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2011-06-27 11:40
4年前,魏天禄穿着红军服过百岁生日。
3个月前,魏天禄穿着红军服过104岁生日。【以上为资料照片】
这是近年来我们第六次采访他。谁曾料想,这次见面,竟成永别。5月初,在上海解放军411医院干部病房内,我们再次走近104岁的海军少将魏天禄。他嘴唇翕张,似乎有一肚子的话想和我们分享;眼神炯炯,深邃的目光沉淀了一个世纪的风霜。可惜,年长的开国将军已经不能开口说话。
生怕打搅将军休息,我们稍作停留就告辞了。护士长安慰我们,这个时间段不是他的兴奋期,下午三四点,有时老人还能下床走两步。
离开后,我们在想,过两天,还有机会拜望将军。
谁曾料想,天不遂人愿。
5月13日开始,将军病情急转直下,各项生理指标全线告急,他从干部病房转至重症监护室。隔着玻璃窗,我们看到老人起伏的心电图和一旁忙碌的医生护士。我们祈盼,将军能像以前一样,再次创造生命的奇迹。
5月21日,天色阴沉、小雨淅沥。我们正在整理将军的采访材料,忽然接到将军之子魏淮的电话,他告诉我们,父亲于上午11时50分去世,生命定格在104岁3个月又4天。
将军的一生,战斗不息,充满传奇。
他是苦孩子,未满16岁,家中6名至亲有3人死于饥饿、重病,缺少嫁妆的姐姐也不堪夫家歧视,上吊自杀。
他是革命者,身经百战,伤痕累累。直至去世,腿部仍有弹片没有取出。他转战南北,曾分管医院,但唯一的女儿却因缺医少药,死在妻子怀里。
他是老红军,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担任海军工程部政委。孙女结婚,却只摆了3桌酒席,甚至没有动用部队给他配的轿车。他将自己的存款捐献给了家乡小学,为学校造操场,建图书室。倾囊相助,不计回报。
他是幸存者,革命战争年代,三度与死神擦肩而过。百岁之后,和病魔、死神抗争,创造了一次次生命的奇迹。
他用一生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统一、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而奋斗。
一套红军军服 一生忠贞情怀
将军临终之际,没有留下遗言。
魏淮还记得,父亲前几次进重症监护室前,总要在他耳畔喃喃吩咐:“我的衣服还在不在?把它收拾干净,我走的时候要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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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在徐州拍的第一张全家福。
他牵挂的,是一套红军服。
2011年2月16日是元宵节,也是魏天禄104岁的生日。那天,他最后一次穿上了那套红军服,八角帽、红五星、红肩章,他摩挲良久。
海军上海基地的战士向革命前辈致以军礼,老将军五指并拢,努力将手往上抬,他没有力气将其手举至齐眉处。这个“不标准”的军礼,却让在场官兵无不动容。
魏天禄对红军服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
他是1929年入伍的老红军。入伍之初,整个红三军都没有军服,就连贺老总也是一身便衣,战士们穿的是从洪湖革命根据地撤退时的衣服。补丁摞补丁,成了百衲衣,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难辨本色。
1934年10月,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黔东会师,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会师日,他留意到红六军团战友军装齐整:灰布军装、镶着五角星的八角帽。他羡慕不已。
