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们多数是饿死的，有的趴在泥水中，伸开的手掌心里还攥着几十粒青稞，临死都舍不得吃上最后一口；有的赤身裸体像是沉睡在路旁，身边却叠放着脱下的衣服，泥地上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送给缺衣的战友……

　　●大约8万人，过完草地，只剩下3万人了……后来，终于走出草地，有饭吃的时候，很多人一吃饭就拉肚子，拉肚子以后很久都不会好。我当时也拉肚子，但我命大，活了下来。

　　●有个炊事员起晚了，部队集合要出发，饭还是生的没法吃，指导员特别生气，一枪就把那个炊事员的腿打断了；有一个卫生所副所长贪污了3块钱，1942年春天被查了出来，当时就给枪毙了；有一个看护员看护病人时没尽到责任，病人的伤腿长了蛆，被劳教了两年。

　　当年，孙嘉猷选择当一名红军，誓为穷人翻身而战，穿上军装却进了卫生队，一生戎马奔走于医疗战线上。虽未扛枪杀敌，但他全心全意为部队的医疗事业执着一生，亲历战火、直面生死……被革命军人的信仰与精神所感召，他看到了人性最美的闪光点。

　　理想和现实的落差没有影响到孙嘉猷对人生价值的不懈追求，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年过九旬，说：军旅一生，医者无憾。

　　孙嘉猷，1919年5月出生，四川苍溪县人，1933年参加革命。曾参加过辽东战役、平津战役、张家口战役、淮海战役。1938年在冀抗日受伤，解放后被鉴定为二等乙级伤残。历任看护员、副看护长、看护长、学员、医生、代理队长、卫生所所长、主治军医、医政股长、科长、院长等职。曾获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奖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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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方军医：仰慕前线英雄

　　2011年7月4日上午，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病房里，轮椅上的孙嘉猷坐在窗前，一边吸氧，一边若有所思地看着窗外。

　　92岁的老红军孙嘉猷的一只眼睛因患青光眼，三年前失明。另一只眼睛患了白内障，手术后近视度为1200度。几年前曾因脑梗，老人的身体行动不便，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身体状况也很不好。虽然同时患有14种病，但老人依然乐观，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脸上笑容写满了温和。

　　“淮海战役时，记得有个姓杨的排长，他的腿被打伤了，胸部也被打伤了，伤势很重，必须转移到后方条件更好的医院治疗。当时，我怕他撑不下去，就不停地鼓励他。他可能也是有不祥预感，让我把他口袋里仅有的几毛钱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他伤很重，被送走后，我心里放不下，一直默默祈祷，希望他能挺过这一关，但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他的消息。”孙嘉猷说，自己是后勤医疗保障单位中平凡的一员，很仰慕在前线作战的英雄。

　　“当时家里有6口人，穷，只能种地主的地。我14岁当兵，在红3军91师卫生部当看护员。出来那年，16岁的姐姐就出嫁了，3岁的弟弟也死了。”

　　长征路上：战友们悲壮前行

　　长征，给孙嘉猷留下了至今仍旧痛彻心扉的记忆。“出发前，领导发给大家每人两块牛肉，大约有一公斤。这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粮食。那时候，还小的我不懂得两块牛肉意味着什么，结果还没正式进入草地，我的牛肉就吃完了，以后20多天，我没有食盐，没有粮食。没有进入草地前，我们大约有8万人，我是跟着医院和总部的人走的。我们走的草地边缘，看见别人还有吃的，自己囊中空空，我只能咽口水。红军战士走不动的到处都有，我也饿得走不动了。首长见我没吃的，就把自己的干粮分一点给我。首长的马也饿，首长舍不得骑，就牵着走，我拉着马尾巴走。

　　“看不到尽头的草原，随处能见着牺牲战友的遗体。我曾绝望地想过，可能我会死在草地里，再也回不了家。由于我们前面已经有好几支队伍走过，路边能充饥的东西已经没有了。饿到极限时，找不到吃的，看见马粪和人大便里有那种没有消化的粮食，就找出来吃。这个就是很多长征故事里提到的所谓‘二道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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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第一支部队过草地时，找了藏族同胞当向导。因为牺牲的人太多，前面的人倒下了，后边的人就无需向导了，只要顺着络绎不绝的遗体，就可以准确找到行军路线。草地表面看上去是硬的，但踩下去却是软的，每一脚都有可能陷落泥沼。只能沿着前一个人的足迹，踩在草丛，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掉进沼泽。

