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九月，我从北平草岚子监狱出来不久，经北方局同意，我去太原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临行前，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让徐冰同志转告我：

　　“给你加一个任务，听说王若飞同志现关押在太原某一监狱，你到太原后，首先要设法营救他出来。”

　　我照例问了一句：“若飞同志被捕后用的是真名还是假名，如系假名，叫什么？现在关押在太原哪个监狱？”

　　徐冰表示一概不知。我和若飞同志又不认识，这个任务到底该怎样完成呢？

　　到太原不久，我就到处打听王若飞同志的下落。地下党一位叫胡西安的同志告诉我，王若飞同志现在用的名字叫黄敬斋，但不知关在哪所监狱。

　　我只好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去察访每所监狱。查到陆军监狱时，终于见到黄敬斋的名字。我仔细地翻阅着关于他的案情原委及历次审讯的详细记录，知道若飞同志在被捕后，五六年来，一直表现得英勇顽强，使敌人很伤脑筋。

　　于是，我就立即同梁化之(阎锡山的表侄)一起，去同阎锡山谈判。我说：

　　“我们山西处于抗日最前线，抗日救亡运动也已初步搞起来了，目前正是用得着抗日爱国人士的时候，还把大批政治犯关在班房里，这和当前形势很不相称。阎先生既以抗日救亡相号召，并发动了驰誉全国的百灵庙守土抗战，理应乘机造成更大声势，释放全部政治犯，在全国做个表率！”

　　阎锡山面有难色地看了看梁化之说：

　　“蒋先生狱里关了那么多政治犯，都还没放，咱山西也不能……”

　　我说：“山西现在的做法，跟蒋先生已经不完全一样了。你不是经常跟我说要和共产党合作抗日吗？那么，山西要做得漂亮一点，就应该立即无条件地释放政治犯。太原监狱中有个王若飞，是有名的共产党员。我提议，也是向你提出要求，首先把他放出来！”

　　“王若飞？”阎锡山又看看梁化之，说道：“有这个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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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想把问题滑过去，只好单刀直入地讲了：

　　“黄敬斋就是王若飞！”

　　“啊，黄敬斋倒好像有。怎么，你认识他吗？”

　　我说：“我不认识他，是我回太原时，‘远方’的朋友请我设法营救他出狱，算是个间接朋友。”

　　阎忽然很开明很亲切地说：“你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就让化之陪你一起去看看。”

　　我们坐汽车到陆军监狱，梁化之简单说明来意，典狱长忙把我们一直引到王若飞的囚室。迎面站着的是一个白净面孔的中年人，我想：这大约就是王若飞同志了。梁化之介绍说：

　　“黄先生，今天给你介绍个人，他是你的老同志，老战友，老共产党，老……”

　　若飞同志事先毫无思想准备，只是直愣愣地望着我，嘴里不置可否地“哦，哦，嗯，嗯”，作为回答。

　　为了不让若飞同志蒙在鼓里，我赶忙说明来意：

　　“我叫薄一波。梁先生说得很对。现在来看你，是受‘远方朋友’之托，要营救你出去。我和梁先生是同乡又是老同学。我现在是在阎先生下面，只做抗日救亡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我们联结在一起了。正因为这样，放不放你，关键在梁先生，而不在我。关于这一点，梁先生一定能够回答你。”

　　梁化之听了我的话，觉得有些尴尬，但又很高兴，忙插嘴说：

　　“一波，一波，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我对黄先生一向优待。黄先生，你说，你现在住的是不是优待室？”

　　王若飞鼻孔里“哼”了一声，冷冷地说：

　　“对，叫优待室。”

　　我环视了一下这间牢房，抑制不住心头的气愤，对梁化之说：“这也可以叫优待室？分明是独居监房。我在北平、天津坐过六七年牢，早都领教过这种优待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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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化之一声不响。他可能很懊悔(但内心是高兴的)扮演了这个不光彩的角色。

　　一九三七年春天，在我的一再力陈下，阎锡山和梁化之商谈出释放政治犯的两个条件：一、他们必须放弃共产党的狭隘立场；二、必须保证留在山西做事。商议好后，梁化之衔命找我来谈。我回答：这样做，恐怕不行。对政治犯还是无条件释放好。

　　梁化之表示，他不能做主。我们又一同去找阎。几经磋商，阎提出了折中办法：可以不提条件，先把王若飞先生转移到山西训导院去，做个过渡。因为陆军监狱属中央，我们不好释放，而训导院是属于山西的，我们随时可以释放。对王若飞先生，以礼相待，放出来是不加任何条件的。