那时,部队物资匮乏。有次好不容易搞到一块布,他却左右为难,既想补衣服,又想打草鞋。一量尺寸,做衣服不够,打草鞋又浪费。最终“拼凑着给短裤续上了裤筒,改作了长裤。”在部队中,他能缝善补,帮战友做了不少针线活儿,很快就得了一个“魏裁缝”的称号。1934年11月7日,部队打下永顺城,他才穿上了一套灰布军装。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后来在贵州毕节建立根据地,收编了90多支地方武装。魏天禄时任红二军团第6师18团政委,奉命去给一支土匪武装做思想工作。
红军立足未稳,敌军尾随而至。在驻扎了20多天后,红军即将继续长征,土匪武装则阴晴不定,今天看上去还听话,明天就有可能反水。
魏天禄率部开拔,行至山岭悬崖处,他听到身后扳机的声响,回头一看,黑洞洞的枪口正指着他后脑。幸好那一发是臭弹,没有打响。
魏天禄趁势冲向悬崖,纵身一跃。当他醒来时,身上的红军服已被岩石、树枝挂成一条条,伤口渗出的鲜血,染红了军服。他忘记了身上的痛,就心疼刮坏了的军服。
一瘸一拐,他摸回部队,恰好碰到了“解放军第一位女将军”李贞。见魏天禄衣衫褴褛、沾满血污,李贞把他带回营房,拿出自己的军服给他换上。
“那时,每个人都没有多余的军服。李贞把军服给了我,我至今都很感动。”老将军在百岁之际回首往事,曾唏嘘不止。
长征路上,补给困难,魏天禄对军服格外珍惜,破了烂了,有布就打块补丁;没布,就缝缝补补继续穿。枪带容易磨损军服,他就用子弹带和米袋垫在肩膀处。
这套军服,伴他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伴随他走到宝塔山下、延河水边。奔赴江南抗日,他把八角帽藏在背包里,舍不得上交。这套军服,伴他走过抗日烽烟,伴他打过长江。这套军服,如今又伴他走过生命的最后一程。
“我的衣服还在不在?”将军的牵挂,承载着他一生的信念。
一程万里长征 一生屡忆往昔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魏天禄说话都有些费劲,只能用肢体语言和医生、护士交流。
身为将军,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干部病房护士长谷威说:“每天都看到他,就像亲人一样,我们都叫他爷爷。”
每天早上,护士查房时,都会问一句:“爷爷,你今天好吗?”
他伸出拇指,朝向护士,然后伸出小指,朝向自己。“你是这个,我是这个。”他用含糊的鼻音咕哝。护士摇头,伸出拇指,朝向爷爷,再朝向自己,“我们都是这个。”
说罢莞尔一笑,老将军也笑了。
今年5月13日,这样的交流中断了。护士发现,他面色苍白,胸口剧烈起伏,张着嘴,喘着粗气。检查显示:“左心室心衰,二级呼吸衰弱,血压低至24/82,氧饱和度仅60。”
死亡线上挣扎的经历,魏天禄在革命年代也曾经有过——
1936年5月,长征途中。魏天禄在翻越哈巴雪山时,遭遇高原反应。他形容道:“胸口压着石磨,喘不过气来。头发胀,眼前好似有萤火虫在飞。”
行至半山腰,有黑云飘来,笼罩山峰,笼罩部队。黑云压顶,风雪扑面而来,能把人卷走埋掉。战友们紧紧拉着手,相互扶持,艰难跋涉。黑云散后,却发现前方有的战友消失得无影无踪,已被雪山吞噬。
翻越雪山后,眼前是长500余里,宽300余里的草地,气候多变,泥沼遍布。进草地前,魏天禄随身只带够吃两天的牛肉干,他很快就断粮了,只能靠野菜充饥。
野菜吃完了,开始杀骡马。骡马的肉和内脏吃完了,只剩下皮和骨头。到后来,就把皮、骨放在篝火上烤,皮烤软了,骨烤焦了,就着开水,往下咽。
魏天禄后来讲,杀骡马“实在是万不得已”。长征后,他曾有一匹骡子当坐骑,跟随多年。抗战后期,骡子死了,他找了块地,亲手把它埋了。他担心有人把它挖出吃掉,还让警卫员为骡子站了3天岗。“不管怎么,它也算为革命做过贡献。”
骡马、野菜都耗尽了,草地还剩一半路程。部队只能吃蚂蚁、蚱蜢;前面的部队通过后,有时粪便里有尚未消化的青稞,后来者捡起来,洗干净,煮煮就吃。
途径阿坝,部队还未得到补给。死亡,一天天向战士逼近。每晚宿营,草地上升起一团团篝火,大家睡下后,耳边响起此起彼伏的咳嗽声。有的战友睡下时还好好的,次日早晨却再也没有爬起来。魏天禄曾和战友背靠背睡了一夜,起来后却发现,身后的战友已停止了呼吸。他还亲眼见过,3位战友因为体力不支,陷进了深不见底的沼泽……
前些年,411医院请老将军为医护人员做了一次有关长征的报告,他忆首长、说战友、讲军情、评得失,唯独没说自己。当时听报告的411医院副院长黄亚莉感慨道:“他是一步一步走完长征的老红军,腿上、肩上都有弹伤,但他从来不说自己。”