　　“夜晚，战士们只能抱着自己的膝盖，蜷成一团坐在某个小土丘上过夜，连腿都伸不直。即使不被沼泽吞没，草地上的水也是一个大问题。积水经过腐烂的动植物沤泡，大都有毒。很多战士都因患上急性痢疾掉队，很多战士的伤口一旦浸泡到污水，就会很快大面积溃烂，无法收拾。

　　“更为严峻的是心理煎熬。草地上看不到人的影子，听不到人的声音，没有人从这条路上走过，就只有我们自己孤单地走，好像是地球上最后的人。战友们绝大多数都是饿死的，他们有的趴在泥水中，伸开的手掌心里还攥着几十粒青稞，临死都舍不得吃上最后一口；有的赤身裸体像是沉睡在路旁，身边却叠放着脱下的衣服，泥地上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送给缺衣的战友……”说到这里，孙嘉猷老人忍不住流泪了，“大约8万人，过完草地，只剩下3万人了……后来，终于走出草地，有饭吃的时候，很多人一吃饭就拉肚子，拉肚子以后很久都不会好。我当时也拉肚子，但我命大，活了下来。”

　　据阿坝自治州党史研究室曾调研的一个数据，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内三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数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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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伤之后：感悟出工作内涵

　　“过了草地，我被收容到31师。那时对粮食的管理特别严格，尤其不准浪费。如果你把吃不完的饭倒掉，是要被枪毙的。记得有一次，部队急行军，有个炊事员起晚了，饭也煮晚了。部队集合要出发，饭还是生的没法吃，指导员特别生气，一枪就把那个炊事员的腿打断了。记得1941年，我在齐鲁豫野战医院当医生，有一个卫生所的副所长贪污了3块钱，那是医院给病号的粮钱。1942年春天，这事被查了出来，当时就给枪毙了。还有一个看护员，河北人，他在看护病人时，没尽到责任，病人的伤腿长了蛆，他后来被劳教了两年。”孙嘉猷老人说，从红军到八路军，再到解放军，之所以能打胜仗，其中原因之一是纪律严明，“当时管得很严，哪怕是很小很小的事情。”孙嘉猷说，那时候的处罚虽然残酷了点，但情况特殊，部队的建设培养和管理，不仅仅关系到能否打胜仗，更是关系到革命的生死存亡。

　　1938年，孙嘉猷所在卫生队随部在河北安县和日本人打仗。由于是近距离作战，正在抢救伤员的孙嘉猷被日军的子弹打伤了左臂、右腿。“除了打伤我的那两颗子弹，还有一颗子弹从我的卫生包穿过去。后来看见被打穿的卫生包，心里还阵阵发冷，如果再偏一点，肯定把我肚子打穿。我感觉挺幸运，长征时死里逃生，战场上又侥幸躲过一劫。由于我伤重，住了4个月院。记得刚进部队时，首长曾说‘我们虽不能扛着枪到前线杀敌，但在后方做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些受伤的战士需要我们。后方强有力的保障，能给前线杀敌的官兵们一种无形的动力’。我受伤后才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负伤后，孙嘉猷的左手从此不能动弹，导致二等乙级伤残，但他仍然顽强地回到野战医院岗位，竭尽所能尽一个医生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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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恩图报：党员应做领头羊

　　孙嘉猷1933年参加革命，直到1964年才有了第一次回家的机会。离家31年了，终于轻松地踏上归乡之路，孙嘉猷突然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归心似箭。

　　“可是，回家以后，才知道母亲在我出来当兵之后的第三年就已去世了，1958年父亲也去世了。姐姐妹妹都出嫁了，家里没有亲人了。”父母先后去世，对孙嘉猷打击很大，他强忍悲痛，全身心投入到部队工作中。“子欲孝而亲不在，想再多也没用了。是党给了我从军报国的机会，就连我找对象、结婚，都是党组织给安排的。好好工作，才对得起党的恩情。”孙嘉猷满怀感恩之心铭记着人生点点滴滴的感动。

