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逸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十位大将中年龄最大、资历最深的一位。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参加过东征、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全过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伟大功绩早已为世人知晓，但他在新四军组建过程中的作用与贡献却鲜为人知。

　　到澳门寻找叶挺

　　张云逸和叶挺是老朋友，又都是广东人。他们在北伐战争时期就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叶挺是北伐名将，先任独立团团长，后任第二十四师师长。张云逸先任第二十五师参谋长，后任第二方面军参谋长。大革命失败后，他们两人都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因受到党内“左”倾路线的打击而赴苏联向共产国际申诉，遭到冷遇后愤然脱离共产党，出走德国，后定居澳门。张云逸则转赴广西，和邓小平一起领导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随后转战到江西中央苏区，任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后方司令部参谋长。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随后，采取积极步骤，联合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结成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西北统一战线，并以此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前来胁迫他们“剿共”的蒋介石。1937年1月，周恩来在西安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建议派张云逸去广西，开展对桂系的统一战线工作。4月，张云逸奉命去香港，开展华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5月中旬，抵达香港。

　　张云逸在香港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开展工作。首先和原第十九路军将领及桂系驻港人士、第三党联络，召开座谈会，宣传中共团结抗战的主张，建议采取一致行动。座谈会决定第一步以桂林为中心，推动其他方面的工作；第二步，以广州为中心，向福建发展。于是，张云逸在1937年下半年，一直在港、桂、粤、闽等地奔波。经过张云逸与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会谈，李、白表示同意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愿意和中共团结抗战。张云逸将会谈成果及时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作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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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期间，张云逸奉中共中央指示，专程赴澳门寻找叶挺。叶挺在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国民党方面对叶挺进行利诱，欲委以军事要职，要他反共，遭到叶挺的严词拒绝。张云逸找到叶挺后，两人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张云逸向叶挺介绍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中共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经过，介绍了国共谈判的进程，分析了国共重新合作的趋势，详谈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等，鼓励叶挺出来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叶挺听后，十分高兴。他坚定地表示，愿意随时响应党的号召，返回内地，投身抗日战争。其实，在三年多以前，即1933年11月福建事变时，张云逸与叶挺就在福州见过一次面。张云逸受中共中央派遣，担任驻第十九路军的军事联络员。叶挺以“客座参谋”身份，在福州帮助事变策划。两位老友在福州相遇，十分高兴。叶挺向张云逸详细介绍了广州起义失败以后自己的遭遇与心态，表示盼望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争取党的帮助教育。张云逸亲切慰勉叶挺，向他介绍了当前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和中央苏区的情况，以及中共对福建事变的态度。张云逸答应将叶挺的要求转达给党中央，派人与他联系。

　　七七事变爆发后，张云逸依据中共中央和红军将领的通电精神及中央指示，对桂系当局及各团体进一步做统一战线工作。桂方各抗日团体均同意一致通电抗日。李宗仁同意致电华北及南京中央政府表示支持抗战。四川的刘湘怀疑蒋是否有抗日诚意，向我方电询对七七事变的主张，并派代表邀请张云逸去四川详谈。7月13日，张云逸将上述情况电报毛泽东。由于当时华北形势危急，李宗仁要留他在桂林面商对策。因此，他打电报给党中央，建议中央最好另派一得力同志去川。7月14日，毛泽东复电张云逸，中央已派李一氓去川，要张以后仍来往于桂、粤、港之间，并指示他在桂再工作若干天之后，便请李宗仁介绍去广州，以便对余汉谋做工作，使他们允许我方在广州设立办事处，赞助抗战，实现国共合作，开放爱国运动。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云逸在桂林同李、白商谈实现抗战的实际步骤后，于8月到达广州，同广州当局商谈。张云逸向广东当局阐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他们赞同国共合作，实现民主和抗战，停止对我闽粤边区和游击队的包围和进攻。但粤方只同意停止双方军事冲突，指定我军活动区域；同意我方在边区公开和半公开活动等。后经张云逸多次同余汉谋谈判，余汉谋表示同意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允许我党在广州建立八路军办事处。1937年12月，张云逸和云广英在广州筹建了八路军办事处，由云广英担任主任。

