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构想

    1、来龙：“应有的”文化同“已有的”资源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文化过渡结束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仍然是一个需要探索的过程。各种探索所面临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怎样看待“已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同“应有的”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能不能科学地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同能不能对先进文化建设中的古今关系、中西关系进行一次有气度的宏观组合，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东西文化之外另辟新路，是五四以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共识。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就其社会属性来说，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在文化属性上，也不好说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灵魂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也即是资本主义文化孕育出来的，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的毛泽东思想，则又是“中国化”的结果，所谓“中国化”，又不是对中国传统的复归。这种跳出东西方窠臼的文化独创，确实管用，一直被毛泽东引为骄傲。1949年开国时刻，我们在他的笔下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可以被艾奇逊们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8]文化上的自豪感，跃然纸上。

　　当然，这种既超越中国封建传统，又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新文化，主要是指学会马克思主义以后，中国人的精神由被动变为了主动。所谓“学会”，是指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运用和发展；所谓超越，也只是“就其精神方面来说”的，而不是说已经全面地超越。

　　社会主义文化对“已有的”其他文化，从精神超越到全面超越，是一个更为艰苦的探索过程，是从革命年代“学会”马克思主义到建设年代“学会”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是从革命年代注重“破”到建设年代注重“立”的转变过程。一般说来，“立”和“破”的心态气度是不完全一样的。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文化改造虽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理论指导并不能代替具体建设。思考的触角一旦伸向各个文化领域的建设实践，传统和西方“已有的”文化成果，也就成为不可回避的资源了。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的议论很多。这里只举他的两个基本看法。

　　一个体现在他1958年8月在中宣部长陆定一的长篇文章《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中加写的一段文字当中。他从中国教育史角度，疏理了一下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人民性”的一些代表人物及其主张。这当中，有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以及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等等。毛泽东认为，“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也就是说，在发展社会主义教育学方面，这些人物的思想主张，是可以吸收的文化资源。而实际上，这些传统文化人物及其思想，已远远超越教育领域，包括了哲学、政治学、道德、文学各个方面。

　　再一个看法，就是社会主义吸收上述传统文化资源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在1960年12月24日的一个谈话中，他提出如下的分析方法：(1)封建时代产生的文化，既有封建主义的东西，也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因此要把二者区别开来。(2)即使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3)封建时代产生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许多民间作品也多少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传统文化经过如此的分析和剥离，一个充分利用文化遗产的基本主张便凸现出来了：批判继承，古为今用。

　　再看一下毛泽东有关中西方文化关系的议论。

　　在理论上，毛泽东从来都提倡吸收外国文化成果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是，在50年代前期，他心目中的外国，主要还是指苏联。这与新中国成立后外交战略上的“一边倒”选择，以及在苏联的指导和帮助下制定和实施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现实背景有关。为了克服人们在大规模向苏联学习时的某些抵触情绪和心理障碍，毛泽东曾专门列举了中国唐代和近代两次向外国学习先进经验和先进文化的高潮，说明向外国学习是如何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不过，他要表达的根本意思却是：“我讲的古代和近代这两次学习外国，比较现在我们学习苏联的规模，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效用，那是要差得远的。”因此，“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因不了解而产生抵触情绪的人，应该说服他们。就是说，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1](P，263-264)然而，这一对外国文化的选择模式，在1956年开始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后，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这里使用的三个“一切”的说法，显然是在处理向外国学习的问题上一个非常有深意的重大转变。发生这个转变的认识前提，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优点和缺点两个方面，中国前段时间向苏联学习的热潮中，恰恰是“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在这种情况下，学习的视野自然要更加开放地投向非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学习有着“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的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文化。为此，毛泽东埋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这样做，“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这一新的学习思路，暗含着一个理论认识上的前提，即中西方文化的差别和高低问题。差别自不用说，而高低却因为涉及先进性问题，也就显得很复杂和敏感。如果仅仅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理解，不会有人认为资本主义文化比我们的高。但毛泽东似乎有意突破这样的认识前提，明确提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我们的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诸如精耕细作之类，但是，他们“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因此，“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9]

　　这些判断，透露出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路：尽管我们具有马克思主义这一比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先进得多的指导思想，但是，在可操作的文化层面上，我们仍然处于落后状态，因此不大胆地拿来是不行的。这就是“洋为中用”。

　　“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是处理社会主义“应有的”文化同一切“已有的”文化的关系的核心准则。在今天看来，这个核心准则似乎没有特别需要去讨论的地方。但如果把它们放到无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史上，放到当时的国际背景下面来衡量，其价值含量就不一样了。

