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刘洪才在女儿陪同下阅读党报

　　老红军：永远是一座精神富矿

　　血色征途、战火硝烟……

　　带着对老红军无限崇敬与牵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专访了老红军刘洪才。

　　年逾百岁的刘洪才老人，在房间的墙壁上挂满了领袖像。虽然刚刚因心肌梗塞出院，仍不管不顾地答应与我们见面。

　　他的生活平常而宁静，与花草相伴，培土浇水，颐养天年。但我们不会忘记，曾饱经风霜的面孔，还有骨子里那份永不退却的刚毅。“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

　　没有什么比长征更能考验人的意志：闭上眼，人就能睡着；但一坐下来，人永远别想再起来……回忆自己三爬雪山的经历时，刘老十分平静地说，那时自己还真不觉得苦，革命事业第一，为革命干什么都行。

　　朴素的言语，如潮的感动，早已将我们淹没！

　　“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不要忘记过去的苦难，要珍惜今天的幸福……”采访中，刘老语重心长。

　　整理他的讲述，重温这段历史，我们愈发坚定：老红军，永远是一座精神富矿。

　　生于盛世的我们，惟有传承红军精神，排难攻坚，负重前行，用责任与汗水开创未竞的事业！

　　刘洪才，男，汉族，1911年生，四川省通江县毛裕镇人，小学文化。1933年9月参加红四方面军，193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伍后，在红三十一军政治部、九十三师师部任通讯员。1936年至1938年在772团任通讯班长、排长。1939年至1941年任十六团五连连长。1942年后，任独立营长、游击队大队长、团长。1949年在解放兰州的战斗中腿部受伤致瘸，遂转业到兰州市民政局优抚处工作。1952年回四川，在大竹、涪陵、南充等地的革命残废军人学校任总务主任。1960年回巴中，任巴中县粮食局机械修配厂厂长。1966年离休，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评为二等乙级残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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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红军

　　1932年的冬天，通江人心惶惶，到处流传：“‘乌棒老二’（当时国民党、有钱人对红军的蔑称）快来了，逃难去吧！‘乌棒老二’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喝人血，吃人肉，每顿离不开小孩的肉下酒……”这样一来，有钱人家全都藏好粮食衣物，带上财宝家眷到大城市避难去了。没钱的穷人能往哪去呢？只得躲进深山老林，白天偷偷观察，晚上才敢回家。

　　我当年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血气方刚，不怕事，不信邪。心想，自己是个放牛娃，房无一间，地无一垅，靠帮工过日子，有啥可怕呢？于是大胆地走近红军，站在旁边观看。红军见了我，亲切地叫我“小鬼”；红军开饭时，还盛饭给我吃。当时我眼中的红军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并非谣言中的“青面獠牙”、要吃人的怪物。那个时候我彻底解除了恐惧心理，还邀约一起长大的伙伴们一同接近红军。每次红军都是热情而和善地对待我们。赶上吃肉的时候，还请我们一同“打牙祭”。我同伙伴们第一次吃上了饱饭，吃上香喷喷的红烧肉，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满足和幸福。红军对我们说：“光你们自己吃饱吃好不算好，要穷人都能吃饱饭才算好。穷人怎么样才能吃上饱饭不受财主的气？只有参加红军干革命。”我和伙伴们第一次听到这些道理，心明眼亮了。1933年9月，在家乡通江毛浴镇，我报名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

　　同我一起开始长征的还有哥哥和在区苏维埃分别当主席、妇女部长的父母亲。父母牺牲在草地，这是我到延安后才知道的。哥哥至今没有音信，恐怕也早就不在人世了。

　　军事训练

　　我参加红军之后，正值大练兵运动：一练胆量，二练技术，三练战术，四练行军，五练作风。上自军长，下到炊事员、饲养员；上自总部机关，下到各师团机关、连队，人人参加，无一例外。我所在的政治部机关门口，有练习瞄准的靶子，有空就练。每天早上，训练跑步、爬山、跳越障碍、紧急集合和实战刺杀。每天晚上，进行夜战训练，刮风下雨也不例外。特别是在漆黑的夜晚练习行军、爬山、攀登悬崖、侦察、联络、射击投弹等夜间技能。通过这次训练，我从一个普通的放牛娃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红军战士。

