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令钊

        1949年对于今年已经89岁的画家周令钊来讲，更是特别值得纪念。在这一年里，在三次重要的历史事件当中，周令钊三画毛主席像，并且成为了第一位为天安门城楼绘制毛主席像的画家。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令钊参与了人民币等多项重要设计任务。

　　一

　　1949年7月1日，在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徐悲鸿的家里，一场婚礼正在举行。婚礼的主角是国立艺专的青年教师周令钊和他的学生陈若菊。7月1日是周令钊夫妇为结婚专门挑选的好日子，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天，本该前来道贺的宾客，却有许多人都没来。

　　周令钊(以下简称周):在家里，徐悲鸿布置好了喜庆的地方，还在面包房定了一个三层塔式的蛋糕。徐悲鸿证婚，那天真是一个好日子。但是这天是“七一”，毛主席在先农坛开会作报告。我们全校的年轻一点的老师、同学——我们那天要请的客人，都到先农坛去参加这个盛会去了。

　　1949年毛泽东在先农坛的“七一”报告，把本该参加周令钊婚礼的宾客吸引过去了。在徐悲鸿的安排下，留下来参加婚礼的以老教授居多。就在一年以前，周令钊应徐悲鸿之邀，从上海来到北平任教。在这一年里，周令钊除了授课之外，还在业余时间创作美术作品，宣传发动群众，准备迎接北平解放。1949年1月，为了迎接解放军进城，周令钊画了他生平第一幅毛主席像。

　　周:那时心里想:早点进城啊，解放军早点来啊。慢慢听到消息说解放军快要进城了，我们就出城去接解放军。那时候我画第一个毛主席像，现在你们看到电视里头的解放军进城，前面一个卡车，上面有毛主席像，有朱德的像。那时候是侯一民邀的我到新华社，在那儿画的。那是我第一次画毛主席像。我画的毛主席，侯一民画的朱德。

　　解放军进城后，周令钊在铁狮子胡同第一次看见解放军，他激动得眼泪都出来了。周令钊说，那时整个北平城都发生了变化。

　　周:刚才还是冷冷清清的，一下子那就热火朝天了。解放军一进城以后啊，大家都动起来了，我们美院搞美术的事就多了:进城的时候、第一次团代会、第一次学代会……那时候没有人民大会堂，都是借用中央美院的礼堂。那时任弼时来主持会，朱老总也来主持会，我们都见到了。在美院举行团代会、学代会，会场就交给我们去设计、布置，日程排得满满的。

　　1949年3月，周令钊接到了一次重要的会场布置任务。4月1日，国共和谈即将在六国饭店举行，周令钊奉命布置会场，他第二次画了毛主席像。

　　周:国共和谈就在六国饭店举行。那时候北京有两个大饭店，一个是北京饭店，一个就是六国饭店。有关人找到美院，美院就要我去了。我带我们实用美术系这一班，解放以后的第一班，就是陈若菊在的这一班。我们就去布置会场。南京来的代表，由张治中牵头，还有邵力子、黄绍竑，还有好多人。我们这边是周总理主持，也是有好几个人。我设计会场，正面，主席坐的这个地方，那墙上就挂一个毛主席像。两边一边四个柱头，共八个柱头，就布置“和平八项条件”。我画的毛主席像，不是彩色的，是黑白的，画得很精细。我当然尽心地画，也是用的这个照片——戴八角帽、面露笑容，特别把毛主席笑的感觉画出来。背景用大红，当时开会没有现在的灯光这么亮，灯光淡一点，红底子、黑白像，显得很亮堂。会开完了之后，组织会议的人告诉我说:大家对我的会场布置，还有毛主席像非常满意。后来人家问我说:你们美术学院还有油画系，还有那么多油画家，天安门开国大典的毛主席像怎么选了你来画呢?我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说那可能跟那个黑白颜色的毛主席像有点关系吧。

　　二

　　周令钊说，其实他每一次接受媒体采访，几乎人家都要问他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年为什么人家会找到你来为开国大典绘制毛主席像呢?周令钊自己说，他其实也挺纳闷的，为什么有那么多重要的具有政治意义的设计任务都会找到他的头上。他记得那是1949年9月的一天，北平国立艺专的党委书记江丰通知他，让他为开国大典绘制一幅毛主席像。江丰还特别叮嘱他说，那是个光荣的任务，一定要好好去完成。