　　“我成家后，有3个孩子。现在，我们一家12个人，除了3个年龄小的，其余9个人都是共产党员。”说着自己的家事，孙嘉猷一脸幸福与满足。5·12汶川地震的时候，孙嘉猷一家仅特殊党费就捐了上万元。“我在享共产党的福，享人民的福。5·12汶川地震，人民遭难了，作为党员，我应该起带头作用。”

　　老人主要关心军事，其次是经济，离休后订了很多书报。“从两弹一星到我国自主研发制造的歼-10战机，东风-31洲际导弹……看到我们国家自己造飞机、造导弹，心里高兴。只有国家强大了，才不会被欺负。”老人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忘记历史，“‘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公民国防观念的强弱，关系到国家的强弱，民族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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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手记

　　红军精神 永恒的航标

　　在对5位老红军的采访过程中，很多次被触动。他们以一颗平常心讲述当年往事，我却有种忽见历史复苏的撼动。

　　如何挖掘人物内心世界，如何剖析人物个性特征，如何诠释人物思想精髓，如何还原红军本质原型……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一个红军，是否能像他们一样忍人所不能忍？是否能像他们一样受人所不能受？

　　他们是有信仰有抱负的志士，他们是经受了人间炼狱的枭雄，他们是经历了时代跨越的鲜活历史……采访过程中，我的心情始终无法平静，太多感性的东西一直充斥着我的大脑与身心。因为，我们的今天，源于他们当年的抉择与付出。

　　我们的信仰究竟在哪里？如今，这个问题常常困扰着很多茫然的人。在如今的和平年代里，没有食不果腹的无奈与挣扎，没有生离死别的痛苦与纠结，没有民族存亡的危急，没有视死如归的悲壮抉择……毕竟，我们和他们不是同一时代的人。如何去理解、去参悟那种置生死于不顾，为民赴义的至高境界，成了我采访中的难点。

　　记得第一次读毛泽东的《长征》时，父亲拿出一张中国地图，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线及胜利会师，一直讲到抗战结束，解放战争胜利后新中国的成立……年幼的我，从父亲滔滔不绝的解读中，震惊于中国革命近乎传奇的历史。对曾经历这段历史的人，心底里由衷地多了一份崇敬。那时，我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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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年龄的增长，意识形态逐渐成熟，通过大量史料、书籍、视图，我开始站在自身的角度去了解和认知这段中国革命史。其中部分细节，每每细嚼，总觉心潮澎湃。

　　2011年6月，我有幸参与省军区对辖区内健在老红军的采访工作，我很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采访前，我查阅了采访对象的档案。几页发黄的档案纸上，只有不多的文字和简单介绍。健在的老红军，就是一部鲜活的史书。记者的使命驱使着我，一定要好好解读这部巨著。于是，满怀崇敬，叩响老红军的房门。

　　焦兆山、李登才、辛向西、孙嘉猷、赵林枝，他们中年龄最大的95岁，最小的89岁。接受采访时，他们都说自己是红军中的幸运者，能活这么久，能看到今天日趋强大的中国，非常欣慰。

　　年近九旬的赵林枝是个情感丰富的人，他在后半生中，心里纠结着对母亲的歉疚和对已故战友的怀念，始终无法释怀；李登才则显得很淡定，老人的几个孩子不幸先他而逝，“我见的死人多了，没什么。生死不由人……”尽管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他的言语中却没有表现出来。

　　每个人的人生都由无数个细节组成，5位老红军中，除了辛向西上过正规学校，但另外4人也因人生抉择正确，走出了各自的精彩。为救国救民参军，无论遇到任何艰难困苦、生死考验，他们都能坚定不移，自始至终跟党走，形成一种战无不胜的力量。

　　走进他们的家庭，我体会一种别样氛围。5位老红军都是革命胜利后才结婚，他们的对象都是组织给介绍的。没有一见钟情的浪漫、轰轰轰烈烈的恋爱，更没有生死不离的誓言。但是，他们的婚姻，在平淡中坚实地走过了金婚……孙嘉猷儿孙绕膝，一家有了12口人，那种幸福也同常人。

　　垂暮之年，蓦然回首，坦荡感言：无愧一生，不枉此行。这是他们人生的价值。此次采访的收获，远远超过预想。老红军身上令我们景仰的元素太多，尤其是他们对社会的责任、对人生的态度、对事业的执着、对工作的严谨、对生活的踏实，均是现代人学习的典范。今后，我人生道路的前方，多了一个闪亮的航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