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同志是我党早期的活动家、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红十军和新四军的创始人之一。陈毅称赞他是“江西人民革命领袖，中共优秀的领袖，中共优秀的领导干部，马列主义的活动家，抗日的新四军的创造者之一”。

　　1931年4月，赣东北省委决定派黄道去闽北任特委书记。黄道当年的战友曾镜冰同志在回忆当年闽北斗争的历史时，评价到：“黄道同志到闽北后，在党的建设上比较突出，他未去以前，地方主义、小宗派，干部中勾心斗角很多，内部混乱……黄道同志把党的建设引上正轨。”针对党建中出现的问题，黄道先后在闽北分区《党的建设》上发表的两篇短文，集中体现了黄道同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利益观和家庭观，今天读来，仍是感触和启发良多。

　　1932年1月7日，黄道在《应该纠正目前党内几种严重错误》一文中，批评了一部分同志“不明白自己加入党是为整个无产阶级谋利益，却为着个人利益着想，对党的认识不正确”，“因为目前苏维埃政府财政困难，工作人员好久没有发生活费，就表现不愿意做工作。这是雇佣革命观念，好像是人家雇来革命的一样。要晓得我们是为整个阶级来做工作，不是人家雇我们来做工作的。”

　　黄道强调，“我们是为着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来斗争，个人利益应包括在阶级利益里面，如果为着阶级利益不能不牺牲个人利益时，就应该牺牲个人利益，只有这样，革命才能得到胜利，整个阶级才能得到利益，同时整体阶级利益得到了，个人利益也就在这里面，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应该比群众更刻苦耐劳。凡是不顾革命，只顾个人利益，只顾个人自由的，就不配做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不应该有这样的思想的。”黄道认为，“每个党员要刻苦耐劳，牺牲个人利益，为整个无产阶级利益坚决斗争，无论任何艰难困苦，都不动摇。如果不做革命工作来做生意，就是只顾个人不顾阶级，想个人赚钱享福，这就是资产阶级富农的思想，这种人不配做共产党员。”

　　1932年7月1日，黄道发表了题为《反对把党不看重的份子》的文章，开宗名义地指出：“一个人既加入共产党做党员，就应该认定自己是党的一份子，党的生命就是自己的生命，离开了党就是没有个人的生命，也就没有个人的利益。只有为党工作，为党的主义牺牲个人，决不能为个人的利益而牺牲党的工作。一个共产党员只有信仰党服从党，任何东西都不能动摇他的党的观念。”

　　但是，黄道根据在闽北一年来的亲自调查研究，发现党内总免不了混入一些阶级异己份子或投机份子，他们是想借党来谋得个人利益的，他们加入党，不是为无产阶级，不是为整个革命，为的是自己混进党来，好争取革命的果实。这种份子加进党后虽然受过党的训练，做过党的工作，但到了后来，明了共产党员是应该比群众更吃苦更努力而且要牺牲个人的，于是狐狸就现尾巴了。

　　比如有个叫余良的，他老婆有反动嫌疑，被分区苏维埃政治保卫局扣留，当时他心中就非常难过，并且对人说：“为革命死也是死，为老婆死也是死。”军委负责同志以及在支部会议上都严格批评过他，他虽然接受了，但仍然恋恋不舍得他的老婆。所以保卫局把他的老婆驱逐出境后，他就想骗军委会的钱跑出去当反动派。黄道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居然要为老婆死，这真是荒天下之大唐。这样只认识老婆不认识党和革命的份子，是一刻不能容留在党内的。

　　大安是闽北根据地的首府，担任大安区委书记的夏优胜，党调他去广丰工作，他已准备去了，竟忽然不向党请假送他老婆回家去。黄道提出，这样只要老婆不要党的份子，还配做共产党员吗?

　　另一位担任过区委书记的吴荣生，儿子早病在家中，几次要调他出来，他总是藉口生病。这次找他来谈话，要调他去广丰，并且因为家中生活困难，答应津贴他。他自己答应，跑回家中，又写一封信来表示不去。黄道认为，这简直是对党不忠实的投机分子，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党员。

　　上面三个人，完全表现了他们的投机性，表现出他们不是真正的革命份子，不是真正能为阶级利益而牺牲个人的份子。他们对待党对待革命，还不如对待他老婆。黄道强调，像这样只顾老婆顾家庭，不顾党不顾革命工作的观念，是一刻也不能允许的。有几个这样的份子出现，这是不奇怪的，这些份子迟早是要现出他们的真面目的，出现得早，党及时加以洗刷，倒是巩固了党的组织，这种份子混在党内反而松懈了党的斗争行列。

　　最后，黄道同志号召大家一致起来，反对这种把党不看重的份子!每个同志都要认定党是比任何东西都更重大的，任何东西丝毫不能动摇我们对党的观念，这样才配做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党员。“凡是把党不看重的份子，要他赶快滚出党去!”

