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年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南的党组织开辟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抗日游击战争。这段时间，周恩来主持中共南方局的工作，给华南抗战作了大量的指示和战略性的指导，坚持了华南抗战重创日本侵略者，同时做好国民党统治区的统一战线工作，与消极抗日的国民党势力进行了斗争，壮大抗日的力量。

　　一、确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1938年10月12日，日军从惠阳大亚湾实行海上登陆，大举向华南及广州进攻，周恩来即派巡视员黄文杰到广东，主持召开省委紧急会议，决定开展前线和沦陷区的抗日游击战争，省委领导人分赴各地加强领导。翌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他派组织部长博古到广东出席省委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定：广东党工作的基本方针，即在战争的过程中积极积蓄力量，准备在抗战最后阶段起决定作用。广东党组织的四大任务是：①广泛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配合正规军打击敌人；②扩大动员组织人民群众；③建立统一战线精诚团结的范例；④建立强大的党的基础，工作中心放在东江、琼崖两地区，作为支持长期抗战的重要根据地。当时有人担心这样会影响统一战线，周恩来在一次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上，批驳了在敌后方独立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会“影响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肯定了广东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和做法。

　　在1940年4月29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听取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报告省委的工作后，就省委的中心工作作了指示：从广东的环境看，“我们党与群众工作有发展的极大可能，也有向坏转的可能”。今后的中心工作要放到武装斗争上，要到敌后去活动，否则不能发展；要建立政权。领导机关要隐蔽起来，干部要职业化，隐蔽在群众中，省委的工作中心，第一是在敌后建立政权和武装，第二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第三是香港、广州等敌人中心城市工作。1940年夏，周恩来向将去海南参加领导抗日斗争的庄田和林李明指出：①琼崖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方，但条件十分艰苦，为取得斗争的胜利，要准备付出很大的代价；②冯白驹是海南人民的一面旗帜，中央意见要冯当特委书记兼琼崖抗日游击队的政委，你们可当其助手；③在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④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尽可能扩大军队，建立政权；⑤开办各种学校，培养干部；⑥大力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⑦逐步把五指山根据地建立起来。张文彬回到广东后认真传达贯彻了周恩来和中央的指示。中共琼崖特委召开了执委会议，传达贯彻周恩来和党中央的指示，统一了认识，调整了领导班子，由冯白驹担任琼崖特委书记，更加明确了坚持琼崖抗战的战略方针。

　　1940年春，在华南地区的顽军3000多人围攻东江抗日前线的曾生、王作尧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曾、王部的领导机关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和估计，决定部队向东转移到海丰、陆丰，结果沿途遭顽军拦截追击，部队损失严重，处境困难。为此，周恩来于5月8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议发出指示，指出：①目前国民党当局尚保持抗日面目，同时进行反共，准备对日投降，但也不易整个投降分裂，地方突变随时可能发生，因此必须大胆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不怕摩擦，才能生存发展。②曾、王部应回到东莞、宝安、惠阳地区，决不可在我后方停留。不向日寇进攻，而向我后方行动，在政治上是绝对错误的，军事上也必归失败。周恩来还指示广东省委加强对敌后游击战争的领导，动员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支援人民抗日游击队。广东省委随即派东江特委书记尹林平担任曾、王两部政治委员，后又任东江军政委员会主任。曾、王部接到指示后，返回惠、东、宝地区，坚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获得了生存和发展，并开辟了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

　　二、保护广东抗日的有生力量

    中共广东党组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1936年开始恢复重建。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指导广东党组织建立健全各级组织，大力发展党员，至1939年10月，广东地区共有党员2．2万多人(含潮梅地区12个县约4000多党员），成为国民党统治区中党员最多的省份之一。他们创建了广东各地的抗日游击队，坚持了长期抗战。1939年之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广东共产党组织也面临着遭受巨大破坏的危险。周恩来及时地发出一系列指示，部署防范措施，保证了党组织和党员的安全，为广东抗战保存和输送了骨干力量。

