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雄，1913年11月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燕子塔村。

　　1932年春参加红军，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红5军团第45团政委。西路军失败后回到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河南军区六支队政委、第六军分区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第三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政治部副主任、江淮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第二野战军特战兵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

　　1949年后历任昆明军区副参谋长、云南省军区政委、江西省军区政委、福州军区顾问等职。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采访时间：2004年6月5日采访地点：杭州西子湖畔张力雄寓所采写人：新华社记者梅世雄、通讯员伍杰

　　在50米开外，有人大声喊道：“你是新华社梅记者吗？欢迎，欢迎！”我吓了一跳，这个地方我以前没来过，怎么有人认识？

　　陪同的干休所所长说：“那就是我们的张力雄老将军，他的身体可好了，是军区远近闻名的健康老人。”

　　张老穿一身浅色衬衫，脚穿布鞋，大步流星向我们走来。走到跟前，他的双目炯炯有神，发出一股逼人的气势。差点被敌人的炸弹活埋在长征路上，两位同生共死的老战友再聚首时就这段历险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历经12多个小时的艰难跋涉，终于越过雪山

　　两架敌机呼啸着由南至北飞来，沿途扔下的炸弹发出一阵阵轰鸣。此时，红五军团教导大队政委张力雄和大队长鲁瑞林正带领部队强行军。危急关头，他们急行到队伍最前面，指挥部队疏散防空。

　　“那可是我自长征以来最紧张的一次啊！”张老回忆说。1935年6月，张力雄所在的中央红军到达川西天全、芦山、宝兴等地区，准备翻越长征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张老说：“瞬间，敌机就飞临我的头顶。”

　　突然，一颗重磅炸弹落在了张力雄和鲁瑞林身边约十米处。就在炸弹爆炸的一刹那，张力雄大喊一声“危险”，拉着鲁瑞林一起卧倒在路边。炸弹炸起的土块和泥沙几乎把他们全部给掩埋了起来。

　　张老说：“当战士们手忙脚乱地把我从泥土中扒出来时，我好几分钟听不见任何声音，好像耳朵不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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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劫后余生的张力雄恢复正常后，看见警卫员赖国标吓得面如土色，轻轻拍拍他的肩膀，幽默地说：“老蒋那么点破钢烂铁炸不死我们，我们还活着！”

　　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际春见到张力雄也开玩笑地说：“怎么，张力雄你还活着？命真大啊！祝贺你大难不死！”

　　1997年2月，当张力雄和鲁瑞林这两位同生共死的老战友在北京再聚首时，就这段历险记整整回忆了一晚上,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病中的鲁瑞林多次吃力地站起来，用手中的拐杖猛烈地敲击地面，大声对张力雄说：“是我拉着你的手卧倒的，而不是你拉我的手！”

　　倔强的张力雄不服气，与他据理力争，谁也说服不了谁。张老回忆说：“最后，我看见鲁瑞林实在是精疲力尽了，就妥协了。我对他说，我们是互相拉着对方的手同时卧倒的。面红耳赤的鲁瑞林笑了。”

　　两年后，鲁瑞林逝世的消息传到杭州，离休以来几乎没得过什么病的张力雄一下子病倒了，住了半个月的医院。那一段时间，平时滔滔不绝的老将军一下子变得沉默起来，一天难得说几句话。

　　张老说：“1935年6月18日，当我带领教导大队来到‘神仙也过不去的死亡之山’———夹金山脚下时，我正在打摆子。”

　　“我病得无法控制自己，此时的大队长鲁瑞林不得不担任临时政委。”张老回忆道。

　　长长的队伍像一条游动的龙，慢慢地向山上延伸。病情加重的张力雄只能跟着收容队走在最后。“越往上爬，山势越险，道路越窄，空气越稀薄。许多身经百战的勇士不是一不小心就滚下了深不见底的山涧，就是坐下再也没有起来。”

　　张力雄回忆说：“爬到山腰，抬头不见山顶，低头不见山脚，朵朵白云在身旁飘浮，我们像是踩进了一片白蒙蒙的雾海……若是在平时，这也许是难得一见的好风景。可我们是一支长途跋涉的远征军，首要的问题是生存，实在是没有心情欣赏这些美景。”