　　黄道对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是这样要求的，自己也是按照这样的要求做的。黄道是闽浙皖赣党、苏维埃和红军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是群众的领袖，也是模范的共产党员，为党的事业和群众利益，可以牺牲个人和家庭的一切，从未动摇过。在革命战争中，敌人屡次抄没其家，抓捕他的妻儿，杀害他的父亲，家人流离失所，却丝毫未影响到他的工作，始终坚守着牺牲自我一切为党的革命精神。

　　黄道的祖父是清末进士，为官清廉，又爱打抱不平，晚年只留下10余亩薄田给黄道的父亲黄菊。黄菊还开了个小中药铺，救世济贫。黄菊夫妇对独子黄道从小要求严格，又重视传统教育，为黄道打下了好学善思、爱国爱民的基础。黄菊理解救国救民的道理，积极支持黄道参加革命。弋横暴动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捉拿黄道，把黄菊作为人质，强迫他交出黄道。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黄菊坚贞不屈。当时黄道按照组织决定，在贵溪等地开展工作，无法顾全父母的安危。最后敌人无计可施，残忍地将黄菊杀害在横峰县城外，家中的房屋也被烧毁。

　　黄道的原配夫人吴品秀，是14岁时由亲戚说媒，父母做主订的婚，18岁结婚时完婚。虽是父母包办，但夫妻感情很好。吴品秀在黄道的影响下，读书识字，积极参加革命，曾任闽北分区妇女部长、闽北职业技术学校校长、红军优抚委员会主任等。1927年，黄道领导横峰暴动，无法顾及家庭的安全，妻儿一度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在革命群众第三次攻打横峰县城胜利后，才被救出。1933年，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黄道不得不与病中的妻子吴品秀惜别，想不到这竟成了夫妻间的永诀。三年多以后，革命战友杨良生到闽北长涧源，说是亲眼看见吴品秀被大刀会杀害。实际上，侥幸逃脱的吴品秀坚信革命一定会成功，一直栖身在福建深山老林的破庙里，为附近村民补衣、编织混口饭吃，解放后终于被老根据地访问团在福建找到，送回横峰与家人团聚。

　　西安事变后，为了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作为闽赣省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黄道，多次致函国民党政要，发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呼吁。为了赢得国民党当局的信任，不惧风险，委派自己年方17岁的长子黄知真前往大洲负责谈判。当时黄道一家人，死的死，散的散，身边只有这个儿子，让黄知真去谈判，又不知道国民党当局究竟是什么居心，大家都不放心，有人提议还是换别人去。黄道坚定地说：“让知真去!”把困难和危险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这是黄道一贯的作风。黄知真沉着冷静，不负重望，成功的完成了谈判的各项任务，为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做出了贡献。

　　黄道崇高的利益观和家庭观，犹如他正气凛然的诗句：“踏火归来又赴汤，只身亡命是家常。东西南北路千里，父母妻儿各一方。叹息斯民犹困顿，驰驱战马未玄黄。烽火稍憩农夫舍，索得浓茶作胆尝。”

　　黄道的利益观和家庭观，得到了子女们的继承和发扬。黄道的长子黄知真同志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锻炼中成长起来的年轻的“老革命”，解放后在江西、湖北两省担任重要领导职务。黄知真继承了父亲的革命事业，也坚守着父亲的利益观和家庭观，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廉洁奉公，无私奉献，不仅从来不为亲戚朋友谋取分毫的私利，还处处要求家人吃苦在前，带头到基层工作。

　　1958年8月，黄知真最疼爱的小弟弟黄知琛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回江西安排工作。当时组织上考虑到黄知琛上学前就是县级干部，决定分配他到省计委基建处任副处长。但黄知真知道后，不同意弟弟在省级机关工作，而是说服弟弟到刚刚成立、而且条件十分艰苦的新余钢铁公司去创业，一年后才安排他任分厂副厂长。1963年，新余钢铁公司下马，黄知琛被调回省里另行安排工作。开始组织上又一次安排他在省直机关工作，但黄知真知道后，再次提出让弟弟到横峰县姚家公社任党委书记，到农村基层去锻炼，以取得农村工作经验。姚家是黄知真的家乡，也是他父亲黄道在横峰县创建第一个党支部所在地，还是弋横暴动打响第一枪的地方。黄知真又一次说服弟弟到基层工作，并勉励弟弟要干就多干几年，做出一些成绩，这样才对得起无数先烈，对得起这块红土地上的人民群众。黄知琛听从安排，在家乡姚家公社一干就是两年多，与姚家的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65年，黄知琛被提拔为横峰县人民政府县长，继续在横峰县勤奋工作，造福老区百姓。

　　1960年8月，黄知真的妹妹黄知慧从江西政法学院毕业，被分配在省检察院工作。但黄知真却动员她回横峰老家基层锻炼，开导说：“不要因为你是烈士的后代，是我的妹妹，就不下乡，你应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带头下乡。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是长知识的地方，下去锻炼很有必要。”黄知慧接受了大哥的劝导，1961年元月回到老家横峰县姚家公社。在生产队她与群众打成一片，凡事从头学起。黄知慧在横峰县工作22年，在公社足足干了16年。在大哥的鼓励下，黄知慧打赤脚修水库，与农民一样咬紧牙关干，在工作中吃苦耐劳，做出表率。

　　黄道和他的后代们，自觉地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勇于牺牲，甘于奉献，这种的利益观和家庭观，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崇高思想品德和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我们事业成功的思想保证，在新的历史时期，同样值得我们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