　　1940年，为了避免党的领导机关遭受破坏后其他组织受到牵连，或造成群龙无首局面，周恩来和南方局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在广东成立南方工作委员会（以下称“南方工委”）。南方工委负责管辖广东、广西、江西等地党组织；撤销广东省委，分设粤北省委、粤南省委；粤北省委、潮梅特委下属各级党组织取消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实行单线领导的特派员制。此后，周恩来多次强调要贯彻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建立自上而下的平行组织，“领导游击区及秘密党的组织和人均须区分开”，“香港、琼崖、东江游击区由南委直接管理，但须与秘密党机关隔离，交通驻地均应分开”。

　　1942年5月下旬，中共南方工委组织部长郭潜被捕叛变，随即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等人先后被捕。周恩来闻讯，立即向南方工委书记方方发出“关于南委直接管辖下的下级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等指示。随后，他又致电东江军政委员会主任尹林平，指示南委工作地区除敌占区、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一律暂停活动，割断与暴露地区的组织关系，已暴露的干部立即撤往游击区，其余应利用职业隐蔽，执行“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方针。同时，周恩来还专门与到重庆汇报工作的中共潮梅特委委员张克谈话，要求南委和潮梅特委采取三项紧急措施：①设法找到地方并要他隐蔽起来；②暂时停止组织活动；③撤退和疏散干部，首先是有色彩的干部。鉴于南委和粤北省委遭受破坏，粤南省委已撤销，周恩来和南方局决定成立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设于东江游击区，与东江军政委员会共同担负领导全省党政军之责。广东党组织及时地贯彻上述指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都得到了保护，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阴谋；同时加强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大批党员转移到游击区，充实了抗战力量。

　　三、坚决打击日伪的夹攻

    1942年春，为了争取国民党军事当局放弃对曾生和王作尧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下简称“抗日游击总队”）的进攻，一致抗日，曾生、王作尧根据张文彬的指示，上书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和蒋光鼐，要求下令停止反共摩擦，一致抗日，承认曾、王部合法地位，划定防区，发给饷械。并将上书广为印发。但是，顽固派不听劝告，对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进攻。抗日游击总队实行自卫反击，打退了顽军的进攻。

　　同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变换手法，派参议黎越庭来找王作尧和何鼎华谈判。黎声称是蒋光鼐、李济深授意李章达派来的，为的是向余汉谋斡旋，以期实现曾、王上书提出的要求。抗日游击总队即请示周恩来。周恩来立即复电提出谈判必须坚持的原则：政治独立，不混编，不接受国民党派来政工人员，不调训部队，专在游击区打击敌人。同时，要了解国民党方面的情况，警惕他们的阴谋。9月3日，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重申了上述原则，要求抗日游击总队“派人到韶关谈判须慎重，尤须慎重人选。在未有保证前，仍以他们派人至部队来谈，以延缓其摩擦为好”；“关于反共登报的拒绝，应作肯定的答复，并要他们感觉没有分化可能，而应使他们断绝这种企图”。周恩来在电文中并请书记处转告尹林平及梁广、曾生。12月底，周恩来又致电尹林平：“你们任何时候都要准备好，对付顽敌及日寇方面可能进攻的形势。”1943年2月，周恩来再次电示尹林平：必须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应付险恶环境，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虽趋向政治解决，“但对东江则势在必打，志在消灭”，对此万万不可忽视；全国处在困难之中，蒋日伪相互勾结，对我实行军事“围剿”、政治破坏和经济封锁，我们要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粉碎日伪的“围剿”和封锁，以争取胜利。

　　事实上，国民党广东当局派黎越庭来谈判，为的是麻痹和分化瓦解抗日游击总队。抗日游击总队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坚持原则，并做好防范顽军进攻的准备。国民党顽固派彻底暴露了反共真面目。谈判刚一结束，顽军就大举向游击队根据地进攻。游击队贯彻周恩来的指示，早有防备，给以迎头痛击，然后主动转移。接着又打破了顽军的“勤剿、穷追、杜绝”，经受住了抗日反顽艰苦斗争的考验。

　　四、确定华南敌后抗日的战略方针

    1943年2月25日，周恩来鉴于东江军政委员会成员大多是广东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政主要干部，当时的战争环境十分险恶，因此向东江军政委员会发出指示：“军政委员会不要举行全体会议。在目前情况下，各军政指挥员离开部队集中开会，是非常不妥的”，“你们应加紧实行精兵简政政策、缩小后方，充实战斗部队”。