　　周:天安门城楼两侧“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标语，中间的毛主席像，上面的国徽，都是统一安排的。什么事找谁，都事先研究好了。然后通过本单位的院办、党委会决定派谁，这样一来，为画天安门的毛主席像就到学校找江丰，江丰是党委书记，找徐院长，确定下来了。江丰就通知我。

　　在周令钊的记忆中，他接受过的多项设计任务，都是由学校党委书记江丰通知的。为什么每次都找到他，被问得多了，周令钊自己有时也琢磨这个问题。

　　周:钞票设计也找到我，邮票也是我，那个时候没有投标。国徽设计我也参加，青年团的团旗也是我设计的，少先队的队旗也是我画的，那时候得通过组织。但是这些任务怎么都到我这儿来的呢?我想:一个就是那个时候人少，也没这么多事，所以就比较集中了;还有，你要是搞得顺手就都来找你，还省事些，还有些把握。我那个时候不挑三拣四，本身还是画画的。那些我设计的东西，我把它作为光荣的任务，你找到我来，我不推辞，我一定好好地完成它，而且我自己还爱画，爱写生风景，爱画民族风情。

　　接受了为天安门绘制毛主席像的任务后，周令钊立即开始构思、打腹稿。与前两次画毛主席像不同，这一次画像前，他有机会见了毛泽东本人。

　　周:那时候刚解放，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好。我们去看苏联马戏团的马戏，毛主席也来了，大家起来热烈鼓掌，他就坐在观众席前几排那里。他是从后面进来的，看得清清楚楚。

　　在周令钊的眼中，那时的毛泽东很亲切很随和。接到为天安门绘制毛主席像的任务后，周令钊根据自己的喜好，在一组备选照片里挑选了他最欣赏的一张作为绘画的摹本。

　　周:多少年了，照片是我挑的，还是领导指定的?我记得拿给我不止这一张照片。我就欣赏这张戴八角帽、领子敞开的照片。交代下来的时候没有说要用哪张照片。我记得底下还要写“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这是专门交代的写红字。

　　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毛主席像高6米，宽4.6米，要绘制这么巨幅的画像，当时由于条件简陋，周令钊面对的困难不少。

　　周:在天安门悬挂的毛主席像是第一张，也没经验。首先要考虑这张像要挂到城墙上头，用布去绷的话风一吹就会动，结果就用铁皮钉上去了。

　　周令钊说，那时没有那么大一整张的铁皮，作画用的铁皮是拼接而成的。他采用打格放大的办法，把小照片中的毛泽东形象，绘制成了巨幅的人像。作画时，周令钊登上一个三层的脚手架，像盖房子一样高空作业。

　　周:要去刻画毛主席的形象，就会想到他的诗、文啊，都非常好，可称作“革命浪漫诗人”，所以我画像的时候，心里都是怀着这么一个印象。他说湖南话的时候嘴角有点特别。所以我画嘴角的时候，就注意刻画一下，用笔也不多，面积也不大，与别人的像就不一样。那就是他的特色。

　　三

　　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为了保持常新，每年都要更换一次。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天安门城楼巨幅毛主席像经历了周令钊、张振仕、王国栋以及葛小光四代画家之手。创作这种巨幅的人像，在作画的时候，其实画家是看不到作品的全貌的，要凭着经验和感觉来进行创作。在1949年9月，周令钊为开国大典绘制毛主席像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升降机、望远镜等现代化设备，所以他创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在为开国大典绘制毛主席像的两个多星期里，周令钊夫妇每天自备馒头和咸菜，拎着暖水瓶就上了天安门，一画就是一整天。1949年9月30日，周令钊夫妇按期完成了毛主席像的绘制任务，聂荣臻是第一个前来观看画像效果的领导。

　　周:当时的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就上到我这里来看这个像画得怎么样了。他一看，说:画得还可以，也像，气质也符合。但是聂荣臻又说:过一天是开国大典，这是一个很隆重的日子，主席的风纪扣还是应该扣着的好，他就提了这么个意见。

　　周令钊说，当时聂荣臻的态度非常和善，他提的意见也很有道理。周令钊用手中的画笔，很快就将毛主席像上的风纪扣扣上了。完成任务后，他们夫妇俩就放心地回家休息，准备第二天参加开国大典。让周令钊没想到的是，夜里他又被人叫了起来。