　　当通讯员的日子

　　我先后在红三十一军政治部和红九十三师师部当通讯员。那时，部队没有通讯工具，军部与各师部的联系，师部与各团部的联系，全靠通讯员的两条腿传达命令。因为我是放牛娃出身，自幼爬坡上坎，走惯了崎岖的山路，两条腿跑得飞快，战友们都称我为“飞毛腿”。在战场上，无论是枪林弹雨还是刀山火海，我都毫无畏惧地冲过去并及时完成任务。尤其是送鸡毛急信时，我经常在激烈战斗中踩在死人身上，越过封锁线。为了避开密集的子弹，有时只好卧倒在死人堆里，虽全身血肉模糊，但也及时准确地将信送到。特别是在万源保卫战中，师部给通讯排的战士每人配一支短枪、一把大刀、四枚手榴弹、一杆长矛。有一次，敌人围上来，叶志道师长亲自带头冲杀，杀得敌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这是我在川陕苏区遇到的一次最激烈的战斗。虽然消灭了敌人，但我们通讯排也牺牲了绝大多数战士，最后只剩下八个人继续战斗。

　　夜战告捷

　　1934年7月，在万源保卫战中，我所在的93师驻守东线。每夜，红军和游击队趁敌“双枪兵”（另一支是鸦片烟枪）吞云吐雾之际实行突然袭击。

　　当时，通江牛角嵌驻着一个民团，93师驻平溪坝。因为我对当地的地形熟悉，首长要我和另一个战士化装成农民去侦察。民团驻在山腰一家大院里，背靠陡峭的悬崖，无路上下；左右树木茂密，地面荆棘丛生，无法通行。门前一条石板路弯弯曲曲通到山下。门口站着两个哨兵，门楼上时有哨兵巡视，宅子四周的围墙很难攀越。我把看到的情况向首长作了详细汇报。

　　当天傍晚，淅淅沥沥的雨下个不停。副连长带着挑选出来的精明强干的三十名战士，由我带路，乘着夜色，在泥泞崎岖的山路上悄然前行。下半夜，我们才接近目的地。远远望去，大门紧闭，门楼上的桐油灯散发出昏黄的光，三丈以内，依稀可辨。雨越下越大，门楼上的哨兵无精打采，打着呵欠，伸着懒腰，望着如注的雨帘，头靠栏杆，竟打起瞌睡来。副连长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迅速行动。战士们弓着腰，轻脚轻手，迅速来到门楼下面，搭起两道人梯，我和另一个战士首先攀上栏杆，进入门楼，当敌人的哨兵听到响声睁开眼睛时，乌黑的枪口已经对着他俩的脑袋。我小声命令道：不许说话，缴枪不杀！哨兵只得乖乖地缴了枪械，在枪口的威逼下，轻轻打开大门，战士们迅速进入院内。正屋和厢房灯火齐明。正屋的麻将声、吆喝声不绝于耳。厢房内飘出一股大烟味。战士们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里一脚踢开房门，乌黑的枪口对着他们，大喝：“缴枪不杀！”就这样，没费一枪一弹，民团全部做了俘虏，活捉了伪团长。共缴获长短枪五十支，大洋一千多块，大烟土三十多斤。当我们带着胜利果实返回时，雨停了，太阳出来了，好像老天也为我们的胜利而高兴。这次夜袭成功，我受到师部的表扬，并特地发给我一支手枪以示嘉奖。

　　突袭青龙观

　　万源保卫战在击退敌人进攻之后，到了乘胜反击的时刻。我所在的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担任东线反击战中突袭青龙观的重任。我时任九十三师师部通讯员。1934年8月8日，我亲随师长叶道志到274团，师长给该团布置动员突破青龙观的任务，确定以二营为先头部队，并由副团长带队。9日傍晚，徐向前总指挥下达了夜袭青龙观的命令，孙玉清军长作了战前动员。10日夜，红军发起东线反击，我当晚因身在师部，未参加战斗，但事后听战友讲述，仍如亲临一般。

