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1900年5月23日生于江西省横峰县姚家垅。1939年4月23日，在江西铅山河口镇被敌人暗害，时年39岁。陈毅曾高度评价黄道是“江西人民的革命领袖，中共优秀的领导干部，马列主义的活动家，抗日的新四军的创造者之一”，不仅具有“组织家的天才”，而且具有“政治家的风度”。他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呕心沥血，历经艰辛，赢得人民的拥戴。

　　不渝的迫索

　　黄道的少年时代，正值封建王朝被推翻，辛亥革命如火如茶的岁月，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受到民主主义思潮和爱国主义影响。1917年秋，他考入铅山鹅湖师范学校，次年改读上饶鹅湖中学。当时，国内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统治的浪潮迭起。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席卷全国。他受到强烈的震动，只身投入到爱国洪流中，痛斥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奋勇参加游行示威、讲 演，查禁仇货。

　　是年秋，黄道转入南昌二中读书。南昌是江西省文化中心，新文化运动十分活跃，介绍新思潮的墙报、杂志如雨后春笋出现，各校学生的爱国组织纷纷成立，反对卖国贼，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一浪高于一浪。黄道心情激荡，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他发动同学支持方志敏领导的南昌甲种工业学校反对腐败教育，驱逐反动校长的斗争。他和袁玉冰等时常聚在一起，议论国事，抨击时弊，寻求改造社会的理论。他们一道发起和组织了江西最早的进步团体——“鄱阳湖社”，1920年底改名。为“江西改造社”，宣布改造社的宗旨是“使这个黑暗的旧江西，变成一个光明的新江西。”他们还创办了社刊《新江西》，在该刊第一期发表的“宣言”中，提出“三个主张”：发展民主精神，打破阶级制度和各种不平等制度;主张劳工神圣;主张对社会上的一切现象作严格公正的批评，寻出真理来。而且要求： 注意社会研究，注意社会批评，注意社会调查。黄道在该刊第一期著文《阻碍新文化运动的是谁》，以犀利的笔锋指出，军阀官僚是摧残新文化运动的大敌，它的压迫和统治反而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前进。以后，他又写了《难道女子不是国民么?》反对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提倡妇女自己起来争平等、争人格。“改造社”是五四时期在江西有巨大影响的社团，吸引了许多进步知识青年如方志敏、邵式平、汪群、汪宗海等等。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抛头颅，洒热血，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改造社”受到党中央极大的关注，经常给它寄去有关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书籍。社员们被这些书刊所吸引，他们认真阅读，不断的探索和追求真理。该社成为在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为江西党团组织的创立做了恩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江西改造社的社员们，不仅在理论上批判、抨击旧的社会制度和现象，而且积极投入社会斗争。1922年，湖南劳工领袖黄爱，庞人铨被反动军阀赵恒惕杀害。“改造社”在5月1日召开群众大会，纪念国际劳动节和追悼黄、庞两位烈士，谴责赵恒惕的罪行。黄道和袁玉冰等以“改造社同人”名义撰写挽联，高悬于会场，上联是“谋劳工解放，即是谋全人类解放，要达到这个目的，谁也有象黄庞被杀的机会”，下-联是“对黄庞痛哭，即是对全中国痛哭，只是徒然流泪，便愧对这实行奋斗的男儿。”表明了他们为谋全人类解放而奋斗牺牲的决心。

　　生命的转折

　　1923年9月，黄道跨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大门，开始在预科，1925年入教育系本科学习。北京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革命运动此起彼伏。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经常到北师大授课、讲演。黄道每次必到，而且早来晚走，听的人了迷。通过听讲。热切追求真理的黄道找到了光明和希望，思想迅速变化，世界观发生重大转变，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积极投入到学生运动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奔忙。1925年，黄道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回顾这一变化时说; “投身北京的学生运动，特别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是我这一生的转折点。”不久，他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党支部书记。 师大学生的家境多贫寒，比较了解贫苦民众的生活，思想朴实，易于接受革命思想。这时，在师大学生中进步力量较强。黄道所领导的党支部，有党员三四十人，是北京党组织的主力之一，其特点是实干，上级党组织常常将艰巨的任务交给他们去完成。他们不讲条件，不怕困难，从不使党失望。他还领导了江西改造社北京分社的工作，团结了大批江西藉青年学生。