　　自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思想体系诞生以来，如何对待非无产阶级文化成果，一直成为不断争论的问题。俄国革命胜利后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就宣称，“无产阶级是未来的创造者，不是过去的继承者”，因此要“把资产阶级文化作为一堆废物扔掉”。列宁曾反复对这一思潮进行了批判，说他们是“把自己关在与世隔绝的组织中”去“臆造自己特殊的文化”。[10]但是，到了30年代，由日丹洛夫主政意识形态后，苏联又重蹈覆辙，明确宣称：现在是“资产阶级文化腐朽和瓦解的时代”。据此，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文化，便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一思潮，在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时期，依然盛行。这与斯大林晚年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想有关，也与当时的苏联走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前列的背景有关。

　　联系这些背景来看毛泽东关于“古今”和“中外”文化关系的论述，应该说在当时是很有胆识的。不过，他以从容开放的态度来谈“古今”和“中外”，主要集中在1956年到1957年的上半年。那是毛泽东对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理论思考最活跃，也是最有成果的时期。60年代以后，就鲜有这种思考和开放的态度了。而此后的思想文化领域，盛行的是1958年开始提出来的“兴无灭资”的口号。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倾向更是恶劣地发展到与“已有的”文化实行“彻底决裂”的地步，事实上也是重蹈了苏联早期“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覆辙。由此可见，处理“古今”和“中外”的文化关系，说起来固然不难，做起来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2、格局：从“双百”方针看社会主义文化的多样形态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他思考和实践先进文化的历程中，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尽管它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政策，但它对繁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存在格局，设计了一个最大可能的发展空间。对经历文化改造之后的知识界和文化界来说，有这样的空间格局，同没有这样的空间格局，情形是大不一样的。

　　50年代中期，胡风等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而被捕入狱时，文化界的心理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在沉重的心理压力下试图有创造性的文化活动，谈何容易。所以，毛泽东曾有个解释，说“双百”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提出来的”。[9](P，192)言下之意，便是化解知识分子当时紧张和压抑的心态及情绪。当然，提出“双百”方针，还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争论有关。诸如遗传学界关于李森科学派和摩尔根学派的分歧，以及摩尔根学派受到压制的情况。历史学界则发生了郭沫若与范文澜关于古代史分期的争论。文艺领域中，关于编演旧戏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问题等等，也是众说纷纭。

　　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根本转变，即由阶级斗争转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转到建设。在这些转变的关键时刻，就像在50年代前期推进文化改造的时候那样，毛泽东在文化建设上也感受到了一个强烈的落差，只不过这个落差同当初那个落差的性质完全不同。新的落差是：搞建设需要科学文化，但我们的科学文化人才资源却相当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各方面建设的需要；就是对这有限的人才资源，在许多干部那里还得不到信任，不能充分发挥他们应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长此以往，所谓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文化改造是为了解放文化生产力，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这当然不是无端之忧。当时有的干部就曾说出“不要他们(知识分子)也行”的话来，由此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不满。他在1956年1月20日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中，就针对“不要他们也不行”的议论，说是“很不聪明的话”，接下来提出：“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你也行呀，没有他们(知识分子)就不行了。”这年8月6日的一次谈话，或许更直接和浅白地透露出毛泽东当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实际考虑。他说：中国有几百万知识分子，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会没有戏看，没人画画，没人作曲，没人看病，没人从事科学艺术，没有报纸。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当中，共产党员只有一百万人，其余都是非共产党人。如果不团结他们，什么事都不好办。

　　“双百”方针的的实质，就是承认社会主义文化的多层和多样格局，不是一“花”一“家”的单调形态。所谓多层和多样，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观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政治底线，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抗日文化的“共同语言”，也呈现出抗日——民主——马列主义这样的梯层结构。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多层和多样的格局中，也有一个政治底线，也有一个呈梯层延伸的“共同语言”。 对此，毛泽东在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有过非常明确的论述。他说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只不过在他们中间，“许多人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了解，如何对待，如何答复，还不大清楚”。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便可视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政治底线”。关于“共同语言”，毛泽东更是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可以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这三个层面，显然也是呈梯层延伸的。因此，“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这样的知识分子，也应该允许他们的文化创造活动，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的巩固和文化发展的”。[9](P，269，273，279)毫无疑问，立足于“政治底线”和“共同语言”的“双百方针”，是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情感纽带，是允许和鼓励不同观点、不同流派的文化形态自由发展的政策依据。只要有利于促进和体现社会的进步，就应该纳入先进文化的格局范围。

