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来说，1937年是重大转折之年。这一年，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高举全民族抗战的旗帜，与国民党摒弃前嫌再度握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继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奔赴华北抗日战场之后，南方8省14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相继完成与国民党地方政府的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议，走出大山进行整编。年底，新四军军部在武汉完成组建。标志着南方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基本胜利结束。

　　与其他游击区一样，这一年，以黄道同志为主要领导人的闽赣省委，在远离中央、音讯难通的情况下，面对形势的急剧变化，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敏感、坚定的革命原则和灵活的斗争策略。特别是黄道同志以其优秀的政治素质、可贵的大局意识和卓越的战略眼光，对时局发展态势作出准确的判断，适时提出了正确的斗争策略，体现出远见卓识和大智大勇。

　　一、敏锐的政治意识、高度的政治素养和胸怀全局的战略眼光。

　　闽北三年的游击战争，从1935年1月中共闽北分区委退出闽北红色首府大安开始，到1938年1月集中于江西铅山石塘，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五团开赴抗日前线止，历时整整三年。在革命遭受极大挫折后的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闽北党和红军同敌人十万军队进行了极其艰苦而顽强的斗争,“经过了人所未经过的艰难困苦的生活,尝过了人所未尝过的咸酸苦辣的味道”。凭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坚持游击斗争，保留了革命火种。

　　1935年10月1日，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在巴黎《救国报》上发表。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1935年12月在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根据《八一宣言》的主张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1936年12 月12 日，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17路军，在西安扣留了前来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应张、杨的要求，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但是，在南方游击区，蒋介石仍然坚持“北和南剿”的方针。1937年1月，国民党集中8个师、1个独立旅及闽赣两省保安团共10万人加紧“清剿”闽北红军。

　　在闽北坚持游击的黄道，对于上述政治形势的变化全然无知。但是，闽北游击区形势突然吃紧，国民党军“清剿”的猛烈程度和残酷性超过以往，使黄道部队蒙受巨大损失，也使黄道敏锐地意识到时局可能发生了变化。他千方百计地收集各方讯息，以了解和把握局势。1937年1月，黄道在一张包盐用的上海《新闻报》上获知发生“西安事变”的消息;接着，又从截获的国民党福建省银行的汽车上，找到生活书店出版的《生活日记》，从中得知1935 年北平发生的“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

　　黄道通过旧报刊上这些片段的消息，分析出国内政治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抗日救国势在必行，有利时机终将到来。经过开会研究，1937年2月7日，中共闽赣省委作出《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同时要求闽北各游击队要调整战略，注意保存力量，培养干部，做好准备，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学术界有观点认为，闽赣省委作出《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是在1937年2月接到吴华友寄来的信件和党中央文件后根据中央文件精神作出的(如《黄道传》即持此观点，见该书235—236页)。但此说应不准确。因为尽管早在1936年8月，黄道就派吴华友去上海等地开始寻找组织的艰苦工作，但直到1937年2月，吴才在香港见到得到旧友朱挺，并从朱那里得到《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中共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文件。尽管吴立即将这些文件寄给闽赣省委，但闽赣省委并不可能在二月初即收到这些文件。另外，从闽赣省委作出《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中所提“抗日反帝”口号来看，也与中央当时提出的“抗日救国”、“抗日救亡”的口号不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无法得到党中央的指示的情况下，闽赣省委作出的决定是根据间接渠道获知有关信息并根据自己的理解作出的。

　　在《关于开展抗日反帝斗争的决议》中，闽赣省委号召“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不论职业、团体、宗教信仰、政治派别，一致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完全符合中共中央的文件精神。这也充分体现了以黄道为首的闽赣省委在时局判断和策略选择上的正确，体现出黄道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政治家高度的政治素养、敏锐的政治意识和胸怀全局的战略眼光，在当时极其复杂的形势下，能够独立作出上述正确决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当时，很多游击区的领导人并不能对时局变化作出正确的判断：就在那一时期前后，陈毅亲至湘赣临时省委驻地向其负责人谭余保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游击队下山改编的指示，险被当成叛徒遭不测;在湘粤赣边区，原湘粤赣游击支队支队长赵书良到湘赣游击区传达中央分局关于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指示，却因湘赣省委负责人不了解国内形势的变化，误将其认定为叛徒而杀害。