　　后来，黄道又任北京师大出席北京学联的代表，负责北京学联的领导工作。他在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和陈毅等人共同致力于北京的学生运动、文化运动、国民革命运动。在革命洪流中，他经受了锻炼。陈毅非常钦佩他那种“坚忍不拔的实际革命精神”。同志们也常常赞他“是埋头作事不多说话的江西老表”。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北京民众奋起援助，形成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学生游行示威。走向街头、工厂、农村，进行反帝宣传，禁运、禁售日货。黄道奋笔疾书，著文谴责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资财，置中国于殖民地地泣的种种罪行，号召中国民众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把他们的在华势力推翻，建立独立自由的国家。

　　这年暑假，黄道奉组织之命，返回江西开展革命工作。他参与了江西党团组织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惨杀上海同胞江西后援会”的活动，组织动员学生利用暑假，下乡宣传革命思想。黄道和方志敏、邵式平、方志纯，由南昌长途跋涉去赣东北地区。他们不顾劳累，经过近十个县的穷乡僻壤，沿途宣传反帝、反封建和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道理，一路撤下了革命的火种。

　　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炮轰大沽口，国民军予以还击。15日，英、日、法等八国公使竟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段祺瑞政府解除国民军武装，限48小时内答复，并以武力相威胁。这一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3月18日，中共北方区委和北京地委在李大钊领导下，发动北京各界民众十余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示威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黄道是师大游行队伍的领导人。群众请愿队伍在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的门前广场上，遭到执政府卫队的血腥屠杀。这次大屠杀震惊中外，也称“三一八”惨案，伤155人，死46人，黄道的同窗好友，共产党员范士融被杀害。他自己也险些遭难。在《京师大追悼范士融烈士纪念册》中，他写了《这次大屠杀的真相》一文，愤怒揭露段祺瑞军阀政府的造谣和诬蔑，痛斥其凶暴残忍的罪行，指出烈土们是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牺牲，死的价值“并不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下”。 “五卅”惨案和“三·一八”大屠杀，并没使黄道退却和畏惧，反而更坚定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决心。

　　1926年夏，他中断了在北京的学习和斗争，根据党的指示，回到横峰家乡，组织农民协会。在家乡，黄道第一次领导了农民暴动。他们赶走了北洋军阀的县长，夺取了横峰的县政权，由共产党员邹秀峰和吴觉民分任县长和公安局长。不久，国民党军队占领县城。但横峰县的广大农村仍在农民协会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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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荆斩棘

　　黄道积极投身并参与领导江西的革命活动，在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影响。1927年1月，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黄道被选为执行委员兼任宣传部长。他为发展国共合作做了很多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协助国民党左派改组了被右派控制的江西省党部。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江西时局迅速恶化。此时，黄道担任了中共江西省委的领导工作，转入地下进行隐敝的斗争。7月底，他又参与了“八一”起义的准备工作。起义成功后，他出席了各省代表联席会议。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后，他奉命返回赣东北，秘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武装，准备暴动。他和方志敏、邵式平一起胜利地领导了戈横暴动，开辟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根据地的创立和巩固是极端艰苦、困难的。初期，起义部队枪支很少，又随时随地遭到国民党正规军和地主武装的袭击、搜捕。1928年上半年，他们几乎天天在山上露宿，白天，则东躲西藏。斗争环境日渐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出现了动摇分子，主张放弃根据地，把武器藏起来。黄道坚决反对逃跑主义，坚持维护武装斗争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他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毫不犹豫地接受党的任务，只身到贵溪，余江、万年地区开辟新区，组织新的起义。为便于掩护，他带着妻几，化装成中医，以行医为名，每到一村换一个姓，以便与当地农民联系。他逐村秘密发动群众，建立了许多农村党支部。当年冬，贵溪、余江、万年地区起义成功，扩大了根据地，当地红军武装发展成一个团，以后又扩展成一个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

　　黄道政治目光敏锐，判断情况准确。在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复杂情况下，他能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又坚持原则，维护革命利益，尽可能使革命事业少受损失。1930年5月，立三路线占党内统治地位时，中央命令赣东北红军进攻九江， “截断长江”。根据地个别领导人也主张不留一枪一弹，全力攻打。但黄道怀疑这一方针的正确性，提出留下一部分红军，以打击来犯之敌，保卫根据地，保卫群众。事实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方志敏曾称赞他考虑问题周到细致。