　　提出“双百方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从“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转向“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11]作为执政党，当然可以而且应该大力倡导主流的东西，但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先进文化，总是在同不那么先进、不那么正确的文化的比较、竞赛和争鸣中发展起来的，总是通过不断的文化实践来证明、丰富和完善的。因此，“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9](P，55)以政治批判方式来解决文化学术分歧，则更为不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办法”。[9](P，252)但是，在党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这样一种自信、开放和宽容的文化气度。他们对“双百”方针实施中出现的新情况总是忧虑重重。在毛泽东看来，《人民日报》1957年1月7日发表的陈其通等人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就代表了这种倾向。于是，在一段时间里，他反复说到，这篇文章是教条主义地看问题。毛泽东甚至还有个估计，“地委书记、地区专员以上的干部约一万多人，其中是否有一千人是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都很难说，其余十分之九还是不赞成的”。[9](P，257)为了排解这些阻碍，毛泽东在1957年春天几乎逢会就讲“双百”方针，下的决心是很大的。在推行和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上，体现出了力排众议的努力和真诚。

　　所谓“力排众议”之“众”，也包括当时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同意见。当时，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双百”方针是明显表示怀疑的。1957年4、5月间，苏联领导人伏洛希罗夫来华访问，就专门问起中国“双百”方针问题，毛泽东对他作了解释。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也特别记述了他自己和毛泽东谈“双百”方针的情况，当然，他是不同意的。与此同时，中国驻东欧国家的一些使馆人员，发回来过一些当地不赞成“双百”方针的情况的报告，毛泽东也都阅示过。1958年7月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中，毛泽东还明确把苏联不满意中国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双百”方针，作为中苏分歧的一个例子。[9](P，393)一年后，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依然说到，对中国实行的“双百”方针等政策，“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但我们要在这些问题上“向全世界作战”。[12]如此等等，既可看出“双百”方针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引起的巨大反响，也不难体会到它的独特价值。

　　不过，在毛泽东晚年的文化探索中，比较明显地存在着理性认知和实践操作相脱节的问题。关于“双百方针”，他确实下决心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项基本方针固定下来，即使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也没有在认识上否定这一方针。他本人所接触到的一些文化官司，也基本上能本着这个原则来处理，来表态。但是，就全国范围来说，随着注意力的转移，随着整个社会越来越热心地依靠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来解决文化问题，“双百”方针这个搭造社会主义文化格局的非常好的政策，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贯彻，事实上名存实亡，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文化压制。

　　3、去脉：“文化的现代化”和“文化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谈到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目标时，总是把经济和文化相提并论。他当时使用最频繁的表述有：“改变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面貌”，“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等等。八大确立的政治路线，在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上，也说是“人民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列举这些在人们看来无比寻常的表述方式，是想说明，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起始阶段，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是包括物质经济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的社会全面进步。

　　不过，当从生产力角度来概括国家建设目标时，50年代前期经常使用的概念则是“工业化”。“工业化”这个概念，传达着当时人们对近代以来中国追求的“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理解。这个理解，在周恩来195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和现代化的国防”之后，得到了扩展和深化。这“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在1956年还写进了八大通过的新党章。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现代化问题写进自己的党章，并赋予了明确具体的内涵。

　　由以上疏理可知，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现代化建设，在当时是分开来讲的。前者包括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后者则限于生产力及国民经济的主要领域。

　　但在这之后，毛泽东很快就对“现代化”问题作了新的理解和发挥，并把科学文化也引入到现代化的内涵之中。

　　从目前知道的材料来看，他最早提出文化科学现代化问题，是1956年10月6日接见意大利社会党农业考察团的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强调，中国“在现代化方面很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现代化的文化和科学，现在还不过刚开始”。这时，八大才刚刚闭幕9天，不知他是不是对党章写进的现代化内容有所保留，但至少是觉得不应该仅仅从国民经济发展角度来考虑现代化问题。

　　在这以后，毛泽东至少有四次重申他的科学文化现代化的主张，包括：1957年2月27日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3月12日的《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60年3月18日同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的谈话。

　　显然，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提出“科学文化现代化”不是偶然一闪的思考。把科学文化列入现代化之中，表明他是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格局中来思考现代化内涵的，即现代化应该体现为社会的全面进步，应该贯穿到物质、经济和精神、文化两大方面。应该说，这是对长期以来中国人追寻的现代化主题的一个比较科学的概括和典型的浓缩。在现代化目标中，只包容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而缺失文化内涵，忽略人的全面发展，不注重人文环境的改善和社会精神面貌的进步，无疑是一条片面的现代化之路。

