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有“朱彭黄”，赣东北苏区有“方邵黄”。这“二黄”(黄公略、黄道)贡献殊多，却英年捐躯。黄道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赣东北、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黄道一生的思想和业绩，最大的亮点是一个“道”字。道，就是天道、大道、正道。黄道追求的是马列之道，践行的是革命之道，守护的是真理之道。“道”是他的灵魂所系，根基所在。

　　古人云：“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君子之志于道也”(孟子)，“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精神血脉的核心，是自古以来一切英雄豪杰和有识之士共同追求、恪守的理念。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黄道，就是一个坚持不懈地追求“道”、弘扬“道”、守护“道”的忠诚卫士。

　　本文诠释、解读的就是这个“道”字。

　　求道：“北京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是我一生的转折点”

　　“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在长夜漫漫的旧中国，黄道经苦苦寻觅、求索，终于找到了一条正道——马克思主义真理之道。他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前途，青少年时期就干出了一番事业。

　　创办江西第一个进步社会团体——“江西改造社”。五四运动前后，黄道因家境贫寒，就读上饶鹅湖师范，后改读上饶鹅湖中学(即信江中学)，深受五四运动影响。1919年9月考入南昌二中。他在五四运动新思想、新文化的冲击下，看到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读了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开始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还跟随南昌学联讲演团上街演说、请愿，抵制日货，环城游行。在南昌二中，他结识了袁玉冰、徐先兆、石廷瑜、黄在璇、刘轶、黄家煌、支宏江等人。袁玉冰是南昌二中学运领导人。他们8人乃同班同学，志同道合，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经常在一起议论国事，抨击时政，激扬文字，忧国忧民，被同学们戏称为“江西八大家”。1920年夏，袁玉冰、黄道等发起组织了“鄱阳湖社”，意为像江西鄱阳湖一样，既容纳百川，又流归大海。同年12月改名为“江西改造社”。1921年元旦在南昌二中召开“改造社”正式成立大会。

　　“江西改造社”是五四运动后江西第一个由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组织的进步社会团体。黄道是创办人之一。改造社的宗旨是“改造社会”，使“黑暗的旧江西”变成一个“光明的新江西”。改造社成立后，向往者云集，方志敏、汪群、涂振农、洪宏义、张朝燮、邹秀峰、吴先民等上百人，都纷纷加入。改造社中的许多成员，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方志敏就是黄道介绍加入改造社的。改造社的一号人物是袁玉冰，二号人物是黄道，时年20岁。改造社的社刊，是袁玉冰任主编的《新江西》(后为《红灯》)，成为江西思想界的“一颗明星”。在《新江西》上，方志敏发表了《快乐之神》、《私塾》、《狗儿的死》等文章，黄道发表了《阻碍新文化运动的是谁?》、《难道女子不是国民吗?》、《暑假期中杂感》等文章，痛斥军阀当局摧残新文化的行径。

　　改造社的创办和《新江西》的发行，对江西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于后来江西党团组织的创建，都起了重要的奠基、启蒙和推动作用。

　　偷读马列，京城喋血，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江西成立了“改造社”的信息传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思想界后，有同仁从广州给袁玉冰寄来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袁玉冰看后即秘密传给黄道，说：“这本书我已读了，它使我豁然开朗，真过瘾。世界社会的归宿是共产主义，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最终也是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在当时是“禁书”。黄道接到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后，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在暗地里偷偷地阅读，有时学校寝室里熄灯了，就躲在厕所里偷读。他不但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还读了英文版的《资本论》。

　　1923年7月，黄道在袁玉冰等人的力促下，赴京赶考，同时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师大录取，因家庭经济拮据，黄道选读北师大教育系，与同校的史地系邵式平同一年级就读。在北京，黄道结识了李大钊、陈毅等人。1924年秋，黄道由李大钊、陈毅介绍转为共产党员，任北师大支部书记。他经常到北大聆听李大钊的讲演，深受教育。有一次，他对邵式平说：“听了李大钊的讲演，使我如拨开云雾般看到了青天，茅塞顿开，大开眼界。对中国的问题我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对中国的前途也越来越有信心，走共产主义道路是中国的出路。”

