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西北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对敌斗争与发动热烈的群众运动。在游击区、敌占区是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根据地是发动热烈的群众运动。

　　华中群众运动的经验，可作为晋西北参考。晋西北和华中不同的是地大、人稀、经济落后，但某些原则是可以通用的。

　　党中央曾提出发展华中、巩固华中的任务。经过对敌伪的抗击和反磨擦的胜利，建立了我们的根据地，建立了政权，华中的发展基本上是完成了。接着的问题是巩固根据地，其中心一环，就是广泛深入地发动、组织并教育基本群众，以提高其觉悟。这些工作做好了，就容易动员群众参加抗战、参加各项建设，才可能真正发扬民主，把政权搞好，把财政经济工作搞好。这样，党才能巩固，统一战线也才会真正搞好。基本群众的极广大发动，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一关，不能跳过这一关。过好这一关，一切工作才能更有基础，否则，是什么也不容易搞好的。拿统一战线来说，如果群众工作搞得不好，群众还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没有站起来，那末，抗日统一战线就会只是共产党和地主、士绅、商人的统一战线，而不是广大基本群众和地主、士绅、商人的统一战线。如果群众工作没有做好，应该加紧做，一年不行，二年三年，以至十年八年，都非要把这一工作搞好不可。

　　因此，在党员中，干部中，部队中，一定要加强群众观念。有些同志的群众观念非常薄弱，这是很危险的。如果不纠正，不解决，党性就成问题。

　　我们革命，不是为老婆，为吃饭，为出风头，而是为了人民群众的解放。一切为了群众，否则，革命就毫无意义。马克思、列宁常常讲，共产党员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要依靠群众，加强和巩固与基本群众的联系。又讲到，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要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基本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并把他们组织起来。《联共党史》〔146〕结束语第六条中说，共产党什么都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只要共产党永远依靠群众，就是不可战胜的。日本特务机关整天窥视着我们，时时想找我们脱离群众的弱点，来勒死我们。我们在太行山曾截获国民党〔5〕特务机关的指示，说破坏共产党最有效的办法，是利用共产党对群众的强迫命令。共产党如果单靠枪杆，单靠同地主、士绅、商人搞统一战线，是没有前途的。依靠群众，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不可在行动中有任何违背。

　　但是我们有的同志口头讲的是群众，是马克思主义，一到行动就忘了马克思主义。如果对群众利益不关心，妨害群众利益，以官僚主义对待群众，就不是共产党员，应该受到严厉批评。还有的同志把群众工作的地位看得很低，这是非常不对的。把人分成等级，把各种工作也分成等级，把群众运动的工作看成很低的等级，这不是共产党应有的观点，而是封建社会的等级观点。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群众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应把农会放在第一位。农会工作搞好了，青、妇团体也会搞好的，工会工作也同样。

　　华中群众运动的经验是这样的：派工作团下去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时，先选择几个中心县，在中心县里，找二三个中心区，在中心区里，找二三个中心村，把大多数干部和最强的领导干部派到中心县、区、村去。非中心区、村的干部，开始只做宣传工作，沿村宣传减租减息、改善雇工生活。在中心区、村，集中力量发动群众，突破一点，打开局面。非中心区、村则及时宣传中心区进行减租减息的成绩和经验，造成声势，相互呼应。

　　中心区、村在开始发动群众时，由政府与工作团负责人访问地主，召开士绅、地主座谈会，说明群众运动要来，讲清政策，减少顾虑；同时工作团挨家挨户访问农民，和农民谈话，了解情况，调查研究，注意发现积极分子，通过积极分子联络和发动更广泛的群众。在群众酝酿成熟的基础上，召集全村农民大会，讨论和决定有关问题，选举农会筹备会。应找出当时当地农民最迫切的问题下手（比如借粮），通过这些斗争的胜利，提高农民的热忱和信心。还应加紧教育和训练积极分子。然后成立农会，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成立农会时要悬榜，农民对于悬榜，非常重视；县长、军队首长也要去出席，并讲话鼓励，以示对农会的重视。影响一传开，非中心区的农民也自动起来了，也要求组织农会。这就是非中心区被中心区所推动。这时候，中心区、村即可留下一部分干部做巩固工作，其他干部转移到非中心区。这时到非中心区，群众就会自己找来了。一个月到两个月，就可发动千百万群众，形成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潮流。

