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执政后的文化过渡问题

    1、为什么说有一个社会主义文化过渡时期

    先进文化的创造，总是和政治经济的变迁交汇一起，整体推进，互为印证。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同时，还对这个开辟新纪元的历史性转变，作了一个文化方面的描述和畅想：“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由于革命的胜利，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真的已经成为现实的时候，毛泽东强烈地感受到先进文化创造所迎来的从未有过的契机，透露出实现文化飞跃的浓烈渴望和宏大的历史激情。

　　于是，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特别是在推进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对文化现状的焦虑不满之情，便油然而生。在他看来，在文化现状与社会进步之间，存在着两个明显的落差。

　　一个落差属于政治上的判断。革命胜利后，在政治上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在文化上如何看待自由主义，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从4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对它们的政策，经历了“发展”到“利用”和“限制”，再到1953年提出“改造”这样一个过程。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到文化选择上面来。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时期，同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结成的统一战线格局，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仍然属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当上层建筑中的政权领域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以后，毛泽东觉得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依然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天下。于是，他在1950年5月29日的一个谈话中感慨地说：我们在文化界的进步力量还小，文化队伍中的“人民解放军”太少了。

　　再一个落差属于文化上的判断。汇聚各种知识分子和文化资源，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是中国共产党当时最直观的愿望。由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是带着浓厚的延安文化的经验和美好感受走进北京的，因此，对文化建设的方向模式，也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预期。但是，各路文化大军“会师”之后，多数知识分子则是带着旧有时代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文化刻痕投入到新社会的。他们的思想之驳杂纷呈，就像郭沫若谈论自己的思想时打过的一个比喻：一个长途辗转跋涉的旅行包，上面贴满了各个码头的标签。背着这样的文化旅行包的知识分子，要走向被视为新中国“精神故乡”的延安文化，显然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他们的精神产品，同在延安整风基础上形成的延安文化，也存在着不协调甚至很不协调的地方。

　　于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按照延安经验来推进先进文化的创造，为了营造能够体现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思想气氛，对原有文化的改造也就成为了必然。正是在一场持续的文化改造过程中，对新中国成立前构想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实践和普及，逐渐演变成为了既有继承也有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倡导和构想。由此可以确认，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不仅仅是人们惯常理解的在1953年到1956年之间进行的经济上的“三大改造”，也应该有一个，事实上也存在着一个毛泽东非常关注且投入很大精力的“文化改造”。以文化改造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文化过渡，其声势和规模，或许不像经济过渡那样广泛触动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但是，毛泽东与先进文化论纲(中)党的文献2002年第2期它在文化思想领域掀起的波澜，对中国文化格局重组之功能，对中国文化脉向影响之剧烈，却是显而易见的。

　　2、文化改造的五个步骤及其对象

    1950年6月，毛泽东便正式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认为“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同时也反对“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1]看来，他当时的文化改造思路还是格外谨慎的。

　　在接下来的文化实践中，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这样几个步骤：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1年)，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1953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批判引伸出来的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1954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胡风等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则已非文化改造和文化批判的范围了)(1955年)。五个步骤，一个宗旨，就是解决文化现状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不相适应的问题，核心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文化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并把它普遍地推行和落实到社会主义文化创造的实践当中。

　　关于知识分了的思想改造，主要是大力倡导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学习重新发表的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以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历史观、哲学观和文艺观。与此同时，还专门安排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参加土地改革，以便在实践中增强对社会变迁的认识，实现立场和态度的转变。哲学家冯友兰到乡下参加土改后，便说自己“了解了剥削的真实意义，也了解了农村划分阶级的标准”，从而认同了农民革命的合理性。[2]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当时主要针对的是资产阶级唯心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自视清高，不问政治，标榜“客观主义”的超阶级思想等等。在政治上，主要是逐步解决立场问题，第一步是民族立场，第二步是人民立场，第三步才是阶级立场。为了适应新社会，也确实有不少知识分子有着主动进行思想改造的积极性。北京大学汤用彤等8位教授就发起组织了一个北大教师政治学习运动，冯友兰、贺麟等人公开发表的有关自我批评和初步转变的文字，影响很大，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效果。

　　有一个问题，一直让一些后辈学人困惑：当初接受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到底是不是心甘情愿、心悦诚服？如果说是，但近十年来则有一些当事人撰文反思；如果说不是，他们当年发表的文字却一点看不出被迫的应景式的心态。

　　这里，我想引一段季羡林先生后来的感受：“最初，倒不一定认识到自己身上有什么毛病，可后来人们都说你有毛病，结果呢，人非常容易受外界影响，就觉得自己有毛病，倒不是勉强的。拿我来讲，我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就是肮脏，就应该改造。这‘原罪’呀，是应该的。”经过改造后，“真像洗过澡以后，觉得身体非常的干净，精神非常愉快。”[3]