　　赴福建传达党中央指示

　　经过国共双方长达半年之久的谈判，国民党当局同意了长征到北方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但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则坚持“北和南剿”的方针。为此，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1日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指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较大的红军游击队“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府进行谈判”。福建的闽西、闽东、闽中、闽粤边等游击区先后与国民党的当地驻军或地方政府接触并举行谈判，取得成果，但有的地方也出现问题。9月间，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电邀张云逸去福州商谈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

　　1937年9月17日由张鼎丞任主席，邓子恢、谭震林任副主席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向张云逸、中共南方临时工委发出并转中央的报告后，张云逸乃决定赴闽；两星期后，接到中央10月1日电报，即《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致张云逸等电》。中央强调，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国民党当局时刻企图拔去这些战略支点，在西安事变后，还用了全力，用屠杀方法拔去它们。这个方法失败之后，现在又想借抗日做文章把它们拔去。中央指出，把各区游击队完全集中，对我们十分不利。我们应采取下列步骤，既可以保存这些战略支点，同时又答复了国民党的目的：一、原则上不拒绝集中，但必须由中央派人传达方针，各区游击队调动前，邻近周围200里内之驻军、保安队、民团应首先调动参加抗日，至少同时调动，往后不能再让部队去；按照附近驻军、民团保留数目，保留游击队数目，以保护原有游击区之游击队员家属；游击区实行民选制度；游击区土地关系不变；国民党不得派任何人、任何部队移入及破坏游击区。二、国民党首先要把何鸣部人、枪交还，方能谈判各游击区问题。三、张鼎丞、何鸣、刘英之部原地不动，就地抗战和为保卫游击区及土地而战。四、游击队集中之时，该集中部队的领导及作战指挥，国民党不得干涉，不得插入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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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0月，张云逸偕同秘书林青到达福州市与陈仪见了面，同陈仪的代表、福建省建设厅厅长林知渊进行了具体商谈，还与福建省政府委员、福州市市长等人接触。在福州谈判中，张云逸强调指出，福建各红军游击队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应统一解决合作抗战问题。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必须由中共中央派人传达方针，在驻地附近国民党军队首先撤离的条件下进行，决不单独集中、改编。最后，陈仪还是答应了我方要求：闽中游击队和闽东游击队不单独改编；闽中游击队集中到闽西。这样一来，就打破了国民党企图以收编的手段吃掉红军游击队的阴谋。随后，张云逸又从福州来到漳州，与粤军第一五七师师长黄涛及漳汀师管区司令涂思宗中将谈判，交涉追回何鸣部的人、枪问题。经过多次抗议、交涉，福建省当局和粤军被迫归还了300多支坏枪。张云逸还在闽南收集了失散的100多人、枪，由红三团副团长卢胜带到闽西，后来编入了张鼎丞领导的新四军第二支队。

　　11月初，张云逸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闽西龙岩城东北的雁石圩，会见了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方方、谢育才等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人，在特区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指示，并通报了在福州与陈仪、在漳州与黄涛、涂思宗谈判的情况。此前，闽西的共产党和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工委有关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方针政策，已在群众中大力开展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宣传活动，得到了广大群众和地方开明绅士的同情和支持。根据与福建当局和驻闽、粤军达成的协议，闽西红军游击队一部分开到龙岩城东之雁石，一部分移驻苏邦，向雁石靠拢。但国民党却趁此散布流言，说游击队“未奉命即驻雁石，企图进攻龙岩城”，等等。闽西红军游击队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张云逸带来了中共中央指示，并说：“中央准备在南方也编一个军，一定要保持我们队伍的独立性，不编给国民党，他要打就打，不怕他；他要收编我们做不到，不然就再上山和他们干！当然，为了顾全抗日大局，我们还是应该尽量地争取和平。”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研究了当时闽西的形势，为了避免不利的局面，决定将驻雁石的队伍撤到苏邦，并向龙岩商会和群众说明，为了和平，团结抗日，情愿从雁石撤到苏邦的道理，从而揭穿了国民党说我们要进攻龙岩城的谣言。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张云逸的指导下，为闽西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做好了准备。

