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三反”运动在城市各机关和军队顺利进行时，在农村却先后三次推迟，1952年6月才全面展开，当年年底完全纳入到整党活动中。与城市、军队的运动相比，农村“三反”运动在经历阶段、领导人认识、战略部署、运动方法、实际收效等方面都不同。造成差异的原因除了农村现实条件外，更根本的在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使得适用于城市的政治运动方法难以在农村通行。作为“三反”运动领导人，毛泽东尊重实际、重视调查研究，果断纠正失误，体现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精神。

    [关键词]农村“三反”运动；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实事求是

    1951年底到1952年12月，一场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目标的“三反”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全国各级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厂矿的300多万名党员干部参与其中，成为建国初期重大政治事件之一。但是在农村“三反”几经曲折，三次被推迟，最后完全纳入到整党活动中。本文根据史料，考察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行政区农村“三反”运动的过程，揭示了其与城市和军队“三反”运动的差异及其原因。

    一、选择时机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在党的领导下，党群组织、政府、军队三个系统开展“三反”运动，“在机关、企业、学校、部队、农村和城市的街道组织中均应发动这一运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84页。）。按照《决定》规定，上至国家机关下到基层农村，都应无一例外地开展“三反”运动，但实际上各地对农村运动的具体安排，大都只提到县级，没有涉及区、乡镇、村级，毛泽东也只要求县委以上党委必须向中央作运动报告，县级以下可做典型实验，在少数地方积累实践经验。全国“三反”刚刚开展，农村的运动便推迟。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部署，主要是考虑到农村的现状。当时农业各项任务繁重并互相交叉，新区一边要发展生产，一边要进行土地改革，到1952年春季前，中南区计划在5000万人口地区完成土改，西北区计划在1500万人口地区完成土改，西南区计划在1140万人口地区完成土改。东北、华北、华东区土改虽已完成，但要开展丰产竞赛，发展互助合作；农村干部数量多、分布广、结构复杂，区、乡镇级干部是机关工作人员，村级干部主要来自群众，远不如对城市、军队干部的管理方便。如果城市、农村一起进行“三反”，很可能领导机关自顾不暇、无法有效领导农村的运动，“因领导薄弱很易搞乱，甚至打乱组织，影响工作，影响救灾，故暂时不能普遍的大张旗鼓的去搞”（《华北局批转察哈尔省委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报告》，《建设》1952年第138期。）；农村南北地域差距大，不能像城市、军队运动那样，很快制定出统一标准和步骤。

    因此，东北区要求“三反”暂时在省、地市两级进行，到1952年再开展县、区两级运动。华北区要求“三反”暂时在省、地市、县三级进行，“区村两级暂时可以不专门进行，但必须进行传达，把‘三反’的精神渗透在区村两级干部和群众中”（《中共中央华北局重要文件汇编》，1954年，第384-385页。）。华东区认为省、地市机关运动在紧张进行，对县级以下难以兼顾，为了防止出现混乱，凡是领导能力薄弱的县坚决停止运动，区、乡两级不开展运动。中南区认为“所有地委、县委如都卷入‘三反’运动，而放松了土改指导，将会引起全盘工作的被动”（《中共中央中南局文件辑存》第3卷，1954年，第1965页。）。当河南省委请示说，运动涉及到许多原本下乡指导土改的城市干部，不知该如何处理，中南局很快指示：一切工作都以不伤害土改为原则，该下去的干部必须下去，对群众的批评先作自我批评，以后再检讨。（参见《中共中央中南局文件辑存》第3卷，第1963页。）。
    西南区不同地方的态度差异较大。有的认为“乡村干部中的铺张浪费主要受上面影响，只要区以上干部作风改了，村乡干部较容易纠正”《贵州省委关于第三届党代表会议贯彻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西南工作》1952年第79期。），不需要在乡、村开展“三反”；有的则认为“区乡干部贪污普遍”，“税务所仓库主任无一不贪污”《川东区党委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第三次报告》，（《西南工作》1952年第82期。），“三反”至少应当开展到乡级。所以，西南区只要求结合土改和复查，开展好县级以下的运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除外）。

