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树声大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既品尝过胜利的快乐，又体味过受挫的苦涩。然而他在挫折面前志越坚、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可贵品格，恰恰说明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大义灭亲

　　1905年，王树声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一个小地主家庭，将军的童年非常不幸，6岁时死了父亲，9岁时母亲也去世了，全靠老祖母抚养他长大成人。

　　1926年，王树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投身农民革命运动，组织农民协会，发展农民武装，不久便担任了中共麻城县委委员、县农民协会组织部长，成为麻城县农民革命运动的先锋战士。

　　随着各级农会组织的建立，对地方阶级的斗争也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那些平日里称霸乡里的地主恶霸们眼见农民革命运动如火如茶，在深感恐惧的同时，纷纷想办法进行对抗。

　　当时，在罗家河有一个叫丁枕鱼的大地主，气焰最为嚣张，丁枕鱼与其子狼狈为奸，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无恶不作，最令人发指的是，他们搞起了一个所谓的“初夜权”制度，当地百姓不管谁家娶妻嫁女都要先过他们这一关，成为老百姓深恶痛绝的豺狼。

　　农民运动兴起后，丁家父子公然违抗农民协会减租减息的命令，并扬言谁敢来罗家河“挑衅”，丁家爷们饶不过他!这对虎狼父子之所以如此猖狂，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有一个“靠山”，而这个“靠山”正是王树声!原来这个丁枕鱼是王树声祖母的亲兄弟，按辈份来论，王树声还得叫他舅公呢!丁枕鱼心里想，有这个外甥孙做靠山，看那些穷小子们能把我丁家怎么样。

　　对于丁家父子的嚣张气焰，农会会员们看在眼里，恨在心中，依他们的本意，早就想把这个吃人的豺狼打倒了。但反过来又一想，他毕竟是王树声的亲舅公啊!王树声从小就失去了父母，是祖母把他拉扯大的，而且他又是有名的大孝子，谁知道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如何?当时，大家的眼睛都盯住了王树声!

　　这天，王树声来到农会，听大家都在议论丁枕鱼的事，就说：“大家还议论什么?还不敢快把丁枕鱼这个老恶霸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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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王树声的话，有人说话了：“你王树声是真心实意地干革命，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清楚，可是，眼下要打倒的这个丁枕鱼可是你的亲舅公啊!他与你们家的关系太亲了……”

　　听了那人的话，王树声明白了，原来大家是因为丁枕鱼和自己有这样一层关系才没有去把他抓起来，他有些着急地说：“要革命就不能讲情面!农会就是我们的顶天柱，谁反对农会，哪怕是亲娘老子，我们也要跟他斗到底!”顿了顿，他提高了声音对大家说：“走!我们一起去抓丁枕鱼!”

　　这样，大家心里都有了底，随着王树声一声令下，上千名农会会员拿起自备的大刀、长矛等武器，浩浩荡荡地冲向了丁家大院。

　　在愤怒的农会会员面前，丁枕鱼的家丁已吓得四下逃散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丁枕鱼抓住，五花大绑捆了起来，并把他摁脆在地上。丁枕鱼吓得四肢发抖，往日的嚣张气焰早已不知到哪里去了，但他还是心存一份饶幸，毕竟自己的外甥孙是农会的组织部长，有他做靠山，过一会他来了，看谁还敢跟我过不去!他哪里知道，这些农会会员正是奉了他那位亲外甥孙的命令来抓他的!

　　一会儿，王树声果真来了，一见外甥孙，丁枕鱼好像见到了大救星，立即跪爬到王树声的面前哀求道：“孩子啊，你行行善，快来救救你舅公吧!”

　　王树声见到这个老恶霸，心中顿时感到恶心，他怒目圆睁，铿锵有力地说：“你往日怎么就从来没有行过善呢?你有今天的下场，是自作自受。你对穷人不仁，我就对你不义。”随即他对农会会员命令道：“把这个老恶霸押下去!”丁枕鱼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老百姓们拍手称快。

　　在场的农会会员们目睹了王树声大义灭亲的正义举动，都深受感动，纷纷表示，一定要跟着他干下去！

　　西征喋血

　　1936年10月，王树声所在的红四方面军会同红二方面军，在经历了南下的挫折和两过草地的痛苦之后，沿红一方面军的足迹到达陕甘苏区，终于使红军三大主力汇合到了一起。

　　然而，正当王树声和他的战友们还沉浸在胜利的欢快之中，长期奔波的疲劳尚未消除的时候，又面临着一项新的任务。此时的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这一幕将是那样的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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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以后，中央和军委根据当时形势和敌情的变化，决定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以三个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以开创西北抗日的新局面。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遵照军委的命令，指挥部队开始了新的战略行动。