　　万源境内的青龙观，山高林密，地势险要，东西两侧的羊肠小道有重兵把守，坡缓易攻的南面碉堡林立，北面的悬崖犹如屏风。悬崖下的金竹林全砍成半尺高的尖桩，锋利如刀，没有竹子的地面，铺满了三角铁钉，一脚踩上，准会扎得鲜血直流。这里驻着敌人一个旅，旅部设在山顶的大庙内。敌人以为他们的防地固若金汤，可以高枕无忧了，但做梦也没想到他们将面临灭顶之灾。

　　夜幕降临，秋雨绵绵。274团副团长易良品带领二营50名突击队员，穿着厚底布鞋，在半夜里通过悬崖前面的金竹林来到了悬崖下。三个勇士带着长绳，攀藤登岩而上，来到顶边，将绳子吊下，其余战士手抓吊绳，脚登石壁，不一会儿，50名战士全部爬上了悬崖绝壁，然后匍匐前进。除掉哨兵，打开大门，发出占领的信号弹。敌人睡梦正酣，毫无戒备，易副团长带头向大庙冲击，一直冲进指挥部缴了敌人的枪。敌人失去了指挥，群龙无首，胡乱开枪。易副团长又向山下一、二营发出进攻的信号。霎时间杀声四起，夜空震荡。敌人遭到我军的前后夹击，逃的逃，死的死，当俘虏的当俘虏。前后仅两个小时，红军就用一个团的兵力，消灭了敌人一个旅，为东线红军全面反攻打开了突破口。

　　时间虽然过去七十多年，我对这场战斗依然是记忆犹新。

　　渡江西进

　　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为了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离开了川陕苏区。29日拂晓，我所在的红三十一军在苍溪北面鸳溪口以南的石锣锅强渡嘉陵江，击溃了川军刘维汉一个旅。31日。攻克阆中县城后，又向剑阁进军。我当时在红三十一军93师师部任通信员，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攻占剑门关的情景。

　　4月2日拂晓，93师的3个团和91师及88师对剑门关守敌形成东西南三面合围，很快扫清了外围敌人的据点。由93师274团二营营长陈康担任正面突击，向敌人主峰阵地发起冲锋，经过反复激烈的战斗，于当日黄昏占领剑门关要隘，共歼敌一千余人，川军团长杨倬荣在营盘嘴坠崖而死。

　　接着，93师占领昭化后，又进军青川，攻克中坝、梓木童、彰明、平武、川北等重镇，并建立了县、乡、村苏维埃政权，扩大了红军。又挥师西进，于1935年6月中旬，在懋功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过雪山草地

　　懋功会师之后，我随军北上，翻越海拔4500多米的梦笔山（雪山之一），到达卓克基。在卓克基，两个方面军分成左路军和右路军。我所在的三十一军被编入由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率领的左路军。左路军还包括红9军、红33军和原一方面军的红5军、红32军。右路军由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由红4军、红30军和原一方面军的红1军、红3军组成。右路军北上毛尔盖，过草地，到达包座。左路军一部分驻守卓克基，一部分向西北进攻阿坝。我随部队通过草地，达到阿坝之后，随军向东北与右路军会师，到嘎曲河岸，因水暴涨无法过河，遂返回阿坝，奉命南下川康，再次过草地翻越终年积雪的梦笔山、夹金山、党岭山。转战九个多月，于1936年7月2日在甘孜同红二方面军会师后再度北上，横穿草地，至1936年10月10日到达会宁，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

　　我最难忘的是当年爬雪山过草地的情景。

　　雪山是对海拔4500米以上终年积雪的险岭高山的通称。雪山的气候，变化多端：要么风雪弥漫，刮得睁不开眼；要么阳光雪亮，刺得不敢睁眼。雪山上根本没有路，红军硬是要在雪山上走出一条路来。爬雪山只能走，不能停，如果一坐下，就永远起不来了。其中最艰苦莫过于在前面探路的部队，不知有多少战士掉入雪谷，永远长眠。

