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鲁（中）

     【前提】今年8月，陈小鲁在八中同学会博客上贴出的一篇博客中写道，我“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这篇博客迅速在网上流传开来。这封道歉信引发了复杂的回应。同学会网站上有略略超出一半的留言指责他。在中国网站上，许多人质疑，为什么要揭开往日的旧伤疤。针对这个质疑，身为牟宜之之子牟尚高在此为大家讲述他所知道的的陈小鲁以及对文革那段时期的回忆。

　　陈小鲁代表北京八中老三届校友，就文革中的错误行为向当时在校老师道歉，本是无可指责的磊落之举，却招来若许网民的贬损与非议，其中原委，除少数别有用心者外，多数属涉世不深，未经历文革、不明真相年轻人的妄议。关于文革，其发生、演进、直至终结的全过程，以及它对国家、民族造成的伤害和深远影响，是一门学问，不在本文探究之列，但笔者作为过来人，可以负责任的告诉这些年轻人，文革的丑恶与虚伪，远超过纳粹统治下的第三帝国，现在所揭示的，仅是冰山之一角。关于陈小鲁，笔者作为他的校友和同住一宿舍的室友，愿陈述几件往事，以正当下视听。

　　陈小鲁长笔者四岁，文革发生那年(1966)，小鲁就读于北京八中高三(3)班，笔者就读于初三(1)班。知道小鲁是陈毅元帅的儿子，是笔者读初一时，缘于排球。八中不仅是北京名校、重点中学，也是当时的排球强校，带动不少学生喜爱排球运动，并成为校排球队的追慕者(现称“粉丝”)，笔者就是其中之一。每当下午放学、校排球队训练或有比赛时，笔者与众多球迷粉丝总爱围观助阵。其时不经意间，得知校队后排之一是陈毅的儿子。对此，笔者和当时绝大多数同学一样，并无其他特殊感觉，只是知道而已，其潜台词是：陈毅的儿子又怎么样?不过普通学生罢了。这倒不是因为就读于八中的高官、名人子弟云集，元帅的儿子不为“稀有”(当时还有徐向前元帅的儿子在八中上学)，而是在那一年代，被众多学生倾慕的同学只有两类：一是学习成绩出类拔萃，金质奖章获得者;二是本校的运动健将、体育明星。陈小鲁虽是校排球队的一员，但在当时位置固定的九人排球中，打后排只有挨砸、抢险的份，其角色远不如前排、中排的主攻冀刚义、瞿某某、张文，二传靳剑生，副攻莫安临抢眼;之后改为六人排球，小鲁只能降为替补上场的“板凳”队员。“父贵子荣”的歪风只是在64、65年强调和贯彻所谓“阶级路线”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爆发，血统论盛行，“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风起，才漫延开来，且愈演愈烈，以致以各种形式延续至今。

　　陈小鲁作为校排球队的非主力队员，训练却是不可少的。每到星期天，八中排球队往往去工人体育馆(或先农坛体育馆)训练，有时还与北京女排打一场陪练比赛。笔者作为忠实粉丝，只要得到消息，总会追随前往。训练结束后，队员们个个大汗淋漓，口干舌燥，于是出现了以下情景：略微有点钱的赶快去买一根五分钱的冰棍;再“富有”者可买一瓶一毛五分钱的汽水;最奢侈的去买三毛多钱一瓶的小香槟;兜里一文不名的，只得找自来水龙头，对嘴大口狂饮。而每每喝自来水的，不是别人，正是球队队员中父亲职位最高的元帅之子陈小鲁!要知道，这些在当时年仅十六、七岁，至多不过十八、九岁的孩子，正处于人生顶盛的发育年龄，哪个不嘴馋，哪个不贪吃?绝不存在刻薄自己、故作艰苦朴素的“作秀” 之举。小鲁之所以如此，确实是兜里没钱，这让球队队友莫安临委实过意不去，往往将自己买来的汽水或小香槟与之共享。

　　再说说学生陈小鲁的日常衣着。

　　1964年，国民经济明显好转后，化纤产品“的确凉”在北京时兴。到了夏天，八中学生中家庭条件较好的，都能有一件雪白的“的确凉”衬衣穿。而陈小鲁，夏天的上衣却始终是无领(也称圆领)针织汗衫，俗称“老头乐”，也叫“颓废衬”。在笔者的记忆里，他在夏天的这一装束一直到1968年他离开学校。

　　六十年代，手表在北京仍为奢侈品，在中学生的手腕上更为罕见。到了65年、66年，八中的少数学生开始戴手表(主要是出身于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高中生)，但在陈小鲁的手腕上却始终见不到。即使在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时，陈小鲁作为被检阅红卫兵的组织、指挥者，仍无手表可戴，为掌握时间，不得不问询身边戴表的同学“现在几点了?”