　　当时，王树声疾病缠身，他完全有理由要求不再出征，但他考虑到这是党交给的任务，自己必须服从，同时他也希望能借此机会去苏联学习。于是又率部队踏上了新的征程。

　　漫漫征程，却出师不利！10月25日，当部队由甘肃靖远西渡黄河时，就遭到了胡宗南部队的阻击，全军奋力拚杀，结果还是只有一半部队渡过了河。过河的部队是红30军、9军和5军团，而4军和31军则被挡了回来。

　　面对突变的形势，中央决定取消宁夏战役计划，于11月11日电令过河的部队改称西路军，并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军委制定的新的作战计划，要求西路军向西推进，打通新疆。时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教导团团长的王树声，随红9军开始了艰难的西进，转战河西走廊，与实力强劲的对手马家军阀展开了较量。

　　遵照军委的作战计划，西路军总部决定分兵三路向西进击，王树声随行的9军作为第二路，奉命在左翼由镇虎堡向古浪推进。不久红9军即在古浪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激战，虽歼敌两千多人，但红9军的损失也相当严重，绝不会少于这个数字，而且还有一些军、师首长光荣牺牲。在此危难之际，王树声受命担任西路军副总指挥兼9军军长，这既是信任更是考验，王树声深知责任的重大！

　　由于环境相当恶劣，敌人兵力又相当强大，加之西路军主要负责人指挥失当，西路军将士虽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并取得过一定的胜利，但部队却因伤亡过重而不断萎缩。经过1937年3月的梨园战斗以后，西路军仅存将士1500多人，并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西路军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征战，终因敌众我寡、弹粮无援而告失败。这时，西路军总部决定将剩下的部队分为左、右两个支队分散转移，王树声奉命带领500多人作为右支队，出祁连山，向黄河方向东移，与敌人展开游击作战。当部队走出祁连山时，王树声的身边只剩下了10多个人！

　　此时的王树声虽为西路军的失败深感痛苦，但他却抱定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向东方去，向延安去，争取早日回到党的怀抱！

　　为了鼓舞土气，在行军和作战间隙，王树声经常和大家一起谈个人身世，讲革命道理，讨论国家前途和红军命运。一次，大家闲聊时，王树声的小警卫员问道：“副总指挥，我们的党旗为什么要绣上斧头和镰刀呢？”

　　“同志们，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吧！”王树声没有直接回答警卫员的问题。“从前，一家有亲兄弟两个，日子穷得叮当响，真是没法活下去呀！后来，为了谋生，老大就进城当了工人，老二则留在家乡给地主当长工。可是不管城里工厂的老板也好，还是农村的地主也罢，他们都是吃人肉、喝人血的豺狼，根本不管工人和农民的死活，兄弟俩辛勤劳作了一年，去向东家讨工钱，地主和老板却说：‘是我们的田地和工厂养活了你们这些穷小子，我们不找你们算帐也就罢了，你们怎么还敢来和我们算帐？’结果，兄弟两人什么也没有得到，又没有地方去说理申冤，气愤至极，老大就抡起了做工的斧头，老二就挥起了种田的镰刀，造了资本家和地主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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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王树声这么一说，大家都很兴奋：“副总指挥，我们明白了，原来党旗上的这斧头和镰刀，代表的正是咱们这千千万万的穷苦工人和农民啊！”

　　“对！正是这样。”王树声接着反问大家道：“那么，你们知道党旗为什么是红色吗？”大家争先恐后、七嘴八舌地说：“代表革命烈士的鲜血呗！”“也代表咱们流的血啊！”

　　听了大家的回答，王树声高兴地说：“对哟！大家说得对哟！所以，今天咱们吃苦受难，流血牺牲，都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和子孙后代的幸福，是很有价值的。因此，我们一定要战斗、要坚持、要忍耐，要团结友爱、保存自己，争取为革命多留下一颗种子！”在那无比艰难的日子里，王树声的话给大家带来了多少温暖和力量啊！

　　然而，当王树声和战友们走到腾格里沙漠边上的时候，再次与马家军遭遇，经过激战，人员被冲散了，跟在王树声身边的一名警卫员和一名通信员也都找不到了，至此，王树声只剩下孤身一人，走过草地、爬过雪山的他，又开始了在沙漠中的艰难跋涉。

　　王树声一路乞食，一路前进，历尽了千辛万苦，但他丝毫没有动摇过自己的坚定信念！最后，在一位好心而又理解红军的老乡的帮助下，王树声终于于1937年8月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陕甘宁边区。

　　党中央和军委对西路军的情况非常关心，并在想，方设法寻找被打散了的西路军将士。当王树声回到陕甘宁边区的曲子镇时，边区党委书记李富春和军事部长肖劲光立即前来看望，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也专门打来电话，对他的归来表示欢迎和慰问。