　　雪山虽然难爬，但一天就过去了。而无边无际的茫茫草地，从进入到走出至少要七八天。过草地的艰辛，不仅仅是要面对变化莫测的鬼天气和到处暗藏陷人的泥沼，更主要的是要饱受饥寒的摧残。我清楚记得，进入草地前，领导动员大家备足干粮。但是一条米袋子能装下多少呢？背的最多的也不过能吃上五天。然而草地仍然望不到边。继续行军，总得填饱肚子，那只有吃树皮和草根了。树皮脆脆的，草根绵绵的，使劲地嚼，努力地咽，很难咽下去，更难拉出来。肚子鼓得胀胀的，不少的人中了毒倒下了。走在前面的部队还有树皮、草根吃，后续部队连这种“美餐”也见不着了，只有吃皮带、吃皮鞋。皮具吃光了，就到粪便里寻找没有消化掉的麦粒来救命。尽管如此，我和我的战友们还是以超人的意志，坚强的毅力走出了草地，而且往返三次。

　　英勇抗日

　　长征胜利后，我当上了八路军的通讯班长、排长。

　　那个时候，我整天都在想怎么多杀鬼子，多缴枪。8年抗战，我6次负伤，4次立下战功。因为我负过伤，现在还经常头昏，只能用风油精涂抹太阳穴，缓解头晕。

　　有一次，部队攻打辽县，决定晚上偷袭城门。我们久攻不下，有人建议用竹竿爬上去！于是，部队组织了一支7个人的突击队，找来一根碗口大的竹竿，我第一个爬上城墙。我从小就喜欢爬树，爬竹竿不成问题！当我爬上城墙时，竟然只有3个日本哨兵，还都在睡觉呢！我和战友把日本兵嘴巴一捂，叫到一边问清了敌指挥部的去处，当晚我们就智取了城门。占领城门后，我发出两颗红色的信号弹，让大部队开进。打完仗后我们把日本俘虏交给师部当通司。日本俘虏挺幸运，后来当了八路军的日语翻译，负责打仗时向对方喊“缴枪不杀”之类的话。他们有马骑，有好吃的，日子比我们还好呢！此仗后，我由排长升为连长。但后来敌人援兵到了，八路军不得不撤出辽县。撤退途中遇到飞机轰炸，我肋骨被打断，只好用白布把胸部捆起来，免得肠子掉出来。那次作战，我右肋骨断三根，髋骨被锯掉一截，直到现在右腿还短一寸。我还装过日本兵呢！部队在攻打历城的时候，我担任侦察连长。我带了几名战士，化装成日本兵进城刺探敌情。日本军装是战利品，平时都在供给处存着。我尽量不说话，否则就会暴露出四川口音。我经过一个岗哨的时候，被站岗的日军拦住了。日军问：“干什么？”我响亮地回答，换防！对方稍一迟疑，我骂了一句，八格牙鲁，连老子都不相信！然后像日军那样给了日哨兵几个耳光。日军哨兵捂着脸，低着头，再不敢说话了。

　　日军也有装八路军的时候！他们派出“暗杀队”，乔装成八路军或者戴着礼帽的商人，来暗杀八路军。杀了我们几个人就被我们发觉了，日军伪装得很失败，假八路一看就贼眉鼠眼的！我总结出了不少打日本鬼子的经验：必须争分夺秒，沉住气，勇敢拼，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莫看鬼子呀呀呀的叫得凶，他拼刺刀只有三招：一招刺胸，二招刺喉，三招刺下身，除了这三招，他就没办法了。一次战斗中，我躲过了这“三招”后，瞅住机会一枪就刺进了鬼子的胸膛，鬼子倒了，刺刀却夹在肋骨里拔不出来，顺势一扫，把第二个鬼子的肠子划出来了。那一仗下来，我被提升为副营长。我给手下的战友们讲，打仗第一要服从命令，第二要坚决勇敢。