　　“走共产主义道路是中国的出路”——这就是黄道领悟到的真理，这就是黄道看准了的方向!由于品学兼优，24岁的黄道成为北师大学联和北京学联的负责人之一。他与陈毅过从甚密，陈毅等人常称黄道是“埋头作事不说话的江西老表”。黄道参加了1925年6月的北京学联几次纪念“五卅运动”的大游行，11月间又领导北京学联“敢死队”包围了军阀段祺瑞官府，表现极为英勇。1926年3月18日，黄道等北京学联负责人策划并领导参加一次5000余人的天安门集会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黄道高举旗帜，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京城喋血，被段祺瑞政府开枪弹压，江西籍的刘和珍等47名爱国青年倒在血泊中，黄道在血泊中爬起，裤脚也被打了一个洞。此事是为近代史上著名的“三一八”惨案。其后，黄道等被反动当局通缉，陈毅传达北方局党组织决定，要黄道、邵式平回江西开展革命工作。

　　北京的三年学运，是黄道走上革命道路的转折点。陈毅曾说：“从五卅运动爆发直至三一八惨案，这几年内北方局国民革命如火如荼的兴起，黄道同志就在这个时期由书斋走上革命战场，马列主义武装了他，革命运动锻炼了他，他实际上是北方国民革命的领导主持的一员。”黄道后来自己也说：“北京的学生运动，特别是当时北京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是我一生的转折点。”从此，黄道从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弘道：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孟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道，就是弘扬天地大道，就是弘扬人间正道。黄道根据北方局党组织以及李大钊、陈毅等人的指示，于1926年3月下旬从北京回到江西，开始了他人生道路上最亮丽、最辉煌的革命历程。

　　参加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前，黄道奉命回到家乡横峰县，开展农运和党的工作。南昌起义时，27岁的黄道是江西省党部的执行委员，兼任宣传部长(方志敏兼任农民部长)。他与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罗石冰一起，积极投身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当时，起义指挥部设在江西大旅社，省委机关设在南昌市杨家厂。方志敏的堂弟方志纯在省委机关任机要交通员。他回忆说：“我看见黄道日夜不停地往返于杨家厂、江西大旅社、花园街等地方，为武装起义进行着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黄道与罗石冰一起，同前委和周恩来派来的代表刘伯承、聂荣臻等商谈，组织工人、学生、民众、妇女参加纠察队、巡逻队、担架队、宣传队，开展“劳军运动”，捐赠一万余元慰问金给起义部队。起义胜利后，黄道参加了以特别委员会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各省及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据文献史料记载，中央委员有谭平山、吴玉章、彭泽民、恽代英、林伯渠、韩麟符、高语罕;江西代表有：姜济寰、罗石冰、黄道、李桂生、肖炳章、邓鹤鸣、蒋睦修、饶思诚。联席会宣告成立了以宋庆龄、贺龙等为首的革命委员会，黄道协助财政委员罗石冰做有关工作。方志纯回忆说：“在起义的日子里，我看见黄道一天到晚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南昌起义胜利后，黄道奉中共江西省委指示，回到赣东北地区，在家乡横峰县楼底兰家组织农民革命团。1927年11月中旬，方志敏在姚家垅秘密会见黄道，共商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策划赣东北农民武装起义。12月10日楼底兰家农民举行暴动，揭开了横峰全县年关暴动序幕。翌年1月2日，黄道参加由方志敏主持的弋阳、横峰、贵溪、上饶、铅山五县党员联席会议，即赣东北党的历史上著名的窖头会议。会上，黄道坚决支持方志敏有关武装起义的正确主张。窖头会议后，爆发了规模宏大、轰轰烈烈的弋横暴动，方志敏为暴动总指挥，黄道兼弋阳暴动总指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赤化了弋横两县，纵横百余里，随后乘胜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弋横起义的成功，是以方志敏为核心的赣东北党集体领导的结晶，凝聚了“方邵黄”的胆略、智慧和合力。从此，“方邵黄”威名远震，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走上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成为全国六大根据地之一。

　　赣东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方志纯曾回忆说：“黄道有着坚定的革命信仰和革命立场。在创建赣东北根据地的斗争中，无论是顺利的时候还是困难的时候，无论是和同志们共同奋斗的时候，还是他自己孤身苦战的时候，他都坚定地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支持方志敏，反对和排除了‘左’的、右的路线和思想的破坏、干扰，特别是在方胜峰会议上，他和方志敏、邵式平一道，批判了‘左’倾逃跑思想，坚持开展武装斗争。”