　　事实上，在吴华友北上千里寻找党中央的日子里，黄道及闽赣省委委员十分注意从缴获、收集来的报纸、杂志中，了解国内外大事，以便对形势作出正确的估计、分析，指导部队的行动。为了进一步弄清形势，黄道还令人通过一家地主，订阅了《福建民报》和《民国日报》，从敌方报纸的字里行间寻找有用信息。正是由于有着这样的政治自觉，始终跟踪分析斗争形势的变化，并从中独立得出关于时局的正确的应对策略，才保证了闽赣游击区在此后的工作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判断和正确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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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自觉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保持一致，坚决贯彻中央的战略部署。

　　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闽北游击区长期失去与党组织的联系，黄道十分焦虑。尽管在一次突围中电台丢失，但在他的身边一直珍藏着电报密码，渴望着有朝一日能够与组织再度通电。形势稍稍缓和，就由黄立贵率部一边打游击，一边向项英、陈毅的中央分局所在区域靠拢，希望与中央分局取得联系。

　　1936年8月，黄道派省委委员吴华友去上海等地通过以前的老关系寻找组织。当吴友华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将获得的中共中央有关文件传回闽赣省委之后，闽赣省委立即根据中央文件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了应该采取的方针。

　　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1937年3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成立，黄道任主席，并以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政治部的名义发布训令。指出：当前党的总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国各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对付当前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新任务是对大刀会、山土匪进行争取联合工作，组织县区抗日政权，建立抗日义勇军、人民革命军等;对联合的武装，应加强其下层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加强党对联合阵线的领导权。为执行党的总路线和新任务，闽赣省委决定在政策上实行5 个转变：一切知识分子，只要不是“反动领袖”，不论什么成分，都可以吸收加入抗日阵线;保护小资产阶级、小工商业，禁止向大商家罚款，可使之捐款;保护富农利益;民愤不大的白区小地主，同情抗日并自动捐款的，不得没收其财产;对俘虏的国民党下级军官，给予抗日教育后予以释放。对红军游击队则强调：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亡主义。打硬仗应即纠正，基本任务是保存有生力量。

　　1937年3月7日《闽赣省军政委员会政治部训令》的发布，标志着中共闽赣省委已经做好了联合不同政治派别，合作抗日的政治准备和思想准备。

　　三、坚持原则，提高警惕，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为求得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国共两党及其军队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发生在闽北地区的“大洲谈判”便是其中之一。大洲谈判是在没有得到上级明确指示的特定环境和情况下进行的，同时也是南方各游击区进行的众多谈判中取得圆满成功的谈判之一。通过谈判，宣传了我当“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教育了广大民众，集结了失散的红军游击战士，并化敌为友，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的建立，输送了重要力量。

　　1937年8月13日，日寇的战火燃烧到上海。蒋介石被迫抗战，将正在闽北地区“清剿”的主力部队先后调走。闽北游击区国共双方武装力量对比相对缓和。闽赣省委为求得早日实现与国民党闽赣当局的合作，当日就以“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名义，致函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在南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9月20日，又通过光泽县长高楚衡致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明确表示：“我们向以抗日救国自任，对于救亡图存决不后人”。并提出合作抗日三点意见：第一，同意将抗日红军改为抗日义勇军，并在划定的区域内实行抗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第二，要求能够与“率部抗日最前线工作”的朱德、彭德怀通信，以求得党中央的指示与领导;第三，在谈判未确定之前，决定首先停止军事行动，停止打土豪。并要求国民党福建军政机关从崇安城至分水关一线、崇安城至岚谷一线、星村曹墩等地及建阳之杜潭、邵武之二都桥等地撤兵，以利双方洽谈。提出希望熊式辉派代表前来谈判。

