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建立华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争取与国民党琼崖当局合作抗日，中共琼崖特委主动派代表与琼崖当局谈判。但当局却无诚意，竟将指导谈判的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逮捕。周恩来闻讯，当即亲自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并提出抗议。同时指示中共南方工委迅速向广东省国民党当局提出交涉。在多方面的推动下，蒋介石终于下令琼崖国民党当局无条件释放冯白驹。随后，琼崖国共双方谈判达成了合作的协议。

　　周恩来还在汉口争取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支持，使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得以成立。并指示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潘汉年，与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保持密切的联系，共同在香港大力开展争取华侨和港澳同胞支援祖国抗战的活动。经过他们的努力，华侨和港澳同胞也为广东抗战捐赠了大批钱物，并组织各种团队直接到全省各地参加抗战活动。

　　周恩来为争取国民党粤军将领张发奎、余汉谋等坚持团结抗战做了许多工作，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应张发奎要求，周恩来及上海党组织动员一批进步文化界知名人士和青年组成战地服务队到张部工作，其中有一批共产党员。他们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其中有些人后来在张发奎军的长官部担任秘书、副官、参谋等职。他们直接接受周恩来的指示，并与中共广东省委保持联系，在战区开展维护团结抗战工作。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大举进犯广东。周恩来既直接指导中共华南局和抗日游击队伍，同时立即连夜起草致国民党军事当局意见书《对日寇进攻华南的初步分析及建议》。意见书全面分析战争的起因和特点，提出对日作战的方针为“坚持华南抗战，以击退日寇冒险的进攻，以坚定英国对我的援助，以击退日寇的一切阴谋”，并提出九条具体建议。意见书受到国民党军事当局的高度重视。当时任军事委员会第一作战组组长兼军令部第一厅厅长的刘为章，详细看了周恩来的意见书，并根据周恩来的具体建议，为军令部起草了关于在华南补充军队和发动民众的签呈报军事委员会。

　　抗战时期，周恩来通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等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43年冬，蒋介石为了就近控制李济深，决定撤销桂林办公厅，将李济深调回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济深未赴任，坚持在桂林开展抗日民主活动。1944年夏，日军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当桂林行将沦陷之时，周恩来对李济深的安全十分关注，派人与他联系，建议他撤离桂林，回到家乡苍梧组织民众武装，与中共武装相配合，共同抗日。同时，周恩来还派人与蔡廷锴、张炎等取得了联系。同年，7月4日，周恩来致电中共广东省临委书记尹林平，指出：据确切信息，蒋已布置特务要将李济深骗至重庆改组政府，如李拒来，拟刺杀。望速告李绝不要来渝，并防备暗害。不久，周恩来又指示中共广东省临委：“一旦粤汉路被敌打通，应坚持广东半独立的局面，以影响李济深的民主运动，能为此，我们必予以赞助，并切实合作。”1945年3月6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代拟的致广东省临委的电报中又指出：“上层统战关系及外交工作，在华南特别重要，你们应力求打通南路与李济深(闻在玉林)、张炎的联系，并告以蒋介石先后派彭泽湘、陈策等带特务去谋刺他，要其小心。”广东省临委遵照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派人与李济深取得了联系，建立起合作关系，并酝酿建立抗日民主的军队与政权。中共西江党组织领导的郁南抗日民众武力指挥部还邀请李济深到所部视察并发表演说。在中共的支持下，李济深积极联络和影响张发奎、蔡廷锴、张炎等爱国将领，推动华南抗日民主局面。

　　六、组织香港文艺界抗战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周恩来决定加强对中共香港工作的领导。1937年12月，周恩来在汉口会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面商在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事宜，并派遣具有主持海外统战和上层统战诸多优越条件的廖承志担任办事处主要负责人，以开拓香港工作局面，即开展统战工作，建立文化宣传阵地，等等。为此，周恩来一方面陆续将内地例如沪宁等沦陷区的一批文化人移到香港，广州、武汉沦陷前后又部署一批文化人到港。其中，1938年2月，周恩来在汉口会见准备到港主编《文艺阵地》的茅盾，并指示身边的工作人员与茅盾约定：凡在延安及华北各根据地工作的文化人和老干部所写的稿件，可由延安转长江局寄给茅盾发表或作为创作素材。另一方面，周恩来指导廖承志等在港负责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廖等人认真总结过去中共在港活动的教训，努力克服轻视知识分子现象，争取“大量地吸收文化界的左翼分子入党和有计划地培养和领导非中共的文化工作干部，以适应内地文化人来港和即将到来的香港由商业城市逐步转变成文化城市”的新形势。