　　快到山顶时，突然乌云翻滚，暴雨夹着冰雹劈头盖脑地砸来，张力雄打摆子打得尤其厉害，寸步难行。张老说：“我一再要求医生把我留下，医生却说，他们就是爬着背，也要把我背出这‘恐怖之山’。”一步、二步、三步……警卫员赖国标背着张力雄吃力地向前爬着。突然，赖国标一个翻滚，滚下十几米。“我们幸好被一块大石挡住了。否则，你也就不可能在21世纪的今天，在美丽的西子湖畔采访我这个老家伙了。”张老对记者说。

　　当血肉模糊的赖国标爬起来想重新把张力雄背到肩膀上时，张力雄拼尽全力吼道：“不用了，我自己走！”张老回忆说：“当时，我心如刀绞。真恨自己，为什么会成为拖累别人的废物？也不知是哪里迸发出来的力气，我突然迈开大步，紧走几步，把警卫员甩在后面。”后来，在收容队同志的轮流搀扶下，历经12多个小时的艰难跋涉，终于把死亡之山踩在了脚下。过草地是一次比一次艰险，一次比一次伤亡大；有时刚把一个倒在地上的同志扶上马走一程，前面又有个重病号，只得把刚扶上马的同志换下来

　　张老说：“我的长征，最艰苦的莫过于受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的影响而三过草地。”

　　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中央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张力雄所在的红五军团改为红五军后随张国焘领导的左路军行动。

　　张老说：“当我带领部队经过5天5夜的强oo FF 1'1' 2i2i行军，好不容易走完草地的三分之二路程，准备渡过噶曲河，争取早日与毛主席率领的右路军会合时，突然接到上级通知：‘立即出发，南返阿坝！’”

　　看到这冷冰冰的、难以理解的八个大字，大队长鲁瑞林当即暴跳如雷：“马上要过河，为什么要南下？”其他几位大队领导也在议论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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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今日，张老仍然感到十分气愤。他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走动，说：“我当时也被震蒙了，因为我知道，南返阿坝意味着要再过一次艰险无比的草地，这样穷折腾，我真不知道如何向部队传达？！”

　　但是，作为政委，张力雄更知道，为了部队的稳定和大局，不理解也得执行。他及时召开党的会议和干部会议，违心地说南下有利。当然，具体怎么有利，他也说不出所以然。他最后斩钉截铁地说：“上级的命令要听，南返阿坝！”

　　“又经过5天5夜的强行军，穿越一望无际的沼泽地，以伤亡数十人的代价，我率领教导大队抵达阿坝。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白白胖胖的张国焘用一口萍乡话气势汹汹地高喊：‘反对北上逃跑主义，打到成都吃大米！’”

　　张老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早已闻名的本家。我无法理解他的前半句。不过，后半句话倒是通俗易懂，因为当时红军一个个饿得骨瘦如柴，最急需的就是粮食。”

　　说到这里，老人摸摸肚皮，说：“真饿呀！你们体会不到当时的那种艰辛。”

　　张力雄后来才知道，张国焘自恃四方面军人多枪多，公然威胁党中央，毛主席被迫连夜率领一方面军主力、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北上。

　　当张力雄以红五军主力团———第45团政委的身份带领部队第三次过草地时，已是一年多以后的事了。

　　张老说：“南下失败后，在朱德、刘伯承和后来率红二方面军赶来的贺龙、任弼时等人的强烈反对下，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并同意北上。这就有了更为艰苦的第三次过草地。”不过，这一次，张力雄是愉快地踏上征途的。“因为，我们看到了与中央红军会师的希望。”张老说。

　　在张力雄的记忆里，过草地是一次比一次艰险，一次比一次伤亡大。这一次，张力雄率领的第45团是全军的后卫，他们除了自己过草地外，还要承担异常繁重的掩护和收容任务。

　　张老说：“进草地头两天没有掉队的，即便掉下来，也能慢慢跟上。从第三天开始，沿途掉队的同志多了起来，坐着的、躺着的、在地上打滚的，形态各异。有的喊头痛，有的喊肚子痛，有的腿软得站不起来。有时刚把一个倒在地上的同志扶上马走一程，前面又有个重病号，只得把刚扶上马的同志换下来。”

　　看到病故的同志，张力雄只能以最快速度把他们匆匆掩埋，默默哀悼着这些不知名的战友。

　　第45团是草地上的最后一批队伍，行军也更加困难。前面大队人马走过后，软绵绵的草地网被踩下去了，有的地方踩得很深，成了黑水塘，不能再走，张力雄只能率领部队从侧面绕道几十米甚至上百米。

