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碧波

      谭碧波于1913年底出生，采访碧波老人的时候，除了惊讶于他鹤发童颜的外表和中气十足的声音以外，更对他清晰而极富条理的记忆力感佩不已。人生百年，老者如斯，他清和平静的内心早已成为一本厚重而丰富的大书，翻开每一跌宕起伏、险峻艰难的记忆，都折射着风起云涌的历史波涛，荡漾着慷慨悲辛的人生至味。

　　2012年5月18日，在云南省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座谈会上，省领导和与会的文艺家们为谭碧波庆贺了百岁寿诞。

　　云南省唯一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见证人

　　70年前，谭碧波以戏剧指导的身份列席了在延安杨家岭一个普通会议室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当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正在亲身见证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时刻，并且成为云南省唯一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见证人。他更没有想到的是——70年以后的今天，他以百岁之身仍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至今仍健在的亲耳聆听过《讲话》的世纪老人。

　　“我不是会议代表，但因为在延安从事宣传和文艺工作，所以也参加了座谈会，算是列席吧。正式代表大概有100人左右，都是当时延安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而座谈会开了将近一个月，事实上参加的人还有很多，到5月23日听毛泽东同志总结发言时，延安各机关学校的负责人都来了，也包括我们这些从事文艺工作的人。”碧波老人甚至还对大会的一些细节记忆犹新，“毛主席穿了一身土布衣服，坐在一个临时用木板搭的小台子上，身边放了一张小方桌，好像就是当时延安学校里用的那种小课桌。他常常一边抽烟一边记录，有时也会因为代表的发言而哈哈大笑。”而对于《讲话》发表前后延安文艺界发生的变化，谭碧波更有着切身的体会——座谈会以后，延安的文风、学风有了很大的转变，过去读书好高骛远，言必称希腊，演戏也是贪大求洋，演的都是大戏、外国戏和古典戏，座谈会以后延安文艺界提出一些很有感召力的口号，“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到农村去，到工厂去，把笔头与锄头、铁锤结合起来”，大家在思想上也懂得了文艺要为大众服务、要搞通俗易懂和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要深入到工农兵当中。所以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发表后不久，延安就掀起了一个秧歌剧运动，谭碧波也加入到了这一热潮之中，跳秧歌舞、编秧歌剧、学习民歌、办黑板报，他说，“延安文艺座谈会确实是一次改造思想、转变立场、确立世界观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

　　从封建地主家庭出走成为坚定的革命者

　　出生于永胜谭姓旺族的谭碧波年少时是地主家庭的少爷，是这个屡戴簪缨的书香世家的传人。他从小就入私塾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17岁即接受父母之命娶妻成家，而促使他远离家乡、摆脱封建家庭并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正是他一生都难以忘怀的这位结发妻子。这个名叫毛玉昆的女孩果然如玉出昆山一般美丽皎洁，且温柔而勤恳，在上世纪30年代的封建大家庭里谨小慎微地做着一个忍辱负重、处处小心的小媳妇，而此时已经考上丽江的云南省立第三中学的谭碧波，已经接触到了“五·四”新文化、新思潮的启蒙，民主、自由、博爱、平等的思想使他同情妻子的处境，总梦想着和妻子一起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远走高飞。可残酷的现实却粉碎了他的所有希望，他年轻的妻子终于因为承受不了封建家长制的重压和虐待，吞鸦片自尽了。痛不欲生的谭碧波对当时的封建家庭和愚昧落后的社会环境彻底绝望了，悲愤已极的他在沉默中下定了决心，一定要走出这样的环境，去外界寻找光明和自由。50年以后，谭碧波特意回到家乡永胜，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为他的结发妻子立了一块碑，他始终忘不了这位美好善良又单纯柔弱的女子，是她的死唤醒了谭碧波内心对封建礼教的反抗，换回了一个青年奔向崭新世界的新生。

　　1934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21岁的谭碧波带着一双妻子生前为他做的布底鞋悄悄离开了已毫无留恋的家，临走前的深夜，他在妻子的坟前徘徊良久，泪水无声地滴落在孤坟上。

　　从永胜到大理因怕家人追赶绕道而行，他走了7天，从大理到昆明又走了12天，一路上要穿越森林险谷、渡过金沙江、翻过无数座大山，还要避开土匪抢虏的关口，而身上只带了一锭岳父送他的细丝纹银。但所有的这些都无法阻止一个青年远离愚昧落后、寻找光明自由的脚步。在临近昆明的禄丰，他和在路上结识同行的伙伴生平第一次见到了在马路上奔驰的汽车，这一带有强烈工业文明和新世界气息的新奇事件使得他兴奋不已。而此后从昆明到香港再到上海，从南京、徐州、武汉直到山西的民族革命大学，阎锡山任校长的民族革命大学在当时也属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部分，但“晋西事变”爆发后，阎掀起的“反共”高潮使谭碧波下定了去延安的决心。数年的辗转流离、寻寻觅觅使这个单纯的年青人窥破都市繁华之后的腐朽堕落、国民党军队的黑暗昏聩，军阀混战、内忧外患的现实使他在抗日救亡的历史大潮中渐渐意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真理。