回顾近90年革命经历,老人总谈起卢冬生、段德昌、刘培善、贺敏学、贺秉炎、罗忠毅、廖海涛等战友。其中,提到最多的是“共和国第一号烈士”段德昌。
1933年3月,段德昌被错划为“改组派”,5月1日在湖北巴东被害。临刑前,他只提了一个要求:“刀砍、火烧都可以,省下一发子弹打敌人。”
每次说起这段往事,魏天禄面色凝重,语气感伤。
上世纪90年代后期,魏天禄常去殡仪馆,当年出生入死的老伙计一个个先他而去,每送走一位,他都默默地坐着,很长时间不说话,在一片沉寂中回忆往昔。
他说:“我只是一名幸存者。”
一个甲子风雨 一生相濡以沫
2009年清明,魏天禄第2次病危前,老伴儿鲍学娴离开人世。
老伴儿去世前一天,魏天禄在病房内很焦虑,吵着要让驾驶员送他去看爱人。见没人行动,他罕见地发了脾气。大家只能搬来黄副院长,跟他“讨价还价”——“亚莉,我想去看看你鲍阿姨。”他说。“不能去,鲍阿姨也在住院,感染了怎么办?”
“我还是想看看你鲍阿姨。”他的语气近乎哀求。
“这样吧,我代你去,回来向你汇报。”
将军妥协了。当天下午,黄亚莉探视鲍阿姨,她已陷入昏迷。次日凌晨,鲍阿姨去世,终年94岁。家人怕老爷子受不了,一直都没告诉他。
黄亚莉向将军汇报:“她很好,让你好好休息。你睡觉的时候,她还来看过你。”
将军沉吟片刻,轻叹一声:“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她来过。”说罢,微微闭上眼睛,眼眶湿润了。此后,他再没提起“去看鲍阿姨”。
时至今日,黄亚莉都感叹难以解释,将军明明在病中,却对生死洞若观火,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相伴66年的革命伴侣,以近乎玄妙的梦境,写就了生离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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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授少将军衔。
魏天禄与鲍学娴相识于1942年。那时,他是新四军第6师16旅政治部主任,她是《火线报》油印股股长。他们的结合,全靠“组织介绍”。
那个年代的爱情,没有花前月下,没有甜言蜜语,而是分外朴实真挚。
婚后不久,女儿呱呱坠地。魏天禄却随部队出征浙西,参加天目山战役。鲍学娴带着女儿留守苏南。一日,女儿啼哭不止,发烧呕吐,就是查不出病因。
江南的青山绿水间,递来浸透着焦虑的家书,“女儿不吃饭了”、“高烧不退”、“病因还是没找到”。虽很简短,却让魏天禄心急火燎。
那时,他还分管后方医院,却始终没舍得在女儿身上多用药。他太清楚,战争年代,一瓶药往往意味着伤员会不会有后遗症,是不是要截肢,能不能保住性命。
徘徊、犹豫、挣扎,他给家里捎回了这样一封口信——
“药品紧张,既然查不出病因,能不能救活都是个问题,就不要救了。”
写信当晚,他彻夜未眠。收到信后,妻子的泪水落在孩子孱弱的脸颊上。几天后,女儿在母亲怀里夭折。
一个甲子的风雨历程,两个老人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在魏淮眼中,父亲母亲少有儿女情长,更像是同志战友。60多年来,魏淮只见过一次亲热场景,“那时,母亲被诊断为癌症,父亲很紧张。他坐在床头,抱着老太太,头靠着头,眼中泛着泪花。”
上世纪末,年过九十的鲍学娴得了脑萎缩,常常躺在床上发呆。当时,魏天禄身体也不好,经常住院,可一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到她床边,也不说话,只是拉着老伴儿的手。
一坐,就是很久……
一个坚定信念 一生为了人民
老伴儿走后的两年间,魏天禄数度病危。
进急救室前,他会拉紧儿子的手,念叨一句:“人总归要死,这是自然规律,没有什么关系。”他接着关照道,“我要把骨灰葬回家,和父母葬在一起。”
这话,他不仅跟家人说,也跟部队的同志讲。魏淮安慰他,“无论如何,我都帮你办好。”
从1929年离开家乡天门,魏天禄82年没有回去。如今,一辈子苦恋着乡土的他,终于魂归故里,永远和那方土地结合在一起了。