　　接着，为了把到港的文化人组织起来，开展抗战文化活动，周恩来指示廖承志和中共驻港组织运用统战策略，一步一个脚印，苦心经营，占领香港文化阵地。从1938年初开始，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在支持和协助宋庆龄建立以“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国际援助”为宗旨、由一批中外名流和著名文化人组成的保卫中国同盟等团体的同时，通过文化界的中共党员广交朋友，创办或恢复一些抗日报刊和新闻机构，如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周鲸文主编的《时代批评》、香港学生赈济会主编的《学生呼声》、保卫中国同盟主编的《新闻通讯》、萨空了主编的《立报》、何香凝名誉主编的《侨胞》，恽逸群等负责的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等。对分属不同政治派别、对中共抗战主张认识各异的香港10多家报刊，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则派员主动走访各报刊主编、编辑，商讨抗战形势，坦诚相见，求同存异。在与各报刊建立友好关系后，抓住时机，派出一些党员和进步文化人渗进这些阵地，例如金仲华等人进入《星岛日报》参加编辑工作。广州和华南其他沿海地区沦陷后，香港成为暂免战祸的“孤岛”，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粤东南特委，先后组织一批文化团体如香港学生回乡服务团、澳门四界（文艺界、戏剧界、音乐界、体育界）救灾会等到内地。1939年1月，在廖承志的指导下，胡愈之、范长江筹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香港分会，作为团结香港报人的统一战线文化团体。《星岛日报》、《工商时报》、《华侨日报》、《珠江日报》、《时事晚报》、《新生日报》、《星岛日报》的编辑记者都先后加入该会。

　　周恩来非常关注香港政治形势及其对文坛的影响，及时为中共在港组织发出指示排忧解难。从1939年3月开始，英法当局为其自身利益而调和与日本的矛盾。采取对日妥协政策，企图策划一个不惜牺牲中国利益的“远东慕尼黑”，而国民党顽固派也正在国内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一时间，香港的政治形势更加复杂，抗日与投降、团结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斗争反映到各个领域。在文化战线中，日本的《香港日报》、汪伪的《南华日报》和《天演日报》等加紧反共宣传和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活动，国民党中央大员吴铁城指使特务收买投机文人并打入华侨报刊；港英当局则加强限制中共在港文化活动，对抗日宣传严加控制。凡有“抗日”、“抗敌”、“汉奸”字样的文章一律不准见诸报端。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电示廖承志加强上层统战工作，与香港警察总监建立联系，并亲自在重庆做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工作。不久，香港警察总监也只好在报上公开声称“一年来香港共产党甚为活动，但他们主要不是反英而是进行一般的募捐救国工作，而且完全尊重香港法律；绝无非法行动，所以香港政府并不加以任何干涉”。

　　针对一些文化人想返回内地的情况，1940年6月10日，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接见前来汇报工作的廖承志和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语重心长地指出：“这里环境不好，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香港这个地盘很重要，不能放弃，能坚持几天就要坚持几天，你们回港后做好大家的工作，努力工作，坚守住香港这块阵地。”这个指示包含了周恩来的良苦用心，也非常有预见性，其重要性在相隔半年即“皖南事变”爆发后便清楚地体现出来。

　　在竭力争取时局好转的同时，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为适应新形势，拓展新局面，一方面加强华侨统战工作，并打破香港的新闻封锁，派遣胡愈之、梁上苑、黄薇、杜埃、林林等10多人到东南亚各国创办华侨抗日报刊或参加当地进步报刊工作。另一方面在香港新成立的群众团体和举办的宣传活动中，采取了与内地不同的名称，去掉“抗敌”、“抗日”字样，如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中华全国漫画家协会香港分会、中华全国木刻家协会香港分会、香港政治经济学研究会、香港剧艺社。1939年5月7日开幕的香港有史以来的首次漫画展是一次抗日漫画的检阅，为避免刺激港英当局也把原定的名称：“抗日漫画展”改为“现代中国漫画展”，在创办或复办的报刊中尽量采用纯文艺、纯知识的名称，如《东江》、《耕耘》、《华侨通讯》、《世界知识》、《文艺周刊》、《文艺青年》、《大地画报》、《中国诗坛》、《文艺通讯》、《新园地》、《中国作家》、《戏剧与电影》等。在周恩来的关怀和亲自指导下，到1940年，香港已成为华南抗战文化运动的重要据点。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南方局书记兼文委书记周恩来认为中共在香港建立全国性乃至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基地的时机到来了。一方面具备了可能性，即成熟的客观环境：第一，如上所述的中共在抗战爆发以后所打下的基础，香港的抗战文化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第二，标志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加紧法西斯文化专制，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势力，必须及时转移疏散一批民主、文化人士，其中除少数疏散到苏北和延安，主要是转移到香港，这样，香港将有更多的文化人汇集；第三，随着战局的发展，英日矛盾日益不可调和，英国对日本的态度由中立、妥协向强硬转化。另一方面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第一，由于国民党当局加强新闻检查和邮检，查封了各地生活书店等进步发行机构，使广大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看不到《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第二，国民党顽固派勾结南京汪伪政权，与德日意三国一起通过各自的新闻系统，大肆制造“蒋汪合流”和“反共反苏”舆论，破坏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第三，当各种反共势力“发现香港是一块重要阵地，且被共产党‘捷足先登’后，急忙向香港派出干员，建立各种社团到处活动”。同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向茅盾布置任务时指出：“我们建议你到香港。三八年你在香港编过《文艺阵地》，对那里比较熟悉。现在香港有了很大的变化，所处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我们向资本主义国家和海外侨胞宣传中国共产党政策争取国际舆论同情和爱国侨胞支持的窗口，又是内地与上海孤岛联系的桥梁，香港将成为我们重要的战斗堡垒，因此，我们要加强香港的力量，在那里开辟一个新阵线。”

