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说，对我们最要紧的，是如何克服困难，渡过今后两年。没有现在，就没有将来。我们的将来，只有从现在就加以准备，只有从现在发展下去。要把我们现在的工作，今后两年的工作，与将来的反攻斗争，战后新中国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要在克服困难、渡过今后两年的观点上，同时也在准备将来、准备反攻与战后新中国斗争的观点上，来进行我们现在的一切工作。除开华中局扩大会所说到的一些以外，我现在特别就准备反攻与战后斗争的观点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在反攻以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坚持斗争，坚持原有的根据地（这必须与开展敌占区及接敌区的游击战争密切联系起来），无须主动进行对敌决定胜负的战斗。因此，我们的主力就无须大的发展，也不可能发展，而以加紧整训教育为主，提高其质量，以便将来在发展扩大时有必要的良好基础。如果我们在反攻中需要大批的新兵补充主力，需要主力尽量扩大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组织与训练好大批的民兵自卫军及地方武装，并保存这些后备力量；在政治上作动员的准备工作，以便在将来能大批的动员（现在无须经常动员，以免引起人民的厌倦）。

　　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破敌人的严重扫荡，特别在华北、山东、上海、南京附近要准备在反攻时期出现比今天更加严重十倍的敌情。同时，要准备在反攻中较大的进攻的战斗，准备抵御可能发生的反共军进攻的战斗。

　　第二，如果全国人民与根据地内人民的政治动向，是决定战后新中国动向的基本力量的话，那末我们在今后的一切工作中，就特别要注意吸引全国人民与根据地内人民在政治上倾向我们，并且能坚决地拥护我们，和我们一道共同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战斗。

　　第三，如果根据地内的人民负担过重，超过了人民所能负担的能力，足以破裂我们与根据地内人民的联系，足以引起根据地外的人民畏惧与拒绝我党我军的领导，足以引起人民对共产党领导战后新中国的怀疑的话，那末我们就要切实减轻人民的负担，把负担减轻到中央所指定的限度（全部负担的最高额不超过人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五，脱离生产人员不超过百分之三）以下，并须向人民作充分解释：这是战争期间的负担，在战后就要减少。如果人民负担的能力，不够养活我们的话，那我们就应实行严格的精兵简政，情愿少要些人员马匹，号召干部艰苦生活，实行严格的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各级财政机关对粮食的注意太不够，粮食浪费太大，其实关系人民生活最大的是公粮问题，而不是税收问题，我们收入最大的是粮食，浪费粮食是最大的损害民力与破坏我们的政治影响），颁布严格的法令，来惩罚那些贪污浪费公款公粮及乱征民间伕马者。同时要培养民力，注意组织与改善根据地内人民的生活。要显示我们区域与敌顽区域人民生活的本质上的区别。这件事不独要影响我们今天的斗争，而且要影响我们在战后建立新中国的斗争。

　　对这件事情的不注意，我们必将自食其恶果。为了整个革命的利益，我们不应该姑息那些官僚主义者及贪污浪费者。这在全党全军中必须进行深入解释和动员，为革命的胜利、我们的光明前途与新中国的创造而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物质资财。对民力、对物质资财的不爱惜，无异于对党对革命不负责任，无异于犯罪。

　　有的部队做生意赚钱，流弊百出，应该停止、改正。但部队自己生产蔬菜、烟叶、麻、棉花及开厂做鞋子、织手巾等，是能够解决部队困难的。华中各部队机关要切实仿效。

　　第四，如果在根据地内很好地推行各阶层联合的民主政治，推行“三三制”〔126〕等，具有全国性的政治意义，具有新中国雏形的政治意义，足以影响与推动全国、特别是战后的民主运动的话，那末我们就要下决心，务必在今后把民主政治、“三三制”等切实推行，非达到可能的高度不可。现在我们党内党外都缺少民主的训练，对于民主政治的精神、实质及方法，党内党外多数的人都是不大懂的，因此，我们的民主没有充分见之于实际。政府机关中，以及部队与民众团体中，官僚主义与宗派主义的作风还极端严重。不少的干部是站在民众之上，而不是站在民众之中；他们是以人民的上司自居，而不是以人民的勤务员自任；他们是越权垄断包办一切，而没有尽到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他们自以为是人民的统治者，而不是人民的公仆；他们不是听命于人民、以民意为依归（不要与尾巴主义相混淆）。这些现象，是我们根据地内组织民主政治生活之很大的障碍。不肃清这些现象，在根据地内组织很好的民主政治生活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在根据地内领导政权许多年，还不能建立一种象样的民主政治生活的秩序，那我们就没有权利和没有资格在全国人民中、在战后再来谈民主政治，那就会引起人民对我们以至对民主政治的怀疑，以为只是在口头上叫的而不是在实际上实行的。而且这也绝不能教育我们的党员与群众。

　　这些现象的发生，是由于我们在党内在群众中缺乏民主的教育和锻炼的缘故，是党风不正、宗派主义严重存在的缘故。只要我们有很好的民主的教育和训练，整顿党风，有这种毛病的党员，大多数是能迅速改正的。因为他们愿意学习与进步，但必须经过认真的教育和必要的斗争才能改正过来。