　　六十年代中后期，自行车成为北京中学生的首选交通工具。在男生中最为时髦的当属“26”轻便型“飞鸽”、 “永久”或“28”型锰钢“永久” 、“凤凰”。但陈小鲁的“坐骑”却是一辆锈迹斑斑，叫不出型号的老破自行车。关于这辆老破自行车，还有一段趣闻：上世纪九十年代，陈小鲁因“六四”政治风波脱离政界，出掌“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一次与港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谈判签约，双方出席者多自带汽车陆续到场，唯独不见中方首席代表陈小鲁的座驾，问曰：“陈小鲁还没有到?”有人回答：“已到。”“怎么不见他的车?”原来，陈小鲁是骑自行车赴会的，而他的“坐骑”仍是那辆锈迹斑斑，叫不出型号的老破自行车。

　　1966年6月，文革初始，笔者父亲被黜离京，流放东北边陲，笔者成为住校生。自那时起，直至1968年8月上山下乡，八中文革两年多的历程，一幕一页，尽在笔者眼下。小鲁在反思文章中关于文革工作组、“西纠”(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批斗老师、“红八月”的血腥暴戾、校革委会，以及他当时的角色地位和所起作用，乃至文革前的“四、六、八”学潮(四中、六中、八中三所学校于1964年冬天所掀学潮)的记述，根据笔者的记忆，匀属实不谬。其中需要补充的，是1966年8月，由四中、六中、八中三所学校红卫兵组织的，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批斗北京市教育系统“走资派”大会上，台下所发生的伤心惨目的一幕：当时，在台上跪着被红卫兵用皮带抽打的，是以北京市委教育部长张文松为首的、教育系统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包括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李晨、副局长孙国樑、西城区教育局长韩作黎、北京市团委书记汪家璆，以及四、六、八三所中学的校领导等;而在台下，不知何人、出于何种用心，勒令在三所学校就读的、台上被斗者的子女，坐到台下的最前排，以便更清晰地观看父母被斗场景，从而接受“教育”、站稳“立场”、划清“界限”。试想一下，十几岁的孩子，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目睹亲生父母匍匐于台上，遭受暴打，鲜血直流，会是何种心情?而施暴者，又多是与自己同校、甚至同班的同学!只能说，在文革中那一最颠狂的时段(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在一些红卫兵(也是些孩子)稚嫩的心中，人性泯灭了，而滋生、膨胀的，却是“喝狼奶”培养出的兽性!

　　文革爆发几个月后，到1966年的秋末，斗争的火力明显的集中于各单位的“走资派”;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前朝的遗老遗少、“牛鬼蛇神”已退居次要。此时，最早起家造反的中学红卫兵(亦称“老兵”)逐渐被中央文革冷落，各大学的群众造反组织走上了运动的前台。同在这一时期，北京各中学内，以前无资格加入“老兵”的学生，也自发成立了各种造反组织，后又以政治取向的差异，分化为“四三”派和“四四”派。笔者的记忆里，自那一时期起，小鲁的情绪表现，是一贯的平和中略显低沉，事事谨言慎行，调子比以前压得更低。笔者已记不清他是何时搬到学校居住的，因为那时学校已高度“自由”化，只要有床位，个人愿意，即可住校，无需特别批准。彼时的住校生们，也打破了此前校方规定的住宿秩序，自愿组合，改换宿舍和床位。由于笔者与几个家是部队的高中生要好，故搬到他们占据的宿舍，这即是当时在八中威赫有名的“钢铁班”宿舍，所谓“联动八中分会”即是诞生于这一房间。说到“联动”，经历文革的人都知道它是中央文革定性的“反动”组织。其实，据笔者所知，所谓“联动”(全称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不过是海淀区几个中学的“老兵”，出于对中央文革的不满，凑到一处的自发组合，其最大的动作，也只是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宣示要与中央文革“对着干”;在此之后的较为重大事件，如冲击公安部等，也是一群所谓“老兵”，要求公安部放人的起哄闹事，说它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联合行动”，也查不到任何证据。“联动”被定性后，经社会上的种种讹传、夸大，最终将其妖魔化为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法西斯恐怖组织，以致其恶名延传至今。而所谓“联动八中分会”，更是住在“钢铁班”宿舍的几个高中“老兵”，不忿于中央文革及当时形势，激愤中在宿舍门外贴了一张纸条，上书“联动八中分会”，以示对海淀“老兵”的声援。笔者是现场目击者。这与陈小鲁没有任何关系，说陈小鲁是“联动”，绝对是无稽之谈。