　　南方局文委还多次派人到国统区各地向文化界传达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对需要安排转移的文化人则指明路线并为之筹划经费和护送人员等，使100多位知名文化人安全抵达暂免战火的香港等地，体现了中共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在获悉戴笠手下人注意茅盾行踪后，周恩来马上要他到郊区隐蔽，伺机离渝，并询问他的夫人孔德沚是否到延安和孩子们一起。在孔坚决要随茅盾到港后，为安全起见，周恩来决定茅盾先离开，并派人护送茅盾到桂林，同时通过统战关系李任仁买到去港机票和通行证。周恩来在曾家岩会见邹韬奋时，国民党对邹韬奋的压迫到达顶点，除封闭各地生活书店外，还派便衣特务从暗中监视。周恩来对生活书店和邹韬奋个人去向作了妥善安排。1941年2月25日邹愤然辞去国民参政会的职务，在胡绳陪同下离开重庆；同年3月5日韬奋在桂林地下党组织安排下乘飞机抵港。

　　1941年3月18日，周恩来在曾家岩听取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常委梁漱溟陈述关于到香港办报的计划后，表示热情支持，介绍他到港后去找廖承志。不久又致函廖承志，嘱其支持民盟在港活动。有一次《群众》周刊主编戈宝权向周恩来提出到延安学习的要求，周恩来对他说：“延安不是你去的地方，你的去处我早已考虑好了。你到香港去，你是搞外文的，在那里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他关照戈买好便衣（长袍）然后再去见他，他要亲自看看戈的化装效果，还特别交代绝不能露出知识分子的样子。胡风在离开重庆前，周恩来分别于4月1日、18日、22日、30日四次约见他，对他离渝抵港途中的安全、到港后的工作等精心布置，并于30日深夜到他的寓所。胡风回忆：“深夜，我已睡下，恩来同志来了，轻轻叫醒我，说来晚了很抱歉，他交给我100美元和若干法币，还说，可惜港币没有了……临走，又和我握了握手，还轻轻地为我掖了掖被子。”

　　在部署大批文化人到香港的同时，周恩来多次致电廖承志，就如何进一步发展抗日文化运动，建立文化领导机构和宣传基地作一系列指示。他特别指出：“在香港建立我们自己的宣传据点，出我们一张报纸，不仅在香港发行还要发行到东南亚、菲律宾等地去。”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廖承志约请邹韬奋、夏衍、金仲华、范长江、乔冠华、羊枣、张明养、胡仲持等商讨创办大型报纸。他们认为，周恩来确定的“不用共产党出面，不要办得太红，要灰一点”的策略十分切合香港实际。因为，虽然港英当局对中共在港活动采取较为开明的态度。但要在港办报，首先仍要找一位有声望的“法人”向当局申请注册并交纳“保证金”，其次稿件付印前仍要接受审查；为了使一般工商界人士和市民看了“不害怕’并能公开发行到海外，报纸从文字到内容都必须有商业味道。于是，香港中共组织请廖承志的表妹夫、香港华比银行副经理邓文钊（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副省长）和他的哥哥华比银行经理邓文田公开出面向香港当局注册办报。报纸叫“华商报”，意思是“华侨商人的报纸”。1941年4月8日《华商报》出版，为了增加商业气息和统战味道，他们特地找到孙中山手书的“华”、“商”、“报”三个字拼起来作报头，还在创刊号上请大资本家何东等名人题词。该报由邓文田出任总经理兼督印，邓文钊任副总经理，日常工作由副总经理范长江主持，基调是主张团结、民主、抗战，但不像《新华日报》那样以共产党的姿态出现。不强调马列主义、国际主义，避免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力求表现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把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在国统区创办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比作茫茫黑暗中的一座灯塔，那么，《华商报》则是20世纪40年代高挂在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上空的一盏明灯。