　　因此，我们必须在党内外及人民中进行关于民主的教育。应该指定同志去研究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的民主主义（法国的、美国的、孙中山的），苏联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研究各国的宪法，写出必要的文章、小册子及教材。我在华中局讲的《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142〕等，也可拿到党员干部中去讲解和研究。要号召我们同志使自己具备充分的民主精神，学习民主，在各阶层人民中去运用民主，并总结各地实行民主的经验来教育党员与群众。还须制订出一些关于民主的法律（如各级政府组织法，选举法，代表会议的规则，处理各种案件的手续等），规定制裁那些违反民主、侵犯民权（人民民主权利）的官员的办法等。在党内，对于违反民主的党员，要进行批评、斗争或处罚。在人民中也应进行广泛的民主教育，解释各种法律等。各级宣传部教育科，应在关于民主的研究及宣传教育工作中进行必要的努力，多写文章、小册子，多到各种会议上去作报告。特别是各级政府的工作同志，各级领导同志，更须加紧对民主的学习、修养和锻炼。总之，我们要下一个决心，使党员懂得运用民主，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府，真正地推行民主及“三三制”，要贯彻到底，不能敷衍了事，不能让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我们同志中存在与发展。

　　庞友兰〔143〕说，共产党的下层同志能照中央毛泽东同志的话办事，一定得天下。那末我们是否能够做到这样呢？是能够做到的。这对布尔什维克〔16〕党来说，没有做不到的理由，我们一定要做到。做到了，我们就“一定得天下”；做不到，就不一定“得天下”。这件事对我们的关系是这样重要，是能否“得天下”的大事。就是地主阶级里面的人，也是这样来警告我们的，我们能不重视这件事吗？能让现在那些恶劣现象继续存在吗？能不努力研究与学习实行民主吗？为了要“得天下”，即为了革命的胜利、战后新中国的创造，全体党员应该在根据地内创立模范的民主政治生活的新秩序。这有全国性的政治意义，这能吸引全国人民来赞成我们、反对顽固派，巩固根据地内人民和我们的关系。

　　第五，如果根据地内基本群众的组织程度与觉悟程度的提高，是我们坚持抗战与创造战后新中国所依靠的基础，那末我们就要用一切努力来提高基本群众的组织程度与觉悟程度。这在华中似乎已经进行了初步的工作，已经相当普遍地改善了工农生活，并组织了几百万群众到农会工会之中，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但是工人、青年、妇女、儿童，则还大部分没有进行组织，自卫队的组织与训练，还须作极大的努力。某些地方的群众如果还没有组织与发动的话，都必须全部地使他们组织起来。当着群众已经发动，并已初步组织起来和达到了基本的经济要求之后，就应把对群众的教育工作提到第一位，就应为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而进行一切的努力，就应注意经济主义的狭隘思想在群众和干部中的发展。估计今年秋季减租是无须费大气力就能做到的。群众团体在秋季减租后，除经常注意保护群众的日常利益而外，要建立各种相当固定的组织与制度，以巩固群众的团结。在这时候，必须对群众进行广大而深入的教育工作，也有时间与可能来大规模地进行群众的教育工作。在许多地区，在今年秋季、冬季及明年，你们应指示各地方党及群众团体大规模地进行社会教育与国民教育，特别是对群众中积极分子的教育。目的是为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程度（主要还不是为了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但国民学校的教育及以后的社会教育，提高文化仍是主要目的），是为了在思想上巩固这些群众在我们党的影响之下，不致因为某种变动与挫折而动摇群众对我们的信仰。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政府的教育部门、群众团体的干部及地方党，应有大的动员，应有周密的计划和准备，应密切配合，并应加强青年团儿童团的工作。要注意青年、儿童的教育与学习。要准备好教材，拨出经费，由各群众团体直接领导，在乡村中创立许多民众夜校，并须多办国民小学与中学。群众团体的干部及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应自动去当夜校的教员，并应派遣必要的专门教员，派遣干部去加强政府教育部门的工作，同时大量吸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加以训练去办教育和当教员。必须使根据地内数百万基本群众及数十万儿童、青年都受到深入的教育。这是一个异常伟大而艰苦的工作，党与政府必须动员足够的人力物力来进行。

　　现在我们不能用土地革命来吸引群众跟我们走，但我们必须在减租减息〔144〕、增加工资及深入的教育工作中去吸引群众紧随着我们。如果我们能在深入的教育工作中吸引了数百万基本群众与青年儿童，使他们不论在什么困难的情况下都跟随我们走，那我们就要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这件工作，是有如此伟大的作用和意义，我们必须以极大的注意来进行。必须达到这样的目的。

　　有教育意义的群众会议，应多召集。各级负责同志以及各地最高的军政负责同志，都必须密切注视群众的情绪，必须设法经常去参加群众的会议，亲自去解答群众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亲自去与群众建立亲密的联系，互相认识，而不可将群众中的事情完全委托下层同志去处理。

