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几口二锅头，袁春明放开嗓子：“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声音苍凉沙哑，别有韵味。

　　安居北京亦庄的袁春明，是本市目前惟一一名拿优抚金的老红军，97岁了依然精神矍铄，依然爱唱这首慷慨激昂的军歌。

　　“我属虎，多大岁数？我也记不清了。”老人笑呵呵地说。不过，自己的长征岁月，她记得非常清楚。“爬雪山、过草地，草地有水草地、旱草地两种。水草地里睡觉，都是三个、五个互相枕着睡，这样身上就能有块干松的地方，能睡得好一些。”

　　1914年9月27日，袁春明出生在四川省广元县袁家梁村一户贫苦农民家，行六。几个月后，父母就把她送给了别人。13岁那年，养父母又把她送了吴家做童养媳，“旧社会里就是小奴隶，当牛做马，挨打受气”。一天，“婆婆”让她去镇上卖米，正巧遇到了一支红军宣传队。一听说“不让穷人吃苦受罪”，她当即把卖米的钱托人捎回家，只身参军入伍。

　　长征时，袁老主要在红31军军需处工作。她年轻力壮，手脚勤快，一天一夜能手工缝制三件军衣：一件上衣，两条军裤。还经常和男同志一起到几十公里外的地方去背粮食，少则30公斤，多则50公斤。每次战斗结束，她都抢着去背运战利品。

　　“那年冬天下大雪，我们几十个人去背盐，回来时迷失了方向。天黑了，人累了，我们只好就地歇息，点起火堆围坐一圈，抱着盐袋睡去。第二天一早醒来，每个人都被大雪埋住了，只有面朝着火堆的地方没雪，冻僵了手脚，差点就牺牲了。”

　　“吃了好多苦头，到达延安后，部队送我到学校补习了两年文化课，然后分到纺织厂织袜科，一天最多时用手摇机织了43双袜子。”老人自豪地说。

　　在记者的一再恳求下，老人才勉强同意家人打开箱子，拿出一份编号“退字2103号”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退伍证”。经历近70年，退伍证已变成焦黄的颜色，上面用毛笔字记录了袁老1942年2月19日在延安退伍。当时实行“精兵简政”，她主动响应上级号召，解甲归田落户延长县，从此当了农民，变吃兵饷为产军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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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一般不愿意拿出来给人看。”家人解释道。1942年拿到这个证后，老人从延安到天津蓟县，再到北京大兴区的羊南村生产队，一直是一名地道的农民，从不和别人说自己的革命经历。退伍证压在箱底几十年，不让子女们拿出来“显摆”，更不愿以老红军自居。

　　60多岁的时候，袁老还是生产队的一个好劳力。一天割完一亩半的麦子，开荒、挖地、插秧、种菜、喂猪，样样在行。

　　直到1981年普查户口，国家寻找在世的老红军，老人才不得不正式公开自己的身份，第一次拿出了退伍证，在新中国成立30多年后才拿到国家给的津贴。

　　身份“暴露”后，村里的人都很惊讶，原来村里还“藏”着个老红军！有佩服的，也有不解的，问她：“您打天下不要命，应得的都不要，也太老实了。”袁老听了，淡淡一笑，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战争年代，流血牺牲是常事，我能活下来，就是幸运者。还有什么理由向党、向国家、向人民伸手要这要那呢？能够为党多分点忧，给国家少添点负担，就是最大的安慰和幸福了。”

　　在袁老的言传身教之下，三个儿子也没有向政府提出过特殊要求，三个儿媳妇都是农民。三儿子李玉生和袁老住在一起，负责照顾日常起居。前两年孙子要找工作，不等老人发话，自己表态：“奶奶，不用找关系，也别麻烦政府，我自己能找。”几经周折，最终在当地一家外企谋得了一份库房管理员的工作。

　　现在，年事已高的袁老，已经不能下地干活了，但“做贡献、少添麻烦”的心思却始终没有放下。

　　按照统一规划，羊南村的农民2010年上楼了。拆迁换房时，老人一再叮嘱儿子，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许拿红军说事儿，不许多要房子，不许给政府添乱。”她家里250多平方米的房子，换了3套小两居，还有20万元的补偿金，在村里几乎是最低的。 “我妈思想境界高。”三儿媳妇陈淑琴说。

　　虽然老人刻意“低调”，但老红军的事迹还是传了出去。村里、小区里的居民都知道她，敬重她，请她去讲长征故事，调解邻里纠纷。“打天下的老红军在看着我们呢，咱还有什么好争的？”三羊里小区的一位居民说。小区几乎没有发生过争吵、打架的事情。

　　“80后”的杨阳，去年到居委会工作。报到第二天就上门拜访袁老。用黑板报、宣传栏等各种方式，向居民们讲述老红军“隐居”30年，不要国家补助和乐观豁达、勤劳助人的故事。“老红军的革命精神，是我们小区的无形资产，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和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