　　9月底至10月初，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强大舆论压力下，经闽赣省委不断敦促，国民党江西省当局派江西第七区保安副司令周中诚、光泽县长高楚衡为代表，与闽赣省军政委员会代表黄知真、邱子明在光泽县霞洋乡的大洲举行会谈。

　　早在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指出：红军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原则之下，可与当地国民党驻军或政府谈判，改变番号，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红军游击队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9月14日，毛泽东同志在《南方游击区谈判改编时应坚持的方针》中再次强调：(一)国民党不得插进一个人来;(二)一定的军饷;(三)驻地依靠有险可守之山地，严防暗袭及破坏，不要求驻大地方。

　　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为南方各游击区开展谈判斗争提供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但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黄道的闽赣省委并没有接到这一指示，却凭借自身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根据自身实际作出了与中央指示精神高度契合的正确选择。

　　在身负重任的谈判代表黄知真和邱子明出发之前，黄道召集省委开会，确定了谈判的基本原则和具体的方案，正是由于准备充分，在谈判中，黄知真等挫败了国民党方面代表企图将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省保安团的阴谋，在红军游击队的驻防地点、粮饷和军需供应以及集中时间等问题上也作了坚决的斗争。谈判桌上坚持原则，原则问题毫不退让，保持了高度的原则性和警惕性，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则表现出灵活的处理，保证了谈判的顺利进行。通过6天的谈判，双方达成协议。随后，黄道、曾镜冰到大洲和周中诚等见面，同意已达成的各项协议，包括：国民党方面作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释放政治犯，划出江西省铅山县为红军游击队集结、驻防地点;负责集结期间红军游击队的粮秣、军需供应;保证红军游击队一负责同志前往党中央请示工作的安全等。红军游击队方面作到：停止打土豪、分田地，改为减租减息;停止建立苏维埃政权;闽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赣闽边抗日义勇军”;其他听候中共中央指示。随后，闽赣省委领导下的几个游击区，根据闽赣省委的指示，先后同各县国民党地方政府谈判，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

　　大洲谈判中，坚持了原则，争取了有利的局面。国民党在谈判中，确有企图以谈判为手段，实现其“清剿”中未能实现消灭我红军游击队的目的。因此，谈判就成为一场极其复杂、尖锐的斗争，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事实上，当时在其他游击区的谈判、改编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如，闽粤边特委对国民党反共阴谋丧失警惕，在部队集中地点这个问题上未能坚持应有的自主性;同样，闽中红军游击队思想麻痹，轻易离开游击区开到泉州驻扎，致使国民党策划的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漳浦事件”、“泉州事变”相继得逞，游击队遭到重大损失。同一时期，中共湘鄂赣省委代表与国民党武汉行营谈判并正式签订的和平合作协议中，缺乏原则性和警惕性，接受了国民党向游击支队中安插6 人任职的条件，同时游击支队的防地也有部分与国民党保安团混驻，留下严重隐患，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湘鄂赣边区傅秋涛等派至武汉谈判代表，承认武汉行营派军需主任、副官主任等许多人到部队中去及其他许多不利条件，完全错误”。毛泽东同志指出“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党的主要危险，请严密注意。”

　　尽管谈判取得成功，黄道仍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他告诫同志们：“这次谈判取得成效，但千万不能丧失警惕，到铅山后，县城不能去住，河口更不能去，只能住在石塘，背靠大山，一有风吹草动，随时可以上山。”(见黄知真：《大洲谈判》，《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闽北游击区)，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8月版。)

　　大洲谈判后，闽赣省委和国民党江西省地方当局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停战协议，但福建省国民党当局却拖延执行协议，不但迟迟没有按协议撤兵，而且不断向红军游击队进行挑衅。崇安、邵武、建阳等地的国民党军经常袭击闽北红军游击队。为此，黄道决定，一方面加紧联合抗日的宣传，揭露国民党军不遵守协议的阴谋，一方面令饶守坤、王助、马长炎、左丰美等率部进行自卫还击。10月13日，独立师在24 小时内，三战三捷，歼敌200 余人，缴枪200 余支，并获大量弹药，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迫使国民党方面停止武装挑衅，遵守停战协定撤军，闽北的抗日合作真正得以实现。