　　骨肉分别

　　1947年3月，蒋介石命胡宗南以数十万兵力进犯延安。那时的我，已是陈赓部队的一个团长。部队要转移，家属要疏散，我犯难了：女儿还在襁褓中，如何带走？于是，我同爱人商量，把刚出生才72天的女儿刘玉华送给延安一家姓蒋的铁匠。两个大些的孩子则放在毛驴上，一个箩筐驮一个，疏散到了陕西宝鸡安顿。那两个孩子，是爱人同前夫生的。玉华实在太小，而且，那两个孩子是烈士的后代，我不能抛下他们不管。这就是我把亲生女儿送人的原因。后来我才知道陕北夫妇非常喜欢孩子，因担心我回去找女儿，蒋铁匠一家不得不搬到距延安200公里的乡下，改蒋姓为班姓，给女儿取名为“班世平”。

　　天伦之乐

　　转业回到四川老家后，我非常想念女儿，我老了，怕以后见不着了……我给延安民政局写信，那边却回信说蒋铁匠不在延安了。但蒋铁匠的手艺的确出名，根据这个线索，在组织的协助下，我终于把他们找到了。我接女儿那天，女儿正在上课，她听见院子里的老师说：“班世平要走了，亲生父亲来了。”听说教室里一下子静了，全班同学都哭了。过了一会儿，蒋铁匠来到教室，对女儿说：“孩子，不瞒你，你不是我亲生女儿。你长得像亲生父亲，我不能不给……”蒋铁匠同女儿抱在一起，嚎啕大哭。公社院里挤满了人，女儿第一次见到陌生的我，我穿着黄军装，已是50岁了。女儿一口北方话，扎个长辫子，好看得很，当时女儿已变成17岁的大姑娘了。我的泪水在眼睛里打转，我向女儿招招手，叫她过来，女儿站着不动。我和女儿的铁匠父亲同时都哭了。铁匠同意我把女儿带走，但自己一定要亲自送女儿回四川，看看我是个什么人家，对女儿好不好。我们三个人从延安坐飞机到西安，再坐火车到成都。听说女儿的养母在我们走后就疯了，见人就问：“我的平儿呢？你见到我的平儿了吗？”

　　女儿被接回后，我把班世平的名字改成了刘班平，意为刘家和班家平分的女儿。蒋铁匠在四川待了一个多月后就走了，我把自己最好的一件皮衣送给了他。第三年，二老又来看女儿。再过了四年，蒋铁匠死了，已经嫁人生子的女儿与丈夫一起回延安安葬完养父，把养母带回了四川养老。我们专门在屋里给她垒了一个火炕。女儿的养母在90年代初过世，送回延安老家合葬。刘班平生的女儿取名杨延华，儿子杨延福。两个“延”字，都是对延安岁月的纪念。

　　1952年，我转业到民政部门工作。当时抗美援朝的伤残军人回乡很多，有的脾气很大，见到医护人员不是打就是骂，说啥子“老子身上的枪眼不比别人身上的小一点！”我见到后捞起裤脚对他们说，我参加革命不比你们晚，身上的枪眼不比你们小，也不比你们少，你们打仗受伤有功，人民拥护你，可你打人犯法，懂不？从那以后，他们都变老实了！

　　我这一辈子好啊，是共产党救了我的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是共产党解放了我们穷人。我现在活到100岁了，组织还管我的生活起居！子孙们也很孝顺。他们有的在成都、重庆、南宁安家落户。只有女儿女婿在我身边工作并照顾我，我外孙杨延福在巴中市国税局工作，他曾经还是个救人英雄呢！子孙们还为我设定了小灵通快捷键——“1”是女儿，“2”是儿子，“3”是孙子……在回乡健在的战友们中，恐怕我是惟一会使用这“现代化”通讯工具的人啦！

　　当问到老人的感受时，他说：“我是从枪林弹雨中活下来的，想起牺牲的战友，我能有今天，就是最大的幸福和满足。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不要忘记过去的苦难，要珍惜今天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