部队去看了一场电影。”黄浩回忆,团首长带全团都去,看的是无声电影,银幕上有中文字幕。
“就是看了这场电影,出事了。”黄浩说,当时谁都不知道,这是一个特务机关。
“不久之后,美国合众国际社歪曲报道了此事,说是解放军擅自到美国新闻处看电影。”黄浩说,中央先知道这件事,后来陈毅大怒,他们的团长和政委作了深刻检查。
黄浩回忆,去美国特务机关看电影,在解放上海各部队中,出了个“显赫”一时的“洋相”。
解放军严格的警卫,还引起了国母宋庆龄的误会。
5月27日,上海一解放,毛泽东立即派警卫部队,赶到宋庆龄寓所,为她站岗护卫。
“接受任务的27军,既感到光荣,又感到压力很大。”秦叔谨回忆,为防止坏人混入,他们制定了一条不太通情理的规定——只准出,不准进。
一天,宋庆龄外出有事,乘车回家时,被战士们挡在门口。宋庆龄的随员下车作了解释。战士们说,他们不认识她,先不能进去,他们要请示上级。
宋庆龄生气了,掉转车头,直接开到了三野司令部,当面找陈毅告了一状。
后来,27军当面向宋庆龄赔礼道歉,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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