    “三反”运动一开始，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就关注着河北省香河县典型试验，希望能通过它找出适合农村的运动方法。1952年1月29日，安子文根据这个县的典型试验向毛泽东报告，认为农村中贪污、浪费现象普遍存在，而且相当严重，在农村中普遍深入开展“三反”运动完全必要。不过，安子文认为农村“三反”应和城市、军队有所不同，方法上必须和整党活动结合，进行党员标准八项条件教育，提高每个党员的思想觉悟程度；凡参加领导农村整党的干部，必须经过“三反”考验；必须有计划地逐步地分批地进行，首先解决问题最严重的村庄，否则一下子全面轰开，势必重复1948年土改时的“左”倾错误。

    毛泽东对安子文的意见有不同看法。当时城市和军队“三反”进入“打虎”阶段，到处声势浩大，（“五反”运动“五反”运动即1952年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斗争对象是城市违法工业者，与农村没有直接关系。）也大张旗鼓开展起来，毛泽东深受鼓舞，认为发动群众“打虎”的方法行之有效，农村可以在冬季农闲时节，利用这个方法在短时间内完成运动，不需要被过多规定约束。毛泽东一面同意“三反”和整党结合，一面在2月4日指示各地，明确省委和地委制定“打虎”预算时可以包括县、区、乡三级的预算，2月份不要将“三反”和“打虎”发展到县、区、乡等，上级机关“打虎”完毕组织工作队，加以明确的政策和方法训练后下乡，发动群众开展运动，力争3月份完成县级运动，4、5月份完成区、乡两级运动。为慎重起见，指示没有提及村级“三反”，不过毛泽东特意指出，根据香河县9个村的初步调查，村干部中是存在贪污，而且有 “老虎” 的。（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页。）

    如果按照2月4日指示执行，农村“三反”就会像安子文所说那样，一下子全面轰开，难以做到有计划地逐步进行，也无法和整党结合。此时春耕已迫近，倘若“三反”出现失控，势必影响生产大局。但“三反”中毛泽东采取了临阵督战方式，一再催促地方实现既定目标。于是各地采取行动，争取在春耕前完成任务。华北区将区干部集中到县里，学习后问题不严重的干部回乡，问题严重的留下接受处理。全区县、区、乡级运动计划在2月20日前结束，然后转入春耕，春耕后再进行村级“三反”。西北区曾打算“从本月中旬先由县级雷厉风行的搞起，再推及区、乡，在乡村中，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于春耕前普遍进行一次热烈的民主运动，消除贪污，停止浪费”（《习仲勋同志关于西北三反斗争发展情况及组织打虎战役办法向中央的报告》，《党内通讯》1952年第93期。）。现在，西北区要求先开展县级机关的“三反”斗争，同时召开为期10多天的三级干部会议，区、乡两级和部分村级干部参加，在思想教育、调查坦白基础上，掌握干部的基本情况；然后在上级帮助指导下，在区、乡开展10多天的群众性民主运动，普遍揭发，有贪污、浪费等问题的干部，必须向群众公开检讨。
    二、暂停酝酿

    农村“三反”仓促推行到基层，出现了混乱。安徽省肥西县委春节前在上派区白衣乡进行“三反”，命令乡长、乡副支书、农会正副主任、村长等5人在农民代表会上检讨，当场宣布将农会主任撤职、开除党籍，并通报全县。县委还宣传“贪污者所得应点滴归公”，大多数干部听后很不安，都害怕处分、害怕赔偿，希望回家。结果等省委工作队下乡后，有的乡干部避而不见，有的村长、村妇女主任暗中挨户串联，要群众联名具保，证明他们没有贪污，甚至个别乡长私自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互相约定走漏消息。（参见《安徽肥西县区乡三反运动发生偏向》，《斗争》1952年第130期。）在混乱中，有的地区还违反“五反”运动只在大中城市开展的规定，在县城和小集镇、乡村进行“五反”斗争。

    面对农村可能再现1948年土改时的“左”倾错误之时，毛泽东果断地进行了纠正。在2月4日指示发出后第5天，他再次指示在春耕前及春耕中，区乡两级除典型试验外，均不得进行“三反”斗争，应全力从事春耕工作（有些新区还有土改工作），以防止发生混乱。指示还要求区、乡两级“三反”应放在春耕后做，并在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委区党委的统一部署和号令之下进行。2月24日毛泽东又指示，县、区、乡三级的“五反”一律不得进行，将来何时进行、如何进行，中央另行通知。（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173、259页。）