　　群众运动一起，积极分子涌出，就要抓紧教育。要认真准备好一篇讲话：世界是什么人创造的？是工人农民创造的。饭哪里来的？房子哪里来的？一切都是工人农民创造的。但是未创造世界的，却占领着世界。这里要注意打破农民的迷信，说明人受两种压迫，一种是自然的压迫；一种是人的压迫，人剥削人，人吃人。世界没有地主资本家可以成为世界，没有劳动者就不行。应以外地农民起来斗争的经验以及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说明工人农民应该成为社会的主人。他们一了解这个真理，会非常兴奋，就会主张：索性把这世界推翻吧，把那些地主老财都干掉吧。这时要特别向他们说明统一战线的重要，今天为了打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和地主老财讲统一战线，共同打日本，这是为了全民族利益，同时也就是为了农民工人的利益和前途。这种革命阶段的性质一定要给他们说清楚，并要说明根据地的重要等等。这篇讲话，一定要准备好，语言和举例应当是当地农民容易懂而又切身感到的。农民听懂了，觉悟会提高的。华中那些刚觉悟的农民，常常兴奋得睡都睡不着，跑来问这问那，提出许多问题。这样，农民的革命思想树立起来了，农民说“换了一个脑袋了”。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教育农民，是新的启蒙运动，也就是阶级教育。这个教育搞好了，农民跟上我们走，就不会因为受一点波折而怀疑动摇。

　　农民在提高了觉悟之后，心也发痒，嘴也发痒，会到处去讲，进行宣传，那简直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农民起来了，就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

　　进行减租减息，农民说要斗理、斗力、斗法。所谓斗理，就是进行说理斗争。地主是很狡猾的，他会用种种方法来恐吓农民，我们必须动员一切宣传力量，造成“不减租减息没有道理”的舆论潮流。有了理，就会得到社会的同情，能大大增强农民的斗争信心和勇气。所谓斗力，就是较量力量的斗争，依靠有觉悟、有组织的农民群众的力量，去斗垮地主破坏减租减息的一切阴谋诡计。减租减息时，可从开明的地主先减起，因为容易一开始就做好，促使地主内部的分化。对那些不减的，就和他斗争。可选择一个最顽固的大地主，只要把他斗下来了，其他地主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所谓斗法，就是依据法律进行合法的斗争。发动农民到地主家里去谈，说明为了抗日而减租减息。农会并可开会，请地方长官和地主参加。在会上表扬开明地主的大义，对地主的普遍减租表示感谢，以消地主的积恨。遇敌人扫荡时，农民就去帮助地主空室清野，以示共同抗日，互相团结。抗日民主政府应用自己的法令来保障农民的利益，制止地主的破坏活动，同时又适当照顾地主的利益，使地主服从和拥护抗日政府的政策。

　　要有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一切工作才会做好。农民起来了，为防止地主打黑枪，自动要求发枪，民兵也就起来了。他们关心政权了，政权也就巩固了。农民“换了脑袋”之后，加上一个决心，不怕死，参加共产党的多了，党的力量就壮大了。

　　在群众运动中，还应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正确处理党、政府、军队与群众团体的关系。

　　过去我们的党、政府、军队常常代替、干涉群众团体，不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性，关系搞得很混淆，表现在政府代替群众团体，干涉群众团体的内部生活，派群众团体干部做政府工作等。

　　如果是政府代替群众与地主作斗争，就会失掉政府立场，不能兼顾地主的利益；而群众未发动起来，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认为是八路军〔56〕、共产党给他们的利益，减租成了“恩赐”。结果，把地主闹翻了，群众又不拥护。这样做的人本意要做好事，结果是做了坏事。应当了解，脱离群众，少数人与地主斗争，是不允许的。马列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劳动者自己解放自己〔147〕。我们应该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党、政府、军队代替群众减租减息的方式应该禁止。

　　政府过多地集中群众团体的力量突击征粮、征税、扩兵等，就会使群众团体放弃了自己本身的任务和工作，使群众不能正确认识群众团体。比如好些地方的老百姓都说农会是八路军的、政府的农会，而不说是自己的。我们要组织农民自己的农会，工人自己的工会，不依靠劳动者以外的任何英雄豪杰。党、政、军派去农会工作的干部，应以农会名义进行各项活动。一切好事，于农民有利益的事，都应交群众团体去做，而群众团体要教育群众拥护政府、拥护八路军。群众团体干部被派去做政府指定的工作时，应完全以政府名义，不用群众团体名义。如果群众团体代替政府征粮、征税、捕人、审案等，就成了两个政府，结果变成了无政府。至于群众团体代替党的现象，有时表现为不去搞经济任务，只去搞政治宣传。自然，不能把经济任务与政治任务完全分开，但它们是有区别的。