　　黄道长期担任赣东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组治部长、宣传部长等职务。在那异常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他克服困难，坚持用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干部。他和党校领导一起制定学习计划，编写教学讲义，并亲自讲授政治理论课。为了提高军队的文化水平，他主持编写了《工农读物》课本。他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等方面，下了大力气，作了大量的工作，为根据地创建、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1930年末，赣东北和闽北根据地打通，合并成立闽浙赣省委，省委派黄道任闽北特委书记。当时，闽北根据地刚刚创立不久，由于他的努力，使这一根据地区域由小到大，红军的力量由弱到强。到1934年，已由崇安，建阳，铅山的部分地区扩展到十多个县的广大地区，红军主力由一个独力团发展到一个独立师，各县都建立了地方武装。为根据地的政权、经济、文教建设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方志敏也率抗日先遣队北上，闽北根据地自此进入极端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黄道独撑东南半壁的领导责任。开始，军区司令员李德胜坚持“以红色堡垒对白色堡垒”和“分兵把口”的错误方针。黄道则提出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方针，批判了李德胜的错误。为适应游击战争新情况，在军事上，特委和军区随独立团行动，各县成立游击司令部，政府主席和县委书记分任司令员和政委，各区也相应成立游击队，在政治上，撤退公开干部，支部隐蔽于地下，在敌人进占地区实行“白皮红心”政策，展开合法斗争。

　　1935年，敌人对闽北根据地实行武装封锁，强迫农民移居到白军的驻地，企图割断群众与游击队的一切联系，将游击队困死在山上。游击队在黄道的领导下，虽然风餐露宿，饥寒交迫，菜野草和仅有的一点粮食度日，但依然活跃在根据地。黄道适时的总结了一年来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了“向敌后挺进，创造新游击区”的方针。根据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变化，停止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改变了消灭土豪地主和“大刀会”的作法，制定了利用保甲长向土豪筹款，争取“大刀会”和采用秘密组织形式等一系列的新区政策。这个转变，分散了敌人力量，逼使敌人不得不撤回一部分兵力，减小了对中央红军和其他根据地红军的压力，游击战争的范围迅速扩大到闽江以北地区，使闽北、闽东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遂建立了闽浙赣省委。黄道当选为省委书记。

　　在此艰难困苦的岁日，黄道以他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坚信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感染和鼓舞着每一个战士。在非常困难的时候，他仍能抓紧时间，给干部，战士上政治课，拟大纲、编讲义，讲授政治经济学、哲学和数学。还为部队谱写歌曲。每次行军打仗，他都和部队一同行动，和大家一起吃野菜充饥，始终充满旺盛的革命斗志。他在致爱人的信中回顾这段非凡的历程时，不无自豪地说， “在这几年中，我经受过人所未经过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尝过人所未尝过的咸酸苦辣的味道，但这对于我都是滋滋有味的生活。”

　　1937年初春，黄道他们偶然在一张包盐的旧报纸上，看到西安事变的消息。为了解时局的变化，他们派人多次到上海，香港寻找党中央。在购买的报纸上，黄道见到了“八一宣言”，预感到国共两党将要合作抗日。在未接到中央指示之前，他就编写了团结抗日的宣传提纲，组织干部学习，分析形势变化，对军民进行形势教育。当国共已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南方游击队奉命“下山”时，他又警惕地提出，“要把屁股坐在山上”的思想，使游击队在与国民党谈判过程中没有上当，坚持了独立性，保护了革命力量。在长期离开党中央和上级领导的情况下，于革命的转折关头，黄道根据形势的变化，准确地把握时局的发展，审时度势，及时提出政策和策略的转变，是非常不容易的。说明了他立场坚定，思想敏锐，具有高度的马列主义水平。

　　同年8月，三年游击战争结束。这支坚持在武夷山区的百炼成钢的红军，根据党中央指示，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江南抗日战场。从1930年--1937年的八年时间里，在强大敌人长期“围剿”下，黄道领导着闽北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保存了革命根据地，扩大了革命武装，发展了革命组织，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