魏天禄是穷苦出身。在他的记忆中,这个旧社会中的贫农家庭凄风惨雨、飘摇欲坠。双胞胎哥哥刚出娘胎就因为没有奶水而夭亡;父亲积劳成疾,得了重病,无钱医治,日复一日躺在床上,痛苦呻吟,辗转反侧,日渐消瘦,默默地离开了人世;姐姐出嫁时候没嫁妆,在婆家一直受气,既不愿让娘家为难,又不甘受婆家的气,她趁家中无人,把裹脚布解下,上吊自杀了,那年才16岁。
魏天禄说:“一个六口之家死的死,散的散,只剩下我和母亲。”
为谋生,他放过牛。此后,他加入少先队,参加农会。他永远忘不了那个神圣的日子——1928年深秋,本村的徐祖义找到他,对他说:“你听说过共产党吗?”
“听是听说过,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干什么的。”他答。
徐祖义告诉他,共产党是专门帮穷人打倒土豪劣绅,求解放的。徐祖义问他愿不愿意参加共产党?他连声答道:“参加!参加!”
魏天禄后来曾说,入党是“做梦都没有想过的好事,我感到今后有了靠山,再也不会被豪绅地主欺负。那种左手拎着要饭篮,右手拿着打狗棒,在人家门口叫喊‘爹爹奶奶给口饭吃’的悲惨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此后,他从一名红军战士,成长为共和国的开国将军,一生戎马倥偬——扎根洪湖,他负伤,在洪湖岛上的邓家墩医院治疗,遭遇敌人突袭,两三千名伤员惨遭杀戮,他泡在芦苇荡里,只露出个头来,看着敌人的“汽划子”从眼前划过。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苏南穿越封锁线,遇日军伏击,双腿中弹,滚入路边水沟。他命警卫员突围传令,“只要敌人过来,就把火力全部集中到我这边。”直至去世,他的腿部仍有日军的弹片没有取出。
……
解放后,魏天禄托人打听家人下落,得知老母亲多年前就去世了。他无言以对,向着家乡,叩了三个响头。
他也想过回家看看,却总有“近乡情更怯”的苦衷。小小天门走出个共和国少将,名震一方。上世纪70年代末,乡亲们觉得他神通广大,到上海探望时,开口要自行车、要入伍名额,闭口要钢筋、要卡车。他无能为力。
他力所能及的,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贡献给人民。家乡修路造桥,他捐款2万元,老家的学校改建操场、盖阅览室,他又捐了5万元。多年来,他还先后向茅山新四军纪念馆、保护母亲河和希望工程等捐款累计10余万元。
无论是在长征路上,还是在抗战烽火中;不管是血战洪湖,还是解放征程,他一刻没有动摇过跟党走的信念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采访前后,我们翻阅了有关他的材料,发现他为人忠厚低调,很少谈起自己。只有在一份报纸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专刊中,留下他一段话——“这么多年革命生涯,我无论在岗位上,还是离休后,始终愿意把‘为党分忧,为民谋福’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坚持‘一辈子做好事’,实践毛主席当年提倡的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回顾我这一辈子,十几岁参加革命,跟共产党打江山、闹革命,记住的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和军队的根本宗旨,这是我在长征途中坚定下来的信念,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动摇过!”
如今,老将军走了,而他的精神永远和我们党、和共和国同在。
■魏天禄是穷苦出身,“一个六口之家死的死,散的散,只剩下我和母亲。”为谋生,他放过牛。此后,他加入少先队,参加农会。1929年,他成为一名红军战士,直至成长为共和国的开国将军,一生戎马倥偬。
■无论是在长征路上,还是在抗战烽火中;不管是血战洪湖,还是解放征程,他一刻没有动摇过跟党走的信念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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