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前夕，项英、陈毅分别被委以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之职，留在南方领导游击战争。他们由此经历了一生中最艰苦的三年时日。三年里，他们无时无刻不是在敌人的“围剿”中度过的。接连的军事失利和敌人在老百姓中施行恶毒的“保甲连坐”法，使他们的生存和活动空间急剧萎缩。为了保存自己，只能“整年整月在山里睡，外面跑。春天雨水多，全身都是泥巴，两个多月没干过。吃的是野草、杨梅、笋子和蛇。根本不是过人的生活，像野兽一样。”①

　　三年中，陈毅只进过两次房子，看见四次山外的老百姓。这样的景况，当今的人们绝对想象不到。怎么会是这样呢？盖因三年游击战争，“是最残酷而最尖锐的斗争，这种残酷性和尖锐性，不单反映在与敌人的斗争中，而且反映于党内斗争。”②与卷土重来、急于报复的敌人斗争，其残酷性、尖锐性自不待言。党内斗争为什么也那么残酷、尖锐？原来其时的党内斗争，主要的并非一般的思想斗争，也非小组织小团体间的宗派斗争；而是“为了党的路线而奋斗到底的英勇将士”，反对“一部分为了个人利益而违背党的利益的家伙，以及只知为个人前途计算而不肯为党的革命而斗争的人们”。③

　　由于一边是“像野兽一样”的非人生活的煎熬，一边是敌人不断的封锁、“围剿”、欺骗、引诱，这样的生活容易让人感到前途渺茫，不知何日才是出头天。因而在游击队内部容易发生动摇、逃跑、甚至叛变的现象。昔日的同志、战友，一旦成了对立面，他们就会起到本来的敌人所不具备的破坏作用，而严重危害党、危害革命。中央军区原参谋长龚楚叛变投敌后，主动带领伪装成“红军游击队”的粤敌，去北山偷袭我游击队指挥中枢，就是极为恶劣的一例。像这种情况下的党内斗争，还能不残酷、尖锐吗？

　　事情还不止于此。在自然的和敌人的双重挤压下，游击队的一些领导人竟然还像在苏区掌权一样，官架子十足，领导方式依然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那一套，对下级和战士颐指气使，非打即骂，再加威吓惩办。如前七十团团长肖湘林（后叛变），对部队的士兵干部就非打即骂，且任意枪杀。他还不顾实际，强令部队硬打强攻，严重削弱了部队。在生活上则贪图享受，拿公家的钱大吃大喝、大肆挥霍，“简直无荤不下饭”。“下面的人敢怒不敢言”，因此形成“对于领导同志的恐惧和不满”④，终于离心离德，以至离队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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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这般，巩固内部就成了一个关乎游击队生死存亡及发展壮大的重要问题。怎样来巩固？起先有的主张对那些动摇逃跑的，抓回来就斗，斗了再杀；对讲怪话的，也斗，要斗到他改口。然而，这样做适得其反，“自己挖自己的墙脚”，“帮助了敌人”。⑤项英、陈毅他们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客观地分析了造成逃跑、叛变和讲怪话的环境因素、心理因素，从而得出了“要巩固内部，主要靠教育、说服，靠民主解决问题”的共识。⑥

　　他们首先从政治教育入手，“从政治上来坚定党的动摇分子”，⑦并教育有个人主义表现的人。陈毅对其时的政治形势作了正确分析，他指出：时局的发展是日本人一定要进占东北、华北，进攻全中国。到时，抗日战争必然到来。我们的游击队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就是我们的胜利。我们有几个人就可以成立几百人的队伍，有几百人就可以成立几千人的队伍，有几千人就可以成立几万人的队伍。我们这里就成了一个中心。抗日战线要加强，国民党一定会派人来找我们合作，派军乐队来欢迎我们下山。⑧这个分析很有道理，很能鼓舞人，后来的事实更证明了它的远见。他们也不讳言当时真实的情况，不造成逼着人家革命，逼着人家受苦；主张愿意革命的就留下，不愿意坚持革命的可以回去，决不能绑着人家来革命。但是有一条，就是回去的要站稳阶级立场，被敌人抓到了无论如何不要多事，不要叛变。

　　那时“有一个主要标准，一切错误分子只要他不投降敌人，我们总是耐心地去教育去争取他，相反的我们对他应该提高最高的警觉性，否则就是帮助了敌人”。⑨有些人听了陈毅的话还是有顾虑，怕说他是动摇分子，怕被“解决”，不敢暴露内心想法。陈毅就又推心置腹地开导他，并且由组织出面采用派遣的方法，给他路费，给他换好衣服，像老百姓一样；再派交通员把他带到路上，带到黄色村庄（按指由“白皮红心”的革命者主持的敌占村子）。临别还不忘告诉他：你出去以后再回来也可以。遇上回去的同志被捕、被关，游击队还尽量进行营救。这些政策一实行，原先想走的人多数不走了。少数走了的，被敌人抓住后逃出来，又回到游击队里。