　　张云逸在闽西期间，还深入闽西红军游击队了解情况，宣传党的政策。在摸清了闽西红军游击队的干部情况后，他对当时担任组织科科长的陈茂辉说，当前日本要灭亡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要做艰苦的工作，要依靠广大骨干，向干部战士和群众讲清道理，以便改编和集中部队，实现同国民党合作抗日。

　　组建新四军第三支队

　　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共上层谈判获得进展。经过周恩来示意，叶挺向正在上海作战的前敌总指挥陈诚表示：自己愿意带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队伍，名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经陈诚向蒋介石说项，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于9月28日发出通报，“经委员长核准”，“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蒋介石的这项任命，事先未与共产党协商，自有他的打算，因而中共中央没有立即表态。叶挺先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博古、叶剑英。10月5日，潘汉年致电毛泽东、张闻天，请示是否同意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19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博古、叶剑英：“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受党指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并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一次。”11月3日，叶挺应邀到了延安，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在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欢迎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叶挺在欢迎大会上表示：“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11月9日，叶挺离开延安，12日到达武汉，正式开始新四军的筹建工作。

　　1937年12月，张云逸到达武汉。23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武汉。24日，张云逸向中共中央作《华南工作报告》，详述了他受中央委托在华南半年来的工作情况与经验，并对加强华南工作提出了建议。25日，张云逸出席了叶挺、项英在汉口召开的新四军干部会议。1938年1月4日，张云逸与项英、曾山、周子昆等离开汉口，于6日到达南昌，1月9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挂牌办公。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

　　新四军第三支队是由闽浙赣红军游击队和闽东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根据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决定，从1938年1月中旬开始，东南分局和军部领导人分别下到各个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动员游击队下山集中，做好改编为新四军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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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日，张云逸和黄道从南昌出发，赴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指导闽浙赣游击队整编为第五团的工作，并对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作出安排。

　　2月8日，他们抵达铅山石塘，受到闽浙赣游击队指战员们的热烈欢迎。这时，闽浙赣游击区各地的游击队陆续来到石塘镇集中。张云逸向军部报告说：“他们人数约900多，可达1100人，枪350支。”

　　2月9日，第五团营以上干部就职仪式在石塘小学举行。张云逸主持会议，并传达了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讲话。黄道代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宣布命令，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五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昭铭，参谋长杨元三，政治处主任刘文学。同时，东南分局决定抽调一批干部到第三支队司令部和政治部工作。成立闽浙赣特委，由曾镜冰任书记，留下一部分武装，就地坚持斗争。

　　石塘改编结束后，张云逸继续前往福建各游击区指导部队改编，并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谈判，解决红军游击队集中北上抗日、在福州成立新四军办事处和追回何鸣部人枪等问题。路过上杭县时，张云逸与国民党县长洽谈了闽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团北上抗日的问题。当得悉叶飞率该部已向浙江开拔后，张云逸立即派人带亲笔信给叶飞，传达部队在集中、行进中要警惕国民党阴谋暗算的指示。叶飞在途中接到了专人送来的张云逸亲笔信，心中更加有数。

　　2月13日，张云逸到达福州，当即与陈仪见面。经过张云逸的反复交涉，陈仪同意在福州设立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并释放了七八名被捕的共产党员，归还了被国民党缴去的闽中游击队的人枪。2月底，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正式成立，张云逸派王助任主任。

　　2月下旬，叶飞率部到达浙江开化华埠镇。张云逸主持叶飞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事宜，并宣布叶飞任团长，吴火昆任副团长，黄元庆任参谋长，阮英平任政治处主任。这时，饶守坤率第五团也来到华埠镇附近会合。第三支队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即在华埠镇正式成立。至此，第三支队的组建工作胜利完成。

　　继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先后到达安徽岩寺地区之后，1938年4月4日，新四军军部离开江西南昌，向安徽进发，于5日抵达岩寺。张云逸陪同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袁国平主任、邓子恢副主任、周子昆副参谋长、李一氓秘书处长及第一支队陈毅司令员，在西溪南村南河滩广场检阅了第三支队，并请叶军长、项副军长讲话，给刚刚走上抗日最前线的指战员们以极大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