　　周:我已经睡觉了，他们又来找我说:还没完呢。领导看完后认为底下那五个字还是不要的好，得赶快涂掉。那时候我们住在五老胡同，就赶到天安门，天安门的聚光灯已经都对准这个像了。像已经都挂到天安门上头了。后来我听钟灵说:像拿到中南海，好像是领导同志都认为不要写这五个字。这样我再到天安门，想用梯子，可梯子没有这么高的。于是就把梯子绑起来，搭在天安门城楼上头。我手上拿着桶和画笔爬上去。梯子软得很，一颤一颤的，尤其这底下城门洞是空的，总觉得很不踏实，要有恐高症的人还干不了。

　　周令钊将画像底端“为人民服务”五个字遮盖完毕，天也快亮了，这一夜他们夫妇几乎没怎么合眼。10月1日下午，周令钊参加了开国大典。站在广场东侧，他从远处审视自己刚刚完成的作品。

　　周:我还急于在广场上看像不像，在广场上看的效果如何。一看，还可以，旁边的人也都说不错，这样，我的心里就踏实了。

　　四

　　在周令钊的美术设计生涯当中，其中的一项作品是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这项作品就是人民币。周令钊参与了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币的设计工作。而从1950年周令钊参与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开始，到1985年第四套人民币定案，周令钊说，每套人民币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周令钊说，1950年设计第二套人民币时，中央给的大原则是要设计中国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币。那时，他跑遍全国到处临摹写生，收集传统图案和纹样，最终设计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第二套人民币。在第二套人民币10元的设计草图上，周令钊曾经画上了毛主席像，但这个方案却被毛泽东本人否定了。

　　周:我们初始设计钞票的时候，就想到要把毛主席的头像放上去。我画那个效果图的时候，上面就画着毛主席像。但是到后来，毛主席自己不让摆。毛主席说:要在钞票上出现了自己的像，应该是百年之后。他说一个人盖棺论定之前，要进入钞票是不合适的。

　　1955年3月，第二套人民币正式发行，周令钊说，在第二套人民币中曾经发行过面值为3元的纸币，那时，这种面值的纸币还曾经拿到苏联去印制。

　　周:那时候我们的设备还不是那么多，但是我们人口多，发行钞票量大，印不过来了，那时苏联是“老大哥”，所以我们就交给苏联去制版。

　　中国的人民币设计图要在苏联的工厂制版，很快，周令钊就发现，一些问题浮现出来。

　　周:那时候我们保密工作做得很厉害，什么都保密，还进行保密教育。苏联更保密，我们到那里去，他们接待我们，就在他们印刷厂的办公室，他们的厂长、书记接待我们，不让我们进车间。我们的目标是想进到他们的车间，看看他们是怎么生产、怎么制版的，想学一学。他们制版，一个月才做出来，我们约定时间到他们办公室，他们拿样子来，我们一看，有好几处不对路，就指出来，他们拿回去，又得做一个月，拿回来我们一看，还是有几个地方不对路。这么反复几个月过去了，到头来也做不出我们要求的样子。

　　几经磨合，苏联的印钞厂终于将3元的人民币制版成功。但是让周令钊料想不到的是，又有新的更严重的问题产生了。

　　周:后来做出来给了我们。我们勉强带回来，又发生了问题，中苏关系进入低潮了。原版在苏联那里，你不知道他做了多少版。将来他们要印一些版，走私到我们这里来，那还得了?所以后来这个版就作废了。

　　周令钊说，由苏联印刷的3元人民币，在中苏关系发生变化之后就做了作废处理。不久之后，3元的人民币在市面上停止了流通。周令钊比较满意他参与设计的第二套和第四套人民币，第三套人民币产生在特定历史时期，设计上受到的制约比较多。

　　周:第二套选用革命历史题材，有延安宝塔山，有江西大革命时期的桥，有天安门、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第三套，就是社会主义建设，里头有拖拉机、火车头、车床。第三套那些装饰都是农作物、经济作物，比如棉花什么的。第四套呢，各民族大团结。

　　在1987年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上，第一次出现了国家领导人的头像。周令钊说，这是因为要增发百元大钞，原有的设计方案已经不够用了，他们就只好另辟蹊径。

　　周:这是完整的一套，工农兵知识分子打头。各个民族，人口越多，就越摆在前面，按人口数排下去。那个时候市面上需要有100元面额的。这是中央提出来的，要加一张100元的，这100元的又设计个什么呢?民族已经上去了，工农兵也上去了，还搞什么?还有什么头像啊?我们这小组就研究了:只能把国家领导请出来。那个时候，毛主席、朱德、周总理、刘少奇都已去世了，我就想用这四位伟人的头像，作为100元钞票的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