　　因此，党、政、军、民关系要区别清楚，同时又应该相互很巧妙地结合。是巧妙的结合，而不是混合。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党的领导一元化，是矛盾的统一，是相对的统一，不是绝对的，不是取消各种组织。从单细胞到高级动物是发展，越是高级动物，细胞的分工越细密。我们今天的各种组织分工要科学、明确，不能混淆。划分职权之后，然后统一。现在客观要求分工，主观却分不清，把结合变成了混合。

　　党不能直接领导群众团体，而应通过自己的党员去领导。政府与群众团体，就互相协助。

　　怕群众团体威信高是不对的。群众团体是党联系群众最重要的桥梁，群众团体威信提高，也即是党的威信的提高。群众团体有极高的威信，号召群众拥护政府才有力量。农会如果威信扫地，就难以号召农民拥护政府。所以，群众团体在群众中的威信越高越好。这种威信高，是党的领导的结果。

　　第二，真正巩固的群众运动，一定要有群众的领袖。

　　党和军队的领袖可以委派，而群众领袖是不能委派的。因此，要注意培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使他们成为有威信的群众领袖。没有领袖的群众运动，是不巩固的群众运动。有领袖、有纪律的群众运动，才是真正革命的群众运动。群众领袖应是成千成万的，包括各方面的大大小小的群众领袖。党应培养、教育干部成为群众领袖，这是重要的事。应派干部下去经常做群众工作，长期培养，成为群众公认的领袖。在华中，派干部去作县长，先不派到县府，而派去做群众工作，工作做好了，在群众中有了威信，由群众选他出来当县长，那就成为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领袖。至于外来的做群众工作的知识分子，只要与群众密切联系，熟知群众，替群众解决问题，也可以成为群众领袖。

　　第三，群众运动中如发生左倾过火的情形，必须正确地对待。

　　群众运动起来了，可能有掌握不住的情形发生，因为群众不动则已，既动起来，往往超过我们的主观愿望，有些过左、过火的现象。有的同志对这种现象，感到害怕。应该认识，群众运动起来发生过左是一回事，领导的过左又是一回事。应该把群众行动上的过左，和干部领导上的过左，严格区别开来，因为这是有原则差别的。领导上的过左，是左倾机会主义，是犯错误，是不允许的，应该禁止的。群众起来有些过左的现象，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应该害怕的。

　　因此，应加强我们主观领导能力，力求正确地领导群众运动，防止右倾和左倾。群众运动本身有时左有时右，无论如何我们的方针要拿得稳，我们主观领导决不能左右摇摆。怕左而不发动群众，或以为左一点不要紧，而用左的领导思想发动群众，都是不对的，要切实避免。

　　我们不怕群众过左，而怕自己的干部过左。四项动员〔148〕时，不是群众左，而是派下去的干部左。结果，把地主弄翻了，群众未起来，把自己孤立了。

　　我们对群众运动，一定要在领导上控制得住。对群众运动的控制，不是强迫命令，而是思想上、领导上的控制，出于群众的自愿。比如大革命〔30〕时，武汉码头工人自发地驱逐巡捕，占领了英租界，一二十万工人到英租界游行示威。陈独秀〔114〕等当时害怕群众过左，要想停止群众的游行示威，并要全国总工会负责。全总负责同志说明停止是不可能的，当晚找了群众领袖，提出示威时绝不能动手，不要损坏东西，这在思想上控制住了，结果第二天游行示威，包围领事馆，搞了一天，没有发生一点事情。这是有纪律的群众运动，这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没有秩序、没有纪律的群众运动，不算真正的群众运动。那一次的群众运动，对于收回英租界〔149〕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在正确的领导下，群众中个别的左是能够纠正的，群众自己是能够建立起纪律的。群众中的领袖，也可能搞得过火，但我们应该在思想上进行说服教育，爱护他们的革命热情，绝不能向群众泼冷水。如果有的同志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不知道爱护，而是站在群众之上指责群众，这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就不纯。

　　*这是在晋西北干部会议上报告的一部分。由于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进攻，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各解放区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为了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依靠农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战胜困难，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党的重大决策之一，是领导各解放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报告是在这种背景下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