　　广东的抗日武装自建立之日起，虽然一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斗争，但是却始终以民众武装的面目出现，没有公开宣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经全面分析和认真研究，1943年9月20日，周恩来电复尹林平：东江纵队为中外共知的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发表宣言毫无问题，而且应该强调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才能在敌后存在和发展。12月2日，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基础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宣布成立，公开发表《东江纵队成立宣言》。随后在广东琼崖、珠江三角洲、粤中、潮梅、南路的人民抗日武装部队也都公开发表成立宣言，公开宣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

　　对于不同的地区，周恩来提出不同的工作目标和策略。他在1944年1月15日致电尹林平时提出：凡游击队所到及其周围地区，都可发展党与群众工作，并依靠武装，创立和扩大抗日人民政权；但在敌顽易入侵地区，必须部署秘密工作，并与原有地方党割断关系；省港群众工作可派人单独做，不与地方党联系。同年6月21日，周恩来又致电尹林平：为了避免引起敌人过多注意和保全城市地下工作，目前在香港、九龙市区散发大量宣传品和采取所谓军事攻势都不合适，这些做法会“引起敌对我之严重扫荡”。“依目前情势，尚不应采取此过分的暴露行动，应注意保全城市地下工作”。他还根据抗战形势发展变化的形势。提出了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行动方向。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接连失利，他们已感到其海上交通有被盟军切断的可能，为了保住其太平洋战场的最后防线进行垂死挣扎，便发动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平汉、粤汉、湘桂铁路)的作战。根据这一形势，周恩来于7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尹林平电，指出广东的工作仍应遵照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加紧进行：凡敌占区，尽力发展抗敌武装斗争，希望广东我武装能扩大一倍，并提高战斗力；在国民党军队所在地，我地方党员仍应坚守隐蔽待机的方针勿变，但可酌情抽部分干部到游击队受训，参加游击工作；同琼崖游击队打通电台联系；广州、九龙城市的武装斗争不宜常做。

　　到抗战后期，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出现了大发展的局面。为迅速在华南建立进退有据的战略根据地，周恩来在1945年3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广东省区委的电报中提出：“在目前敌占地区及其周围，特别是湘粤桂边区，国民党的兵力乃极为薄弱，在将来沿海及敌占的城市要道，定将成为敌、我、友、顽争夺的场所。同时，也有可能日寇在盟国未登陆前，乃至登陆后发动新的攻势，将国民党这些军队压入山地，或部分消灭之。依这些估计及目前情势，我华南抗日武装斗争应由小北江入手，以湘粤桂边区为主要发展方向，方能向北有所依靠，并便于造成更大的根据地，进行持久的斗争。”周恩来还在1945年6月1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广东区委的电报中又指示：目前国民党正“专门依求外援，等待胜利，积极伪装民主，准备内战，但在敌人未败退前，还不能放手内战”；“美国政府目前的政策是扶蒋、抗日、反共”；“我党除在华北、华中扩大武装，扩大解放区外，还须在华南利用目前有利条件，迅速建立战略根据地，以便在敌人败退时，我华南武装能进退有据；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你们能配合全国起来制止内战”。广东区委为实现这项战略方针，应“迅向北江地区发展”，“扩大游击根据地。”同年8月1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广东区委电时又指出，华南马上会出现蒋介石、余汉谋“争夺敌伪而又共同压我的局面”，因此要求广东抗日游击队向粤北发展，和正在南下的王震部队会合，“造成我华南制止内战的主要根据地”。广东党组织和东江纵队遵照周恩来和中央的指示，全力向北发展，扩大根据地和游击队，并派部队北上粤北地区，以接应王震所部。

　　在中共中央、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和周恩来的精心指导下，广东党组织积极动员和发动群众，使广东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游击区、根据地得到了大发展。1937年抗战开始时，广东全省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不足100人，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发展到近3万人。“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天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游击队活动的范围达70多个县，在东江、琼崖、珠江三角洲、粤中，北江、南路、韩江等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面积达8．2万平方公里，抗击和牵制日伪军15万余人。（李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