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红色经典，就不能不提及被称之为“不朽的作品”的《长征组歌》。然而这部作品是怎么写出来？它为什么会有如此长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和生命力？为此，笔者曾经采访过肖华将军的夫人王新兰。

　　1964年，身为总政治部主任的肖华上将积劳成疾，得了肝炎。他不得不放下手上的工作，到杭州去养病。

　　这一年，是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30周年，不少同志多次约他写些有关长征的作品。他自己也一直想动笔，但由于政务繁忙，一直动不了笔。决定去养病时，他和夫人王新兰商量，利用这次休养的机会写点东西。

　　肖华和王新兰都亲身经历了伟大的长征。每每回忆起那艰苦卓绝的岁月，他们就激动不已。肖华说：作为幸存者，我有责任把这一段经历写出来，告慰战友，也教育后来者。

　　用什么形式来反映长征这一人间壮举？肖华将军认真征询了许多同志的意见，最后确定用诗歌的形式。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采用一种新的诗歌体例，即“三七句、四八开”的格式，就是每段诗歌用四个三字句，八个七字句共12行68字组成，押一个统一的韵脚。

　　肖华将军工作起来是不要命的，创作也如此。每天除了日常生活起居，不是服药就是看书写作。桌上的资料照样像工作时一样堆得像小山一样。

　　长征组诗的构架刚刚搭起来，跟他们一起到杭州的医生来找王新兰了：“新兰同志，情况不好，肖主任的转氨酶升高了”。

　　他们一起劝说肖华，要求他停止创作。医生说：“肖主任，这可不是开玩笑，您的身体要是不能康复，我们可是没有办法向军委交代。”

　　经过一番“斗争”，肖华答应注意休息。

　　谁知没有过两天，他半夜又起来写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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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新兰生气了，对他说：“这样下去，别说医生，就是我也没法交代，来之前，总理专门对我说，到了杭州就是要你好好休息，你去向总理说。”

　　肖华见她真生气了，就说：“新兰，你应该能理解我，只要一想起长征时的经历，我的心就放不下呀!我和你说过，我们少共国际师的师长吴高群同志，那天敌人的飞机来轰炸，一颗炸弹下来，大树被炸飞了，我抱起他来，他浑身是血，对我说：‘老弟，我是不行了，你要把咱们的师带好，你可要为我报仇呀……’他就这么死在了我的怀里，多么好的同志啊！”

　　说着说着，肖华泪流满面。

　　王新兰也被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就这样，第二天一早，肖华将军又坐在了桌前。

　　在创作长征组诗的过程中，肖华的转氨酶升高了4次，王新兰和医生不知和他“吵”了多少次。到后来，王新兰再说他，他就吟起诗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1965年7月1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长征组诗《红军不怕远征难》，《解放军文艺》7月号同时登载。立即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舆论一致认为，长征组诗，是肖华将军的一个创造。它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形象生动地再现了长征这一伟大的历史奇迹，歌颂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赞扬了中国工农红军英勇顽强、百折不挠、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

　　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专业创作人员对这部作品喜爱有加，精心为长征组诗谱了曲，这就成为了我们熟知的《长征组歌》。组歌分别运用了红军传统歌曲和江西采茶、湖南花鼓、苗家山歌、云南花灯、川江号子、陕北秧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各族民歌的曲调，塑造了鲜明的长征音乐形象。这是对长征组诗的一次再创作。这些曲调，配之以独唱、重唱、齐唱、合唱等艺术变化，收到了非常好的艺术表现效果。

　　在创作排演过程中，周恩来总理多次亲临现场，和主创人员一起修改作品，甚至和大家一起演唱，使肖华将军非常感动，他对这部作品又进行了精益求精的修改，使之更趋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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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征组歌》完成后，先在天津预演，8月1日建军节在北京正式演出。连续演出30余场，观众反映强烈，一炮打响，成为举国上下传唱的曲目。随后在全国各地公演，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男女老少争相传唱。一时间，唱组歌、忆红军、学英雄、讲传统蔚成风气。

　　这部倾注着肖华将军和许多人心血的作品，在将军心中留有什么样的位置呢？有一个生动感人的细节告诉了我们：肖华将军病重和弥留之际，还和子女、夫人一起哼唱《长征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