　　季羡林先生当时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无疑是思想改造的局中人。从这段自白中，我们不难体会到，说知识分子一开始就认为自己的思想应该来一个改造，是不合常理的。接受思想改造的原因，确与大的政治背景和政治气氛有关，但也不是完全由形势所迫。季先生谈到的这个“原罪感”很有意思，尽管当今知识界对这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但我还是倾向于认为，它反映了当时多数知识分子的真实心境。他们面对改天换地的革命胜利，在欢迎新政权、适应新要求的时候，多少要反思一下自己的历程，由此觉得同那些为了革命胜利奋斗多年的人比较起来，自己殊无贡献，生出“自愧不如”甚至“自惭鸠拙”的感慨，也属常情。当时的改造方式大体温和，也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知识分子萌生内心的抵触，或虚与应付的态度。当然，要撕去文化旅行包上各个码头的标签，重新贴上唯一的一个码头的标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具有普遍的针对性，接下来的四个步骤，却都是由具体事件引发产生的。在新旧文化的变革过程中，有具体事件、具体人事、具体的思想焦点作为改造对象，自然要比一般地提出问题，宽泛地说有这种倾向、有那种倾向应当改变，更为引人注意，更容易深入，但也更容易把文化改造演变为集中火力的批判运动。

　　对电影《武训传》，毛泽东最难容忍的，是片中当作“千古一人”来塑造的武训，竟是一个“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的人，而创作者“甚至用革命的农民的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武训。[1](P，166)由此可见，树立正确的历史文化观是那么地迫切。对《武训传》的批判，基本上是要触及和清算封建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教育观和文化史观。

　　对梁漱溟思想进行批判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起因恰恰是在经济上开始大规模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发生的，并且有某种程度的偶然性。1953年秋全国政协会议讨论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梁漱溟在发言中提出城市里工人的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并提到有人说是“九天九地”的差别。这个发言在一心大搞工业化的毛泽东看来，显然是在抵触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于是冲突发生了。而毛泽东对梁的思想批判，也从现实引向了他的过去，引向了他的文化观：“我曾当面向他说过，我是从不相信你那一套的。什么‘中国没有阶级’，什么‘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他搞‘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等等。[4]应该说，毛泽东对梁的文化主张是很熟悉的。早在1938年，他们就在延安谈了八次，毛泽东还读了梁送给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并围绕中西文化的差异和中国社会的改造道路，在书上作了不少批注。[5]1953年的冲突自然勾起了旧事。于是，在此后思想理论界对梁漱溟的批判中，便主要集中在他的文化观、乡村建设理论和哲学观点上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艾思奇在《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一书中说的，梁的思想是“五四文化运动中的封建主义逆流”，是“一锅东西方各种反动唯心主义的大杂烩”。梁漱溟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有“最后一个儒家”之称，以他为代表的文化上的“新儒家”思潮和政治上的乡村改良运动，被人们称之为保守主义。这次批判，无疑是对这一思潮的“政治判决”。

　　胡适有五四以来文化学术界的“孔子”之称，其影响遍及文化思想的各个领域。文化改造指向胡适思想，实为必然之事。1954年，由李希凡、蓝翎文章引发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批判，实际上只是为批判胡适派思想提供了一个更集中的切入点，目的是解决胡适思想对中国五四以来近代文化学术的影响。这是毛泽东一开始就十分明确的要求。因此。中央对这次批判格外重视，专门拟定了九个方面的批判计划，涉及胡适的哲学、政治、历史、文学各方面的思想观点。这次批判广泛涉及到文化学术界最深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也是对五四以来欧美自由主义文化思潮的一次“政治判决”。

　　接下来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实际上在毛泽东介入之前，文艺界就已开始了，并说他“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是和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在1955年对胡风进行公开批判时，对其文艺思想的性质又作了升级：“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6]

　　这些事件的发生，典型地反映了过渡时期新旧相连的文化现实。《武训传》本来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开拍的一部电影。俞平伯的“新红学”观点则是在20年代形成的。胡适已去海外，但在大陆学界的故旧门生多多。至于梁漱溟，许多研究者都感慨他在高层会议的广众视野中，竟然站在台上不下来，倔犟地同毛泽东发生争执，要求澄清对他的误解，给一个“说法”。这样的情况，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才可能发生，只有从旧时代过来的党外人士身上才可能发生，也只有在像梁漱溟这样传统色彩十分浓厚的固执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身上才可能发生。至于胡风，在旧中国为进步文化的创造和传播孜孜奋斗，而在社会主义文化过渡时期陷入悲剧，这当中也有必然性，这就是文艺界在三十年代就形成的宗派主义，以及他的文艺思想过于强调主观战斗精神和他本人不乏固执的独立个性。