　　大概是在1967年的春季，小鲁也搬到“钢铁班”宿舍，这无疑更增添了这间小屋的“人气”。记得每天早上，“钢铁班”的多数“夜猫子”们尚未起床，便有不住校的同学不去教室(当时已有“军宣队”进驻学校，开始了所谓“军训”)，先来这里“报到”，通报社会上的见闻，其内容主要是有关文革上层的小道消息，如关于“二月逆流”，关于杨、余、傅，关于王、关、戚，以及关于江青及“约法三章”等等;或者是谁谁又“屁”了(即哪个大官又被打倒了)，谁又牵扯到谁，以及有关这些大官的历史轶闻，不一而足。有趣的是，每当有大官、特别是军队的大官新被打倒，大家正在议论，而恰逢此时，吴新潮(吴法宪之子)进屋，大家便会起哄的喊：“把酒酹滔滔，心(新)潮逐浪高!”这里所言之“浪”，不是毛泽东原词中的本意、即自然风浪，而是指文革时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风浪。但平实而论，吴新潮言行低调，衣着朴素，冬天就穿一件油渍麻花的士兵破棉袄(两个兜的，没有罩衣)，敞着头，连个帽子都不戴，他也从未因其父在那一时期政治地位的不断飙升而翘尾巴。最难能可贵的是，江青指派人对吴新潮提出要求，让他密切关注陈小鲁的言行，并随时汇报;而吴新潮旋即将此情告知了陈小鲁，要他多加小心，以防不测。这种事情，对当今一些思想偏激、看问题绝对化、情绪化的年轻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而这确实就发生在当年的八中，既是同学之间纯真的赤子之情，也是冷静分析思考的结果：对文革中的是非曲直、善恶对错，每一个善良的人都会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

　　最后说说文革期间，笔者亲历、在同学校友中也鲜为人知的关于小鲁的生活琐事。这些事虽已过去了四十多年，恐怕连小鲁本人也不会记得，但对笔者来说，往事并非如烟，犹历历在目，宛若昨天，从中所获教益，笔者也会铭记终生。

　　67年春夏之交的一天， “钢铁班”宿舍的几个同学(小鲁在列)，去位于师大女附中斜对过的“好省”食堂吃午饭。途经一个大字报栏，上面全是所谓“最新”的文革动态。那一时期，造反派揪斗陈毅的气焰甚嚣尘上，有关陈毅的消息，真真假假，铺天盖地。走近大字报栏，一行醒目的标题映入眼帘：“最新消息：陈毅之子陈小虎昨在广州杀人!”这不是明显的胡说八道吗?连名字都说不对!况且，几个月来，小鲁一直在学校规规矩矩地参加军训，并帮着军宣队干这干那。当时，笔者就站在小鲁身旁，扭脸看了看他，未发现他有任何表情的变化。对这种胡编乱造，同行的几个同学颇为不忿，唯独陈小鲁从始至终一言不发，好像所有这些，均与他无关似的。

　　小鲁这种受了委曲的从容、淡定，还表现在其他生活琐事上。

　　一次，“钢铁班”宿舍一个侠义的高中同学，将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都请包括笔者在内的“馋嘴猫”们下了小馆，没钱了怎么办?距星期六回家补充给养还有好几天。于是，决定吃“大户”，雁过拔毛，凡此时进入“钢铁班”宿舍者，便由屋内守候的两三个人一拥而上，将其摁倒在床上，搜罗一番。就是用这种方式，从小鲁身上搜得了两块钱，谁知道，这两块钱，竟是他一个星期的生活费!那时的八中食堂，实行餐卷份饭制，一日三餐，早、中、晚三张餐卷的总价格接近三毛钱，如份饭不够吃，可再买“机动票”， “机动票”也分粗、细粮，需用社会上流通的粗、细粮票和钱兑换，用“机动票”买饭，只有主食而无副食。小鲁被“搜”走了两块钱，无力购买餐卷，只能凭“机动票”吃窝头、喝棒子面糊涂粥果腹(当时北京居民的细粮供应有限，不到人均定量的一半)，如此坚持了多半个星期，直到星期六回家，却没有向任何人提起!大家也是过了很久方知道此事，实行“搜身”的几个同学，也为此懊悔不已。