　　赣东北根据地建立后，黄道是赣东北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历任省委常委、秘书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职，为赣东北党的壮大和发展，为赣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作出了重大贡献，充分展现了杰出的组织能力与才华。赣东北根据地被毛泽东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誉为“模范省”，赣东北干部被称为“有很好的创造”的“模范工作者”。这一殊荣的获得，既是方志敏的功劳，也蕴含着邵式平、黄道的辛苦，蕴含着赣东北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心血。

　　主政闽北，建设闽赣根据地，创建红七军团。在赣东北根据地大发展的时候，传来了王明“左”倾错误的干扰和危害。1931年7月，王明指派的中共中央代表曾洪易来到赣东北，改组了赣东北特委，方志敏的领导权被削弱，黄道、吴先民、方志纯等受到排挤。黄道即离开赣东北，奉调到闽北根据地，任中共闽北分区区委书记、军分区政委。

　　在闽北，黄道独挡一面，肩负重任。他的“那种善与人同的政治风度，练达、老成、坦白、虚心”的为人品格，很快赢得了闽北根据地干部和军民的信赖。他主持召开了闽北一苏大会，成立了闽北分区苏维埃政府，加强了苏维埃政权建设;创办了闽北红军医院、闽北工农银行、造币厂等;领导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闽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红军独立团由不到2000人发展到近3000人;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发放农贷，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起草发出《给白色区域商人的信》，沟通赤白贸易，保护贸易自由，促进苏区经济发展，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成立工农红军闽北军分区，任总政委(薛子正任总指挥);创办了军政教导大队(后改为彭杨军政学校)，培养军政干部;发展了地方武装，健全了群团组织;扩建了小型兵工厂，自制鸟枪、梭镖、地雷、挨丝炮等;创办闽北党校，发展文教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基层党政干部;抵制肃反扩大化，保护了一批干部;注重党的思想建设，在《党的建设》杂志上发表了《应该纠正目前党内几种错误》一文，强调加强党性锻炼，服从组织纪律等。在黄道的领导下，闽北根据地扩展到闽赣13个县，纵横数百公里，人口近百万，进入全盛时期。

　　1933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黎川湖坊成立闽赣省，任命顾作霖为省委书记，黄道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当时，顾作霖身体不好，省委日常工作的重担落在黄道身上。闽赣期间工作时间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黄道不仅参与领导闽赣省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事、经济、文化建设，还为巩固、保卫闽赣根据地作出了贡献。尤其是黄道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从战略全局出发，为省委起草了《中共闽赣省委关于创造红军第七军团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央局在闽赣党的面前，提出了创造红军第七军团的任务。省委认为中央局提出的这一任务是绝对正确和必要的。闽赣党必须把这一任务列为今日议事日程的第一项，以最坚决的工作和斗争，于最短期间内完成这一任务。”1933年8月，红七军团在黎川组建成立，萧劲光任军团长兼政委，此后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正规部队中的一支劲旅，为掩护中央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和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挺进，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1月全苏二大期间，黄道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p#副标题#e#

　　殉道：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蒙难捐躯

　　“士穷不失义，达而离道。”“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语)黄道一生“求道”，“弘道”，最终“以身殉道”，完成了自己的壮丽人生。

　　坚持艰苦卓绝的闽北三年游击战争。1934年1月，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黄道同曾镜冰、黄立贵等人，率领红五十八团重返闽北根据地首府大安，以武夷山为依托，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三年游击战争的岁月，是异常艰难困苦的，经常住的是岩洞，吃的是野菜，过的是“野人般的生活”。然而，黄道“士穷不失义”，“时穷节乃现”。他果断地率领闽北党政机关作出了“主动撤离大安，保存有生力量，依靠武夷山区，坚持游击战争，积极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的决策，辗转战斗在武夷山、五府山、金钟山等山区，与敌周旋，开展群众游击战争。敌人实行“移民政策”、“保甲制度”、“通匪连坐法”、“连环切结法”等，企图把红军游击队困死、饿死、冻死在山上。为了革命和生存，黄道领导红军游击队隐蔽在深山老林之中，顽强地与敌人拼搏，寻找战机，挺进敌后，开辟新区，歼灭敌人。黄道常说：“你能打到我的家里来，我为什么不能打到你的家里去?”“要打出去，又能收回来。出去，不是只打几仗，而是创造新的游击根据地。”在斗争实践中，黄道确立了“以老区为依托，挺进敌后，开辟新区，内线与外线相结合，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的正确方针，纵横在闽北20余县的广大地区，红军游击队发展到3000余人，开创了闽北游击战争的新局面。