　　凡此等等，也只有在文化转型期才会出现；凡此等等，也就成为了文化改造的重要焦点。

　　3、文化改造的是与非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思想标准和诠释时尚追求的信念体系。它是一个国家、一种制度以及与其相关的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因此，人们一般把它叫着国家意识形态。在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时候，过去的信念体系自然无法承载一个新的国家意识形态，难以满足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在思想文化上来一次或大或小的整合，诚为历史的必然。推进社会主义文化过渡，事实上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对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文化改造的五个步骤，不仅普遍涉及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同时也极大地触动了哲学、政治、历史、文艺、教育等知识界、文化界的各个领域；既有对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倾向的现实表现的批判，也有对其历史源流的清算；既普遍波及党外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也触动甚至处理了一些党内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如被指责为压制“小人物”的冯雪峰等)。在毛泽东看来，不对旧有的思想倾向进行改造和批判，不对文化现状进行改革，就会影响和阻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兴起，甚至会影响和阻碍当时在政治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是毛泽东看重文化改造的基本注脚。

　　文化改造的对象，基本上囊括了五四以来所有的非马克思主义文化选择。概括地说可分属三类：一是立足于中国传统的文化观、价值观，即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电影《武训传》和梁漱溟)；一是欧美派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以及自由主义文化观(胡适)；一是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化观(胡风)。尽管他们在历史上都曾程度不同地属于进步文化阵营，但在毛泽东看来，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它们已经绝然不属于先进文化的行列了。

　　文化改造基本上实现了文化上的重新整合。其重要标志，就是此前为许多人奉行的文化学术倾向从此失去舞台，噤若寒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期间涌现出来的许多文化名人，也开始失落了权威；而马克思主义作为所有文化领域的指导思想，则被明确地树立了起来。由此发生两个鲜明的变化。一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工具理性，作为分析社会的客观的方法论，在文化学术领域得到普及，阶级、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论，唯心论，自然辩证法等基本概念被广泛地用于文化学术之中，人文学科研究和学校教育的内容，文学艺术创作的主题选择和人物塑造，社会风俗和人们的日常用语等等，都和以前有了迥然的区别。第二个变化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实现了对中国社会意识的整合，成为了整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了体现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信仰。这两个变化，使此前就提出并包含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社会主义文化方向，在新中国成为了现实。

　　但是，文化改造中体现出来的认识误区也是明显的。五四以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推崇一些枝枝节节的改良行为。怎样看待他们的选择？胡绳有一个看法：中间势力在文化学术上的表现，就是他们搞的社会学、政治学，就事论事，“认为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解决，就能实现良性循环，改变整个社会，不从根本上触动旧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反帝反封建，这样怎么能解决中国问题呢？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很自然地认为它没有用处，加以否定。解放后，根本制度问题解决了，这时候倒是需要研究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方法、经验，社会学就派上了用场，再否定它就不对了。”[7]

　　由此推论，不光是中间派的政治学、社会学如此，五四以后的诸多文化选择以及在这些选择中创造的文化成果，是不是都应该全盘否定，都应该把它们作为旧时代的东西抛弃掉，而里面就没有合理的东西值得社会主义文化借鉴和吸收？是不是只有延安文化才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源头，而此外的一切都必须重头再来？从思想方法上来讲，是不是所有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文化都一定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即使是唯心论色彩的东西，也是不是一定都是十分反动的？这些，大体都是文化改造中没有解决好的问题。究其根源，在于文化建设上过于追求一个“纯”字，这同经济改造过于追求一个“公”字倒有些相似。

　　以政治批判方式来推进文化改造，所引出的教训就更深刻了。把文化领域当作十分敏感的政治斗争领域，对学术文化成果作绝对的阶级分类，便很难做到公允、客观和全面，并且在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当中造成一种普遍的紧张气氛，这种气氛在把胡风等人打成“反革命集团”时，达到了高潮。这些，显然都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和繁荣。因此，文化改造，固然给人们带来了重整“文化河山”的喜悦，但也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初创了一条充满风雨的实践模式，并丢失了许多必要的文化资源。

　　更重要的问题是，在毛泽东看来，经济改造的完成并不意味着文化改造的结束，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文化会自然而然地繁荣起来。他后来依然从阶级对立来看待思想文化差异的理念不断得到强化，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他对知识分子(无论新旧)在创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突出作用，做出充分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