　　大洲谈判以及其后的改编工作是成功的。游击队通过改变番号，以取得合法地位，获得了部队集结后一段时间粮食和军需的供应;同时，在集结改编过程中，坚持只住石塘，完全符合中央“依靠有险可守之山地，严防暗袭及破坏，不要求驻大地方”的要求。谈判之后的部队集结、整编工作也开展得有条不紊。保留至今的黄道与国民党光泽县长和崇安县长的10封信函，均写于1937年9月下旬至11月的2个月间，其中所涉及的既有大的原则问题，也包括大量具体的改编细节，充分体现出黄道同志在工作中清晰的思路和缜密的考虑。

　　四、高度重视政治宣传，抓紧时机，因势利导，创造有利政治局面。

　　黄道同志一向重视宣传工作，早在担任中共闽北分区委书记时，就把创办红色报刊作为闽北苏区一项重要工作，亲自关心，重点领导，使闽北苏区的红色报刊在闽浙赣苏区产生广泛影响。

　　三年游击战争的前期，由于斗争环境极其恶劣，革命宣传受到条件限制，难以开展。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亲自创作《骂叛徒李德胜歌》，广为传唱，揭露叛徒的丑恶嘴脸，坚定同志们的革命信心。

　　1937年时局转换时期，革命形势十分复杂。中共闽赣省委早在2 月初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号召“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不论职业、团体、宗教信仰、政治派别，一致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

　　但蒋介石置闽赣省委的呼吁于不顾，于5 月初令福建省政府及各“清剿”部队，在一个月内“肃清”闽北红军游击队。闽北红军在此期间遭遇巨大损失，斗争空前惨烈。尽管如此，以黄道为首的闽赣省委仍以民族利益为重，一方面指示闽北红军游击队，面对敌人的屠杀政策，要勿急勿躁，保持冷静，切忌盲动，一方面通过积极有效的宣传手段，揭露蒋介石不抗日、“清剿”红军游击队的罪恶，宣传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在极其艰险的情况下，黄道不仅指挥红军游击队与敌人周旋，而且开始致力于恢复党在白区的工作。团结和组织各阶层人士，特别是青年学生，建立歌咏队、“七七抗日剧团”、“抗日巡回演出队”等抗日救亡团体，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加强宣传攻势。

　　我党地下党员、建瓯县委成员、担任《闽北日报》主编的张沐就根据闽赣省委的指示，用《闽北日报》作为宣传工具，将各界呼吁“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文章传播到闽北各地，唤醒人民的抗日意识，启迪国民党官兵的抗日热情。

　　在闽赣省委政治宣传攻势之下，国民党军第75师某部第3 连 1 个班就向邵光特区委游击队投诚，表示愿意与闽北红军游击队停止内战，携手抗日。

　　黄道不仅加强对宣传工作的领导，还在战斗间隙亲自创作了大量的革命歌曲。从遗留下来的史料中，我们发现，在1937年一年里，黄道就写下了《反汉奸歌》、《抗日进行曲》、《抗日战歌》、《反日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歌》、《抗日曲》、《抵抗曲》、《满江红》、《抗日反帝歌》等近十首歌词，这些创作，被谱成歌曲在闽北红军游击队及闽北民众中广为传唱，大大激发了红军指战员及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产生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如果说，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前期的斗争中，黄道同志表现了坚定的信仰、坚韧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那么进入1937年转折时期的黄道，则表现出在纷繁的局势中冷静的判断力、高超的政治艺术和勇敢的创新精神。虽只短短一年。却是黄道革命生涯中最闪光的片段之一。在纪念黄道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温这段历史，遥想当时纷繁的时局、复杂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缅怀革命先烈胸怀全局的战略眼光、高度的政治理论修养和崇高的精神风范，倍增崇敬，深受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