　　随着形势的发展，闽北、闽东、浙西南三块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一个“品”字形格局，互为犄角，协同作战。1936年4月“洞宫山会议”后，黄道担任闽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叶飞为军区司令员。国民党闽北当局曾悬赏5000大洋捉拿黄道，吴先喜、黄立贵等领导人在游击战争中牺牲。西安事变后，局势发生变化。身为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黄道，奉命于1937年3月向闽赣两省国民党当局发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随后派长子黄知真等在光泽大洲同国民党当局谈判，派曾昭铭到南昌与项英、陈毅联络，率领红军游击队1500余人在江西铅山的石塘镇集中听编，准备出山。

　　奔忙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办事处，大力推进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月10日，黄道在南昌新四军军部与项英、陈毅会见，黄道调任中共新四军分会委员会兼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1月15日，中共长江局任命黄道为中共东南分局委员，兼任宣传部长、统战部长(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在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办事处工作时，黄道殚精竭虑，劳苦功高。当时，上海、南京已经沦陷，为日寇统治，江浙战事吃紧，南昌成为最靠近抗日前线的大城市，许多沦陷区的抗日团体、知名人士、热血青年纷纷聚集南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黄道敞开新四军办事处大门，热情接纳各界人士，提供帮助，并以东南分局宣传部长的身份，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推进江西抗日运动的迅猛发展。他筹建了“韬奋生活书店”南昌分店，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思想;组织了“江西青年服务团”，分赴全省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联络、指导“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江西省抗敌后援会”、“江西妇声社”、“南昌文化界救国会”、“江西青年战时工作团”等等，南昌一度成为“南方的延安”。许德珩、雷洁琼、孙晓村、孙起孟、王造时、罗隆基、王忱心、孙席珍、夏征农、刘九峰等许多知名人士，都与黄道有过接触、交往。黄道指导的“江西妇声联”、“妇改会”，开展大规模抗日救亡募捐活动，从1938年到1942年，共捐赤金7两，纹银660两，现金125630元，急救包17000个，军衣15500套，军鞋4万双，慰问伤病员200多次57600余人，收容养育难童500多人，为抗日救亡作出了贡献。黄道领导的新四军办事处，还为新四军军部采购、运输了大量的军需器材、药品等。黄道在曾山赴延安参加中共六中全会时，还一度代任江西省委书记。

　　河口蒙难，为中国革命英年捐躯。黄道主持南昌新四军办事处，为抗日救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却为国民党反动当局所不容。1939年4月初，黄道以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少将参议的公开身份，在金华同周恩来见面，安排周恩来同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等人会晤，并陪同周恩来到国民党第三战区所在地上饶，同司令长官顾祝同交涉，要求释放我党被捕同志。随后，周恩来经吉安、樟树赴桂林，黄道在4月20日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途经铅山河口时，因身体不适住进河口大同旅社。国民党第三战区特务头目张超乘机派特务吕鹤年、黄玉成，收买医生注射毒药，于5月23日将黄道害死。黄道蒙难时年39岁。

　　黄道蒙难后，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于1939年5月25日发出《关于悼念黄道同志的通知》，陈毅亲笔撰写了《纪念黄道同志》一文，东南分局青年部长陈丕显、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等前去河口吊唁。黄道灵柩时安葬在闽北崇安长涧源，解放后黄道遗骸迁葬上饶信江江畔。

　　黄道牺牲后留下的遗物，仅一支钢笔、一个烟斗、一包烟丝、几本马列著作、几件褪色军衣，其他一无所有。黄道，如同方志敏一样，真不愧是一个清正、清廉、清贫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啊!

　　今天，我们纪念黄道，缅怀黄道，就要读懂黄道，记住黄道，高扬“道”的旗帜，领悟“道”的真谛，坚持不懈地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