　　就在王树声回到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还专门在自己的窑洞里接见了他，并为他设宴接风。见到毛泽东，王树声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来见毛泽东之前，王树声想了很多，他的心情既激动又愧疚，因为自己毕竟是西路军的一名主要领导人，他打算见到毛泽东以后，要向他请求处分。

　　毛泽东听了王树声的汇报，丝毫没有责怪他，反而对他这种勇于开展自我批评的精神进行了表扬，并鼓励他放下思想包袱，继续做好工作。临别时，毛泽东拉住王树声的手，真诚地说：“你回来就是胜利！西路军失败，你没有责任！”王树声顿感一股暖流涌遍了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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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明治军

　　作为一名军事将领，王树声深谙治军带兵之道。他常说：“带兵的必须爱兵，不爱兵，就是缺乏阶级感情！”当然，这种爱不能是无原则的宠爱，这种爱是要通过教育、帮助、关怀来体现的。正是因此，王树声所带部队素以治军严明而闻名。

　　1935年9月中旬，根据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命令、红四方面军各部队重新南下，原路退回。在这次南下途中，王树一由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的位置上下来了，又回到了他曾经工作过的31军任军长。可是回到部队后，他就发现这支部队的作风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军阀主义之风盛行，搞得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关系紧张，感情淡漠。他认为必须立即认真地与这种旧军队的反动作风进行斗争。一方面他用自己关心士兵、爱护部属的实际行动给大家作出表率；另一方面他还反复在官兵中进行官兵平等、官兵互爱等红军光荣传统的教行，很快使部队的作风出现了变化，官兵之间的关系重新融洽了起来。

　　但是却又出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个别下级不能自觉服从和维护上级的正确领导，致使工作难以开展。对于这种情况，王树声又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回到31军后不久的一天，军教导营营长来找他，说该营3连指导员工作不负责任，还不接受领导的批评，并写了讽刺信来讥讽领导，说着便把他带来的那封信交给了王树声。

　　看过信以后，王树声认为问题较严重，就派人把这个写信的指导员找了来。见面后才知道，这个指导员原来是从小就跟随自己参军的同乡余树生。王树声知道这个小伙子革命很坚决，现在教导营培养锻炼。王树声就教导营长反映的问题与余树生进行了核实，结果正像教导营长反映的那样。余树生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工作中的一些矛盾和不同意见所致。

　　于是，王树声对余树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把他调离教导营，回原单位继续反省。可以说，对于余树生的处理，影响是很大的，不仅使余树生受到了教行，认识了错误，而且还对当时在31军中流行的那种不尊重上级领导的行为起到了很好的扭转作用。此后，31军上下更加团结了，战斗力也有了明显提高。

　　公仆品格

　　1955年9月，王树声被授于大将军衔和“八一”、“独立自由”、“解放”一级勋章。此时的他，认真回顾了白己参加革命以来的经历，深深感到，这莫大的荣誉，这最高的奖赏，对自己是巨大的鼓舞和极大的鞭策。

　　此后不久，他奉命由湖北进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随后，在党的“八大”上，他还当选为中央委员。职位高了，权力大了，但王树声却时时、处处、事事越发谦虚谨慎、兢兢业业了。

　　赴京上任之初，组织上决定给他这位新任总军械部长修建一幢住房。按照当时的有关规定，王树声的房于标准和设施配备完全可以搞得讲究一些，但他坚决不同意这样做。他要求要把房子盖成一般的平房，而且不要独门院落，更不要森严的警卫。对于区内的陈设，他也要求只备必需的日常家具即可。

　　一位大名鼎鼎的大将军的“官邸”居然简朴到了这种程度，常使来访的亲朋好友感到不可理解。但王树声对此却感到心安理得。

　　60年代初，随着总军械部建制的撤销，王树声的住房成了其他单位的属地，有关部门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和生活，决定另选地点为他建造新居。

　　第一次，有关部门为他选择的地点是西城护城河畔的一座古庙宇，这里环境相当幽雅，王树声看后感到非常满意。但当他听说这里原是某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时，就摇起了头，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还是麻烦你们重新选择一个地点吧！”

　　几年以后，有关部门又在东城为他找到了一个旧院落，独门大院，相当理想，但当王树声得知这里原是一个民主党派的机关，而工作人员都被红卫兵赶跑了时，又连连摇起了头：“这是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我看早晚还是要把人家请回来的！”

　　不久，有关部门又在五渊潭附近为他选择了一处环境幽雅、风景如画的宅基地，王树声看后很满意，但当他注意到为自己建房要迁走几户老百姓的民房时，还是摇起了头：“我看这件事还是算了吧！就不要因为为我建房而把老百姓赶走了！”

　　就这样，王树声大将在他进京时修建的那座住房里，一住就是18年，直到他长辞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