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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党内在最初的一个时期――陈独秀〔114〕时代及其以后――有些党员是有一种意见，反对党员对理论作比较深入的专门的研究。甚至在学校中，当许多党员专门学习理论的时候，亦强调反对“学院式”的研究，指那些比较埋头读书的党员为“学院派”，而强调在实际斗争中的锻炼。似乎认为只要有实际斗争的经验，而不要高深的理论研究，就能满足，就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似乎认为马列主义的理论，无须经过相当长期的埋头深刻的研究，就能把握得到的。这种意见，与当时某些党员的另一种意见，即轻视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研究，真正的学院式研究对抗着。这两种意见都是错误的。一种是过分强调实践，轻视理论的重要性，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另一种是过分强调理论，轻视实践的重要性，轻视实践对理论的基源性与优越性。他们都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正确解决与正确联系。

　　党员在党校中学习，从事理论研究的时候，主要的任务是理论上的深造与把握，而不是学校生活的锻炼（虽然这种锻炼联系到所学的理论，而从理论研究中来逐渐改造我们党员的思想意识，亦是很重要的）。这时候，学生应当埋头读书，埋头从事理论的研究。这不独不能因此就叫他作“学院派”，而且是学生的主要工作。党员埋头读书研究，这一事实并不表现为“学院派”，而是每一个党员在从事马列主义研究时所必需如此做的。任何比较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都必须经过这样埋头读书与研究的阶段。马克思、列宁本人更是如此。过去有人指埋头读书为“学院派”，是完全错误的。特别在学校中来强调，就更为有害。

　　学院派是欧洲学术界及马克思主义者中一个派别，是一个专门名词。这派人只有离开实践的理论研究，轻视实践，而不将理论与实践联系，结果，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成死板的教条，而不能成为实践的指导。这当然是错误的，应该反对的。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及我们党员中，今天仍然是有这种人的。比如，有些党员，他们对切近的组织问题、实际问题等，常常采取一种非常不严肃的态度，不去注意与研究，而轻视它们，认为在这些问题中是不包含马列主义原理的，他们也不会从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去学习到一点什么东西。因此，他们并不以研究《资本论》的严肃态度来研究与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不知道（或忘记了）马列主义学说要成为解决这些问题（行动）的指南。实际的有生命的马列主义，恰恰就包含在这些问题中，包含在一切人们的社会的具体实践中，而不在书本的公式上及一切抽象的神秘的地方。

　　在中国党内上述两种意见的对抗，当时是前一种获得胜利的，在党内相当造成了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风气，结果，阻止了党内理论水平的提高。这是必须纠正与反对的。这与我党直至今天在理论上的准备与修养仍然一般不够的现象，是有密切关系的。它给了党内以极坏的影响。在当时，党内关于理论与实践同时并重的正确的意见，是没有得到发展的。

　　中国党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并不比苏联的布尔什维克〔16〕差，所以中国党历来的组织工作就是很好的，不论做什么事，如组织工人，组织农民，组织政府，组织军队，进行各种方式的战斗，只要在党内一动员，为党员所了解，历来就能做得很好，就能完成任务，就能组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工人农民和军队到革命的战场上去。中国党的组织能力并不弱。中国党的英勇牺牲精神亦是很好的。数十万党员被人割去头颅的白色恐怖，亦不能威胁我们的党员放弃自己马列主义的旗帜。这些表现，是除联共党外，为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党所不及的。然而，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直至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虽然党内少数同志特别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理解）。因此，现在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就成为十分必要。中国党只要克服了这个弱点，就能有把握地引导中国革命到完全的胜利。

　　中国党的理论准备不够，上述错误的意见与之有关而成为其原因之一，但这也不是唯一的原因，还有其他的原因，这些原因就是：

　　（一）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不久（在五四运动时才有很少的输入），不象欧洲各国，马克思主义的传布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又由于中国当时是客观革命形势很成熟的国家，要求中国革命者立即从事、而且以全部力量去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无暇来长期从事理论研究与斗争经验的总结（这种情形直到今天还是有的，如我们今天到处都感觉到实际工作中的干部缺乏，一切干部几乎都很难从工作中抽出作一种比较长期的理论学习等）。所以中国党一开始成立，就卷入伟大的实际革命斗争中，各方面都应付不暇。这与中国党的理论准备不够亦是有关系的，这亦是原因之一（在中国党秘密活动的十年〔141〕中，情形就有不同。这时是有时间来从事理论研究的，但中国党也没有抓住这样的时机来克服理论准备不够的弱点。这当然亦是一个错误。这也是由于对理论重要性认识不足及对当时革命形势过分估计而来的，虽然在这时候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运动是有伟大成绩的，党亦曾给以某种重视。然而党没有自觉地来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准，并把这当作当时党的主要任务之一。因此，使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及从事文化运动的干部，都包含着很多弱点，没有使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及其干部与全党的全部实践密切联系起来；因此，就使当时的作品十分杂乱，不深刻与不实际；因此，亦不能大大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

　　（三）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诸领袖，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他们的著作都是用欧洲文字发表的。在他们的著作上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和欧洲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比，有其更大的特殊性。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就觉得特别困难些。直到现在，马恩列斯的著作，大部分还未译成中国文字，而中国党员能读马列原著的并不多，即使能读的人也很少去读完。因此，影响到中国党员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和修养。这也是中国党理论准备不够的原因之一。

　　由于这些原因，特别是我们党的主观努力不够，二十年来，我党虽有极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但缺乏理论的弱点仍旧未能克服。这是我们今天还要以极大的努力来加以克服的。

　　所谓中国党的理论准备，包括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这在中国党的大多数同志不论对哪一方面都还有极大的不够，还是中国党一个极大的工作。

　　这就是我的答复。

　　＊这封复信原载中共中央华中局的内部刊物《真理》第二期。宋亮即孙冶方，当时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