　　继《华商报》问世之后，中共又相继支持创办或复办几家进步报刊，例如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文学》、茅盾主编的《笔谈》、梁漱溟等人负责的《光明报》、黄庆云主编的《新儿童》等，其中1941年5月在香港复刊的《大众生活》，由邹韬奋和胡绳、茅盾、夏衍、金仲华、千家驹、乔冠华组成编委会，被誉为与《华商报》紧密合作在宣传战线起很大作用的进步刊物。此外，还有宋庆龄任名誉会长、颜惠庆任会长的中苏文化协会，张一麟、许地山主持的新文学会和世界语协会，胡一声、吴全衡等主办的香港中国通讯社，丁聪等主办的新美术社、司徒慧敏等主持的旅港剧人协会等。这样，中共“可以说把港九的文化阵地基本上都控制下来了”，“实现了周恩来当初的预想，在那里打开下一个抗战文化宣传活动新天地”。

　　七、营救香港爱国人士1941年12月，当日军侵占香港、九龙时，数百名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被困在香港，周恩来亲自部署在广东、港九地区开展的抢救文化人活动，促进了抗日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在日军向港九发动进攻当天，中共中央就急电周恩来、廖承志，要求多方设法保护并帮助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撤出港九到东江抗日游击区、根据地去。为此，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于12月9日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广东东江抗日游击队领导人，要求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不怕牺牲，积极营救，千方百计迅速地将文化界知名人士、爱国民主人士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区保护起来。接着，周恩来还就香港文化界人士、民主人士如何安置，在港各界朋友怎样安全撤出电询廖承志，关心抢救文化人工作的开展情况。

　　12月下旬，周恩来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对开展抢救文化人的工作作了详细的部署，将困留在香港的爱国人士接至澳门转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即刻派人告知梅龚彬、胡西民，并转告在柳州的左洪涛，要他们接待；政治活动人物可留桂林，文化界可先到桂林新华日报社，戈宝权等来重庆；对戏剧界朋友可要夏衍组织一旅行剧团，转赴西南各地，暂不来重庆；留港的少数人必须符合秘密条件；存款全部取出，一切疏散和帮助朋友的费用均由你们开支；与港英政府商定，如他们派军队护送文化人及军火至海南岛，可送一批人去，并对日机场和仓库交通线进行破坏；派人帮助宋庆龄、何香凝和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离港。

　　遵照中共中央、周恩来的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在香港、宝安、惠阳先后召集中共香港组织和广东党组织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领导人对营救工作进行研究和布置。经有关各方前后六个多月的紧张斗争，冲破日军的严密搜查封锁，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终于胜利地从港九地区营救了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共300余人，连同其他人士共800余人，并护送他们安全回到大后方。

　　周恩来对获救文化人周密安排，多次发出指示。1942年3月12日，致函郭沫若，请郭约老舍一起，会面共商对到达广西的香港文化界朋友的救济办法。17日，电示方方、张文彬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去上海的人数应减少到最低限度。邹韬奋夫人及子女可暂住桂林，我们按月送津贴，邹本人去苏北转华北。4月9日，周恩来在听取夏衍关于香港沦陷时文化界人士分批安全撤离情况的汇报时，特别关注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人的安全和健康。要夏衍在重庆争取公开合法，以进步文化人的面貌做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复办《救亡日报》，争取公开合法的地位。6月14日，周恩来写信给柳亚子，关心他的安全和生活，希望他“重整南社旧业”。周恩来在得悉国民党下令通缉邹韬奋后，立即电告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连贯。一定要让邹韬奋就地隐蔽，并保证他的安全。以后，通过中共地方组织的帮助，邹韬奋暂时避居广东梅县江头村。七八月间，周恩来派人转告邹韬奋：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并使他能为革命继续发挥作用，建议他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还可以转赴延安。不久，邹韬奋被护送到上海，转赴苏北。

　　对于周恩来亲自部署的这场营救工作，茅盾评价称“是难以想象的仔细周密，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这真正是一场秘密大营救”。它有效地保护了中华民族一批精英。它对进一步密切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的患难与共的关系，进一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不仅促进了抗日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李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