　　“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实际上也是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涵的一种昭示，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去脉”的一个昭示。毛泽东虽然没有对科学文化的现代化内涵再作进一步解释和说明，但他使用近代以来无论持什么信仰的人，都乐于谈论的“现代化”这个概念，来定义科学文化的进步方向，对知识界和文化界来说，无疑有着广泛的感召力。它所针对的，是比较落后，比较保守，不那么科学，不那么文明，从而也不那么先进的文化现实。

　　需要现代化的科学文化的内容，包括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当科学作为学术理论、知识载体、研究活动存在的时候，自然也属于大文化的范畴)，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社会风俗习惯的改善，以及铸造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新道德、新风尚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科学文化的现代化，同今天说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相通的。

　　不过，目前还没有查到毛泽东使用“精神文明建设”这个概念的文献，他当时最经常使用的是“文化革命”。

　　从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论著来看，他较早地也是最集中地使用“文化革命”这个概念，是《新民主主义论》，一共使用了15次。其含义是指通过先进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以实现文化领域从旧到新的变革。在1956年前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又一次比较多地使用“文化革命”这个概念，其含义虽然同此前差不太多，但明显是淡化了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属性，有了更明确的时代要求，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所要实现的整个意识形态的所谓“革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举例来说，在1956年1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讲：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是革技术的命，是革文化的命，要搞科学，革愚蠢无知的命，[13]1957年3月在南方又说，从革命转到建设，就是“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9](P，289)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也有“为了实现我国的文化革命，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消除文盲”之类的表述。

　　从此后毛泽东关注和倡导的文化实践看来，可以纳入“文化革命”范围的，有让人民群众讲哲学、读哲学、用哲学；有普及科学知识，大搞技术革新；有学习雷锋等英雄模范人物，以提升人们的道德和精神境界；有移风易俗，破除迷信；有讲究卫生，改善生活环境；有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有京剧革命，编演现代戏等等方面的倡导和推动。当然，毛泽东也总是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强调文学艺术及时地反映社会主义新生活，强调抵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落后因素和修正主义文化思潮的侵袭，强调从社会上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树立人们的正确思想等。这些，无疑都属于通过“文化革命”来发展先进文化，以实现“科学文化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但是，在1963年前后，“科学文化的现代化”这个提法便在毛泽东的视野中，在“四个现代化”的表述中消失了。到1964年底的三届人大，代之而起的是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科学留下了，文化没有了。留下科学并扩展到技术，是可以理解的。那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科技与生产力的关系，认识已经非常明确。毛泽东在1963年12月就提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14]但新的四个现代化战略构想的基本格局，却无疑折断了体现社会进步的两翼中的一翼，即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的现代化。

　　文化问题从现代化战略内容中的消失，同时也带来了“文化革命”内涵的变化。

　　一般说来，毛泽东既已形成的看法，特别是关系到目标战略的看法，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为什么出现这个变化，毛泽东没有解释过。如果联系到他在60年代中期对文化现状的不满，似乎也好理解。到1964年底召开三届人大的时候，在他看来，文化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已经陷入了需要重点批判的境地了。此前，他已经作出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文化部门，“至今收效甚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而不热心于社会主义的艺术[15]，以至“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15](P，91)。为了改变这种现状，紧接着还成立了一个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这时的“文化革命”，的的确确不是去“革没有文化的命，革愚昧无知的命”了，而是要对文化学术领域的各种“错误思想潮”进行批判。

　　也正是在1964年前后，文化学术领域的批判一浪引出一浪，文艺上批“人性论”观点，批“鬼戏”现象，哲学上批杨献珍的“合二为一”，史学上批翦伯赞的“让步政策”，经济学上批孙冶方的商品经济主张等等。与此同时，在农村，紧锣密鼓地开展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上，同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论战也达到高潮。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设计现代化战略时不提文化，显然不是对它的忽略或轻视，恰恰相反，而是看得太重。也就是说，当时毛泽东对文化问题的专注，已经更多地投向了意识形态领域，把它当作阶级斗争的重大战场，和最终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的突破口。如此，自然没有太多的必要把文化问题同国民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战略混在一起了。反过来，从现代化方向中被剥离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其发展“去脉”，也就陷入了迷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