　　1940年春天，他终于在离家6年以后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当见到山坡上那一排排整齐的窑洞，听到“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的抗大校歌，亲身感受着延安朝气蓬勃、热火朝天的革命氛围时，他终于真正寻找到了人生的归宿。在延安，谭碧波当过学生，开过荒，种过地，演过《中国魂》、《穷人根》等剧目;那时候他的身份是戏剧指导，导演过《塞上风云》等剧;唱过《黄河大合唱》，写过秧歌剧，为保卫延安，他也曾奔赴前线。

　　初创云南省文联并成为中国影视人类学的首创者之一

　　1950年，谭碧波回到了故乡云南，被组织上安排到云南省文联任副秘书长，不久改任秘书长。他和任文联筹委会副主任的陆万美一起，在百废待兴、文艺界更是一派荒芜的云南创建了省文联。著名作家彭荆风至今还记得，当时的陆万美和谭碧波可谓是艰难受命，没有房子，人手更缺，一切都得白手起家，但他们硬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广泛团结了一大批云南的文艺界人士，为以后云南文艺走向繁荣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0年，中央访问团到云南考察，发现云南少数民族众多，而且分处各不相同的社会历史形态，是研究民族学、历史学很丰富的材料。访问团回到北京以后，向中央做了汇报，希望赶紧抢救，得到中央的同意后，全国人大民委开始着手准备民族调查。1956年，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调查全面启动，谭碧波担任一个组的组长。谭碧波回忆说，民族工作队的任务就是做好事，交朋友，要与少数民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给他们送去了盐巴、布匹、镰刀、斧头，为他们看病，给他们送药，教他们养家畜、耕地、使用农具。还在村寨里成立了卫生所，开办识字班，建学校…… 经过民族工作队的疏通交流，少数民族同胞了解到共产党确实与“旧汉人”不一样，这才敢打开寨门，迎接调查组。民族大调查结束后，云南省的民族工作者们撰写了不下2000万字的调查报告，许多人口较多的民族有了自己的民族史民族志，一些人口较少的民族也有了民族史志合编。

　　此后，在这些调查报告的基础上，由谭碧波执笔，写了《边疆民族纪实》的脚本，这是第一个民族志电影脚本。后来这批总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的影片，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从1957年到1966年，十年时间全国一共拍摄了15部民族志影片。第一批影片涉及云南的有3部，谭碧波负责组织拍片，撰写文学脚本，影片的要求是重点记录新中国成立以前那些民族的社会面貌。

　　几十年过去了，在学术界，这一批鲜为人知的电影被誉为“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开山之作”。在国际上，这批影片曾震惊了西方学术界。1990年秋，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经过重新编辑，向欧洲观众播放了这批影片，产生了巨大反响。在1997年5月芬兰举行的国际人类学电影节上，《佤族》、《苦聪人》、《鄂伦春族》等影片参加了展映。2001年10月，德国莱比锡市举办“45年来的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回顾展映交流，《独龙族》、《鄂伦春族》、《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3部影片，又作为开场影片放映。系统地记录和复现各少数民族民主改革前的历史和不同的社会形态，这在中外电影发展史上也属首创。

　　波澜壮阔的人生之后终证仁者寿

　　20年前，年近八旬的谭碧波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峥嵘岁月》，以细腻、从容、率直的笔触回忆和记录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人生。当时的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如今能够在众人的祝贺声中度过百岁寿诞。

　　2011年，和他相濡以沫60多年的妻子走了，他们是刚刚解放时谭碧波已经36岁才经人介绍相识并结婚的。如今陪伴照料他日常生活的，是他的女儿。99岁的碧波老人背不驼、眼不花，银白色的短发依然浓密，白色长髯潇洒地垂在胸前，除了一只耳朵听力不大好以外，他行动如常，日子过得简单而平静。每天他都要从居所的四楼走到翠湖边锻炼2小时，慢步走加上打拳舞剑练气功，回家不是写书法就是读书看报，生活很有规律。在饮食上他偏爱家乡的酥油茶，每天早上都要喝，平时的饭量不多，但每天都要吃四餐，且要荤素搭配，他始终认为人需要一些动物性油脂，对医生的建议不以为然。

　　碧波老人说他从小身体就不太好，战争年代更是九死一生，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很多次他都经历着生死一线的险境，曾经两次因为大病在没有任何医药甚至缺少粮食的情况下，仅仅是凭着坚强的毅力和信念活了下来，直到最近几十年才算享受到了真正的好日子，所以他认为真正的长寿之道，除了有规律的运动和饮食以外，最重要的还是心态，不自私、乐观、心胸开阔、容得下人受得了气、不争名夺利不计较得失。他也曾因为很多不公正的待遇而感到不平，但一想到当初历尽千难万险奔赴延安，怀抱的是救国救民的理想和寻求真理的一腔热血，从来没有想过升官发财为己谋私，他就释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