　　在小鲁身上发生的这些琐事，使那时尚年轻的笔者初步懂得了，什么叫做“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1967年夏季的某月，“钢铁班”宿舍的多数同学去了外地，宿舍里仅留小鲁、笔者不多的几人。一日，小鲁对笔者说：“趁他们都不在，咱俩打扫一下卫生吧!”那时的宿舍无人监管，且“住户”又都是些脱缰野马一样的半大小伙儿，其卫生状况可想而知。笔者虽然不大情愿，但既然小鲁提议了，那就打扫呗。两个人挪床(“二层楼”上、下铺)、扫地、擦地、擦玻璃，忙活了小半天，算是让“钢铁班”宿舍有所改观，最起码气味好多了，因为从床底扫出的又脏又臭的军用解放球鞋就有一、二十双(“钢铁班”宿舍里部队子弟居多)!将这些臭球鞋堆放在宿舍门口，真是不小的一堆。好歹干完活，笔者下楼到会议室前院透透气。这时，几个初一的小同学怯生生的问笔者：“你们宿舍门口那堆烂球鞋还要吗?”“不要了，干什么?”“咱们把它卖了，换钱下小馆行吗?”“怎么不行!”于是，笔者带领两个小同学上楼返回宿舍，还未走到门口，即发现那堆臭球鞋“不翼而飞”了。笔者心生怒气：“谁手这么快，想沾便宜也不看看地方!”一脚踹开门，眼前的一幕让笔者呆住了：小鲁蹲在那里，正一只鞋、一只鞋比量着凑双，已凑成一双的，整整齐齐码放在他估计是主人的床前。见笔者呆立在那里，小鲁扭过头来，用带有解释的口气说：“这些鞋刷洗、刷洗，大多还都可以穿，扔了太可惜了。”

　　“艰苦朴素”、“发扬传统”等说教，笔者从未从小鲁口中听到，但“身教”胜于“言传”，从他那里，笔者不仅对“爱惜物力”一说有了更深切的体会，而且懂得了，什么叫“从我做起”，什么叫“从小事做起”。

　　1968年春末的一个星期六，午饭后，小鲁来到“钢铁班”宿舍，由于他搬离此房间已半年有余，且不常来，再说，与他熟识的“钢铁班”高中同学，都已通过各种途径投入“大熔炉”-参军走了，所以猛然与他在此相遇，笔者略感惊奇。见屋内没有别人，小鲁对笔者说：“咱俩下盘棋吧!”小鲁所指，是下围棋。八中老三届校友大多知道，小鲁在八中是围棋高手，当时同学中，除袁国建、狄四等几个接受过少年宫科班训练的初一小同学，一般人很难与之匹敌。笔者的棋艺属一般偏下，以前也曾与小鲁对弈过，他授两子，笔者也难以取胜。听到小鲁这番提议，笔者求之不得，欣然领教。没用多长时间，笔者便“中盘”败北。知道那天是星期六，笔者估计，小鲁此时该“打道回府”了，不想他脱口说道：“再来一盘!”当然，经过一番博弈，输棋的，依然是笔者。两人起身，行至校门口，小鲁主动伸手握别，说道：“再见了，牟尚高。”笔者一边与他握手，一边思忖：“何必如此郑重?明天下午，至多到星期一，不是又见面了?”然而，星期天下午，小鲁未归，到星期一，仍然不见他的人影，不知是哪一天，两个军人来到学校，取走了他的行李……。小鲁真的走了，也去奔他的“前程”了，笔者心中，一种莫名的失落感陡然升起。

　　行文至此，也许会有年轻网友心生质疑：你能上八中，又与一些达官子弟混在一起，肯定与之是“同类”，你文中所言，必定是“隐恶扬善”，安能取信于人?

　　笔者回应：能上八中，凭得是分数。当年，起码是64、65年之前，“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还是适用的。陈小鲁初中是在四中，考高中时，由于分数不够，取其次上了八中。至于笔者是否与官宦子弟属 “同类”，若用文革时期标准，或再宽泛些、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政治标准衡量，尔等就大错特错矣。笔者父母1957年即被打成“右派”，至文革时仍头顶“右”冠，属“双右”家庭，按文革血统论划分归类，确属“黑五类”无疑。

　　网友再生疑问：那你肯定是通过其他手段，如金钱吃喝、巴结谄媚?

　　笔者回应：按当时干部家庭经济条件比较，笔者家里经济条件属一般偏下，更不要说文革期间扣发父母工资，只发生活费了。笔者在八中时，非但无力请他人吃喝，反而是沾了其他官宦子弟不少“便宜”，他们那时的慷慨解囊，鼎力相助，令笔者至今难忘。至于巴结谄媚，对笔者而言，更属“乌有之乡”之事。笔者秉承家风，一生傲岸，若有半点苟且，也不至于到现在仍为一介贫民。

　　网友：那……

　　笔者：替你说了吧，是不是想说“不可思议”?其实，世界上貌似“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多，要解其中之迷，唯有广泛涉猎，独立思考;切忌绝对化的、“非黑即白”式的“直线”思维，更不可人云亦云，感情用事。唯此，方能识辨不屑之徒别有用心的造谣蛊惑，防止自己在不明真相中上当受骗。

　　由于历届政府都阻挠讨论文革的动乱与惨怖，在中国，文革至今仍然不会出现在大众视野内。这场由毛泽东发动的动乱，是为了长期维持他自己的统治，然而它几乎让中国陷入了绝境。邓小平在1978年否定了文革，共产党也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是从未对文革做出全面的检讨。对一场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政治浩劫，我们的确缺少真实而严肃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