　　其次是改进领导方式，“保持民主自由，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⑩在这一点上，项英特别强调“领导者自己的模范作用”。他认为，任何纪律、任何困难，领导者自己要绝对遵守，不怕任何苦，任何危险和困难，坚持不动，才最有利于在这种模范作用带动下克服任何不良现象，巩固自己的阵线。“这在最艰难最困苦的时候有左右全局的意义”。{11}事实正是这样，游击队领导机关、负责人和上上下下的共产党员、革命战士一起，都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一样上山扳笋、下河摸鱼。环境允许时，就搞民主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谁有意见、有疑问，都可以当面提出。领导干部还组织大家学政治、学文化、学军事、学理论，给战士们讲国文、讲算术、讲游击战术、讲马克思列宁主义、讲形势、讲前途。以此增强党组织的亲和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减少以至消除强迫命令现象，及相互猜忌、对立的情绪。

　　再次是经济民主。项英、陈毅他们领导下的游击队，在经济上一向实行民主管理，账目公开。其时账目都在机关里，一个时期公布一次。外边罚款多少，收入多少，用了多少，冬天做冬衣用了多少，夏天做夏衣又花了多少，都记得清清楚楚。对于这些，大家都没说的。引起一部分人猜测、议论、以至不满的，是项英、陈毅身上鼓鼓囊囊的东西。那是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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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游击队虽然是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但并不就说明游击队没有钱财。其实“当时有很多的钱，什么金子呀、金条呀、钞票呀，相当多”。“机关经常有三四万元存款”。{12}这些钱财都是从瑞金带出来的。只是项英、陈毅认为这是党的经费、人民的钱，发展党的事业、发展部队，都要靠它，所以一个子儿也不能乱用。他们的责任就是切实保管好它，做到万无一失。所以就把它绑在自己的腰间、腿上，并且秘不告人、示人。然而，项英、陈毅的想法，做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就难怪有人要猜测议论，担心领导人背着钱跑到上海去过快活日子，把大家丢掉。

　　陈毅看到一些人盯着自己腰间异样的眼神，听到一些人背后的各种议论，就和项英商量，觉得由两个领导人秘密保管经费的做法，再也不应继续下去了。陈毅对项英说：“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背这个钱，都是些金子、银子，我们背不起，抛又抛不得。你背着，他就指着你说：‘屁股上翘起这么一坨是什么东西？’银子是白的，眼珠是黑的，黑的看到白的就吸引人了。”{13}接下去，要是有一个谋财害命的人，一枪把你打死，把钱拿走，那损失就大了。果然，后来项英在皖南事变中，被跟随在身边的军部副官处副官刘厚总陷害，就与他身上带着的金子、钞票有关。

　　陈、项统一认识后，决定把这事付诸民主讨论。他们为此召集会议，将身上藏着的金子、银子摆到桌上，然后由陈毅对大家说：“这些钱是人民的，不是哪一个人的。不是我的，也不是项英的。我们哪里有钱？！我和大家一样，一个月12块钱，扣6块钱伙食，还有三四块抽烟。这些（钱）可以让那些忠实可靠的人去背。万一他被打伤了，你就把包袱解下，背起来。部队就靠这些钱。将来大发展的时候就有用了。”{14}项英补充说，我们有责任通知你们，万一我们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走，这是党的钱，不能落入敌人手里。大家见早就猜到了的事现在公开了，也就理解了，最后决定由几个最可靠的人分开来背这些金银。从此，大家的心靠得更紧了，队伍也就更巩固了。

　　事实证明，项英、陈毅他们采取上述办法的结果，是卓有成效地巩固了内部。虽然不免有人背叛了革命，但这只是使游击队更加纯洁、更加有战斗力了。“虽然后来只剩下三四百人，但这些都是革命最坚决的，质量最高的骨干”。{15}

　　当前，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的多元，各种利益的博弈，人们心态的动荡，使得巩固内部的问题异常突出。所谓“维稳”，所谓“和谐”，不就是要巩固内部吗？如此看来，我们重温上文提到的这段历史，就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了。

　　注释：

　　{1}{5}{8}{10}{12}{13}{14}{15}陈毅：《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第529、530、516、531、531、532、532、532页。

　　{2}{3}{4}{7}{9}{11}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江西党史资料》第1辑（1987年4月内部版），第33、46-47、105、107、103页。

　　{6}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