　　各地党政负责同志必须亲自去检查各种学校（小学、中学、夜校等）的教育内容，考查教员，掌握教育方针与政策，并经常亲自去向学生讲话。你们要知道，即使是希特勒、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5〕的特务，如果他们对青年儿童进行了深入的“教育”，他们都能驱使成千上万的青年为其拚命，难道我们有真理并有平等待人的民主精神，不能在深入的教育中团结数百万青年和我们一道为新中国奋斗吗？为了这个目的，大批的共产党员应到教育机关去服务，应学习如何去教育群众与青年，应经常总结经验，应首先训练大批的教员，我们党政群众工作的干部也去兼任教员。

　　报纸杂志亦应改善，亦应提高其作用，亦应成为教育群众的有力工具，亦应与群众生活有密切联系。

　　中央在“七七”〔54〕五周年纪念的宣言中提出了战后建设新中国的问题，这与顽固派企图造成少数人专政的中国是直接对抗的。应拿这篇宣言到各阶层人民中以各种方式去展开完全民主的讨论，去深入地宣传教育群众，去团结群众在我们的口号（民主的新中国）之下，去详细解答群众所提出的关于新中国的各种问题。有时甚至可用完全民主的方式在群众中进行投票测验。务必在今后两年间，在根据地数百万群众中，对于战后新中国，在思想上、在实际生活上准备好完全巩固的基础。

　　第六，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与我们的斗争之中，如果中间势力、中间阶层的动向是决定胜负的因素之一的话，如果这些中间势力的动向成为决定战后新中国的重要因素之一的话，那末，我们就应该以极大的注意和切实而广泛的工作去争取中间势力站到我们这一方面来，或在斗争中守善意的中立。而且我们的目的，不只是要中间势力在今天能对我们守中立或倾向我们，主要的是要使他们在战后为新中国的斗争中能赞助我们或善意中立。我们今天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主要是为战后斗争做准备的。目标应该放远些。

　　关于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及对顽固势力斗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过去已经说得很多了，故在这里不多说。不过我们仍须经常提醒各级干部，使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和执行政策中注意这个问题。

　　总而言之，修明政治，生聚教训，整军经武，严修武备（各种武器资材弹药的聚集），为了坚持两年斗争须要这样，特别为了准备反攻及战后的斗争更须要这样。敌人的扫荡在华北是很严重的，故在华北的工作方针更须多照顾到如何坚持两年斗争的问题，一切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如何渡过今后两年的问题。在华中则情况似乎有些不同，敌人的扫荡似乎没有华北严重（过去如此，以后不知怎样）。我估计，如果我们在华北胜利地打破了敌人的扫荡与清乡，如果敌人在华北不能“剿灭”我们，那末，他们就不能照样来“清剿”华中我军了。在这一点上说，华北八路军〔56〕英勇艰苦地坚持斗争，是极大地帮助了华中新四军〔122〕，是与华中新四军的命运完全相联的。正如华中新四军在反磨擦中的胜利，极大地帮助了山东河北的八路军一样。很明白，如果八路军在华北不能坚持，则华中新四军便将立即受到敌人最残酷的“清剿”。我估计敌人或许不能照在华北一样来“清剿”华中新四军，因此，在华中的工作方针，就有更多的可能照顾到准备反攻及准备战后的斗争。一切工作就有可能更多地放在准备将来斗争的目标上。这是我的一种想象，不知客观事实的发展是否能如我所想象的这样。

　　为了实现这一切，目前必须经过一个关键，就是经过我们的中下级干部。而中下级干部的状况，则不是令我们完全满意的。他们还很幼稚，没有成熟，没有必要的理论基础，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党的政策，作风也有很多不正的。这是我们目前一个很大的弱点。因此，用心来逐渐解决这个问题，有极重大的意义。然而目前一下根本解决是不可能的，不解决，一切工作任务又难于完成。因此，除开办党校、组织在职干部学习、整顿三风〔145〕等外，还必须设法派遣一些较强的干部去任县区工作。还必须在某一个工作任务提出以后，在干部中作充分的动员与教育，使干部理解之后，再去进行工作，并由高级负责人经常检查他们的工作，通过总结工作来教育他们。对于某些专门的问题（如战略策略，战后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等），负责同志应多作讲演，来提高我们的干部。应特别注意对直接领导部队的干部（团营连）及地方党政民工作的干部（县级区级）的教育与讲演。因为他们是直接实现党的政策与执行任务的人，是直接联系人民与士兵的人，如果他们不懂得政策，不了解任务，工作是无法做好的。而过去对他们的教育又太少，故许多问题是由他们发生的。因此，轮流召集他们来比较系统地谈清一些问题，是完全必要的。提高他们，就提高了我们的工作。过去我们许多报告都是对直属机关干部作的（这固然也要），以后应多向下层干部进行教育，才能解决问题。

　　＊一九四一年五月，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一九四二年调党中央工作。本文是在回延安途中，根据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精神，写给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负责人陈毅等的一封信的后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