　　我问：“过渡多少时候？”

　　阎说：“个把月可以了。”

　　我说：“那我的朋友黄敬斋的问题就算解决了……”

　　阎说：“好，好，黄敬斋可以立即准备释放。”

　　我又问：“其他政治犯呢？”

　　阎说：“黄敬斋出来后，其他政治犯也可陆续分批转移到训导院，过渡释放。”

　　接着，我又去探望若飞同志。

　　但他的疑团似乎还没有消除。

　　我开门见山地说：

　　“黄敬斋，或者说是王若飞同志，你怀疑我是对的。老实说，我原来也没有完全相信你。当我执行党交给我营救你出狱的任务时，我也从多方面对你进行了调查，知道你坚持了共产党员的立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党对你完全信任，因此，才决心营救你出狱。我已查清了你的一切。你能用什么办法查清我的身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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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飞同志沉思了片刻，摇摇头，说：

　　“我没有办法调查你的身份。”

　　“那怎么办呢？”我也有些为难了，“你不相信我，而我又一定要营救你，我们的行动怎么才能统一起来呢？”

　　若飞同志在室里来回走了几步，忽然对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带些党的文件来看看呢？”

　　“可以，完全可以。”

　　过了几天，再去看他时，我告诉他：“若飞同志，你现在可以出去了。”

　　“政治犯全部释放吗？”

　　“不，现在还只有你一个。其余的将分批获释。”

　　“我一个？”若飞同志略有迟疑，“无条件释放吗？”

　　“无条件。”我肯定地说，“不过，只希望你答应我一条：出去后，先到我安排好的地方，小住几天，略尽朋友之道。我在这里搞统战工作，和阎锡山天天打交道，有些事不能做得太绝。那样，可能会影响整体工作。你住些时候，就可以回延安了。你觉得如何？”

　　若飞同志稍加思索后，对我说了真心话：

　　“一波同志，开始，我的确怀疑过你。看过党的文件，交换政治上和工作上的意见，又听狱中一些同志不断提起你，现在又争取到无条件释放，我完全相信，你是个好同志，是党派你来营救我的。可是，一波同志，我在狱里住了五六年，很希望党对我的一切进行全面的审查，得出结论。你能不能找个我认识的人，到这里来证实一下，以免将来有别的什么问题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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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飞同志的这番话含意很深刻。他希望对他进行组织审查和证明，这可怎么办呢？

　　沉默了一会，我想起北方局一个负责人，人们把他叫做“柯(庆施)大鼻子”，我问他认识不认识柯。“啊，认得。”若飞同志忙问，“他能来吗？”我说：“可以试一试。”

　　不久，“柯大鼻子”从“远方”赶到太原来，到监狱里和若飞同志见了面。

　　一个月后，我就接到若飞同志到给他安置好的四合院住起来休养，接着他的爱人李培之也从上海来陪他。

　　此后，被关在四个监狱里的二三百名政治犯，也都分批放了出来。

　　这期间，梁化之接连来过两次，说阎先生很想和“王先生”见见面。

　　一天，我陪王若飞同志去见阎锡山。阎锡山颇有点“礼贤下士”的样子，表示非常仰慕若飞的才能，敬重若飞的骨气，希望若飞留在山西帮助他工作。若飞同志看对方已一步一步逼了上来，赶紧先发制人，堵住阎锡山的嘴巴：

　　“阎先生，你在举国扰攘的时候，接受了我党统一战线的主张，你成立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在绥远发动了百灵庙守土抗战，在山西释放了全体政治犯，……这种举动，我们非常赞成。我一定把这种情况带到延安去，带到我党中央去，我想，我们党也会表示欢迎的。”

　　王若飞同志的话刚一停顿，阎锡山连忙插了上去：

　　“不谈这些，不谈这些了。”

　　几天以后，在阎锡山那儿，我又遇见了梁化之。梁化之愤愤地说：

　　“王若飞这个人太绝情了。一出牢门，就要回延安，太不够朋友。我不能放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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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便和他搞僵，就用山西的谚语，笑着说道：

　　“宋丑儿哭他小姨子——没想头啦！该撒手时就撒手吧！”

　　“不行。”梁化之执拗地说，“我不能放他走！”老于世故的阎锡山，对梁化之的固执颇不以为然，他说：

　　“化之，眼光要放远些。既然释放了，就要给人自由。留就留，走就走。交个共产党朋友也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