　　“吃得也更加困难。凡是容易辨认的野菜都被前面部队吃光了，我不得不组织部队重新品尝不认识的野菜。”张老说。

　　张老说，草地给我留下的一个永恒记忆是警卫员赖国标之死。“赖国标跟随我多年。当时，我们找到几种不知名的野菜。当我正准备拿起其中的一种品尝时，警卫员赖国标一把抢了过去。没想到，这一尝，就尝掉了他年轻的生命。临终前，他对我说：‘政委，有机会的话，给我家捎个信，告诉我的父母，我也参加了红军长征……’”

　　沉默良久，张老哽咽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警卫员赖国标是替我死的！”长征出发前的最后一仗，他率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红军主力集结转移赢得了时间；老营盘战斗是红军长征胜利结束时的最后一仗，战斗中特别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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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说：“长征中，红五军团一直是中央红军的后卫，战斗特别频繁，与其他部队相比，强行军、急行军、夜行军多，困难也特别多。”

　　老人接着说：“五军团是以宁都起义部队为主组建的一支部队，战斗力强，尤其善于打阵地防御战。”

　　1934年9月底，红五军团随营学校政委张力雄率领800余名学员，在江西省兴国县老营盘白云山与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周浑元、罗卓英部激战三天两夜，顶住了敌人数十次轮番攻击，给敌以重大伤亡，后奉命撤出战斗，迅速赶到于都河集结，准备突围转移。

　　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的最后一仗，张力雄率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红军主力集结转移赢得了时间。张老回忆说：“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一仗的意义，是解放后才知道的。”

　　老人还参加了长征时期的最后一仗———华家岭战斗。“我们奉命在会宁以南三十公里的华家岭一带阻击胡宗南部，以迎接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省会宁县会师。”张老说。

　　“10月20日拂晓，战斗打响了。我们与6倍于己的敌人激战两天一夜，打退敌人的数十次进攻，副军长罗南辉在此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张老回忆说：“就在我拿起战士的机关枪准备冲锋时，敌人一发子弹打来，贴着我的胸口穿过，打断了边上一名举旗兵的腿，我胸口的记事本也被打得粉碎。”时至今日，张老将军对当年的那一幕仍心有余悸。“好险啊！一本小小的记事本又救了我一命。”

　　张老说：“与老营盘战斗不同的是，我一开始就知道这是红军长征胜利结束时的最后一仗。所以，战斗中特别兴奋。”

　　两个最后一仗，铸就了张力雄军旅生涯的辉煌，也奠定了他英勇善战的美名。军团长董振堂不止一次在大会上说：“五军里，张力雄是能打仗的！”

　　91岁的张老说：“在我的革命生涯中，许多往事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淡忘了，但西路军高台大血战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张力雄是高台血战目前健在的幸存者之一。张力雄回忆说：“当时我军弹药奇缺，平均每挺重机枪只有200发子弹，轻机枪仅100发，步枪11发，手榴弹是三人共用两颗。董军长下令：重机枪、轻机枪、步枪分别在距敌200米、100米和50米内才准开枪，确保每一发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战斗的惨烈超乎寻常。当敌人爬上城墙时，为节约子弹，张力雄指挥部队用刺刀捅、斧头砍和枪托砸。许多次，张力雄挥刀砍去，敌人滚下城墙，他们的手却留在了城墙上。45团平均一天要打退敌人二十余次进攻。

　　敌人采取消耗与疲劳战术，攻城的次数一天比一天多，火力也一次比一次猛。当他们发现红军弹药消耗得差不多时，故意派一些骑兵耀武扬威地在离城墙很近的地段来回奔跑，引诱红军开枪。张老说：“我当时恨不得飞身跳下城墙，与敌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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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手记

　　■杭州之行令记者始料未及，步入耄耋之年的张力雄老人身体硬朗，反应敏捷，思路清晰，丝毫不比未到而立之年的记者逊色。老人的思维是跳跃式的，但又极其缜密，记者惟有全神贯注才能跟上。

　　老人说：“长征是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悲壮走向希望的转折点，能有幸亲身经历这段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远征，我万分自豪与骄傲！”临别前，老人一再强调：“你一定要多写写五军团。尽管它最后全军覆没了，但在我的心中，它是永垂不朽的，它一直活着！”

　　老人的秘书说，多少年来，血溅河西走廊的五军团一直是老人心中永远的痛，也是永远的精神寄托和永远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