    毛泽东的指示令行禁止，各地立即采取纠正措施。华北区很快下发通知，“区村两级‘三反’应坚决停止，待春耕后作好准备工作后再进行。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即应指定主要领导同志指导有关部门，全力领导春耕和生产救灾。农业生产必须注意到不违农时，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华北局关于区、村两级“三反”运动一律待春耕后进行给平原省委的指示》，《建设》1952年第145期。）。华东区要求在春耕期间，区、乡两级均不得进行“三反”，应全力从事春耕，县级机关的“三反”如果没有偏差可以继续。中南区认为土改只完成预定计划的36%，要在春耕前完成任务，就只能先进行土改，再进行“三反”，“如果同时并进，只能两相牵制，两相耽误”。建议县、区两级的“三反”推迟到土改和复查完成后进行，地级领导人除留1人主持运动，其他人都下乡指导土改。（参见《中共中央中南局文件辑存》第3卷，第2015-2018页。）

    西南区借纠正川西区邛崃县委四区的“三反”错误，于2月13日发出《关于纠正乡村与学校自发进行“三反”现象的通报》，指出运动不宜发展到区、乡，目前应全力领导春耕，“否则会影响农业生产，甚或形成混乱，给地主以可乘之机”（《西南工作》1952年第88期。）。西北区于2月15日也发出《执行中央关于县区停止三反领导生产的决定的指示》，要求地委以上机关抽出不少于1/3的干部负责生产，并立刻派出检查组巡视，纠正生产混乱或停顿现象，区、乡要在3天内转入讨论布置春耕，贪污、浪费问题较轻的干部可以在工作中将功折罪。（参见《党内通讯》1952年第86期。）

    “三反”果断暂停有效稳定了干部队伍，保证了春耕和土改顺利进行。但各地经过初步实践，对农村形势的估计、开展运动的方法等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有的依然认为农村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很严重，需要通过“三反”来彻底整顿。比如东北区派工作队在吉林省蛟河县第四区二道河、黄松甸、富太哈三个村作典型试验后，在《关于蛟河三个村三反试点报告》中指出，三个村党员贪污现象还很严重。有的认为以前高估了农村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程度，当前主要是确保农村生产、生活秩序，不需要普遍地进行“三反”。比如西北区就在各大行政区中率先宣布，根据陕西省长安县两个乡调查，现职乡村干部有贪污行为的很少，而且大多都处理过了；并认为县级以下贪污比较严重的，只存在于粮食仓库、合作社和税务局、派出所等几个部门，所以“不论老区、新区，乡村干部主要还是教育问题，都应实行不咎既往，杜绝今后的方针”。在老区召开各乡干部会议，进行一次组织整顿和思想教育，但不要发动群众；在新区只在不从事生产的干部中开展运动，对其他的干部只开展廉洁守法和增产节约教育；在游牧区和半游牧区只把下派干部集中到县上开展“三反”，在少数民族干部中不进行运动。（参见《党内通讯》1952年第102期。）两种意见相比较，在六大行政区里后一种意见明显占了上风。

    当农村“三反”反复酝酿时，城市“三反”、“五反”的消极影响显现了。2月22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西南区在运动中工商业明显停滞，贸易额大大缩小，税收也大幅度下降，许多私营工厂无事可做，工人因此失业，这些情况如果不迅速解决，将使我们陷入被动地位。毛泽东对此很快批复：请各中央局严重地注意解决同样的问题。（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324页。）1950年6月的七届三中全会确定，作好土改、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整党等八项工作，以争取在三年时间里，实现国家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为保证完成二中全会提出的战略任务，就必须调整政策，让城市工商业尽快恢复并发展。在这些措施中，加强城乡商业交流，用农村市场为城市工商业提供生产原料、销售市场的办法无疑很重要。形势已经非常清楚，农村的“三反”必须再次推迟，5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推迟县区乡的“三反”和中小城市的“五反”的指示》，指出“三反”、“五反”已经造成社会经济生活和城乡交流阻滞，尚未进行“三反”的县、区、乡一律停止运动，待今年秋征或明年再有步骤进行，目前应集中力量作好生产、城乡交流和土改复查。

    经过不断实践，毛泽东也认为农村“三反”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分情况区别对待，不能无条件全面铺开，在这个问题上中央领导人的意见基本一致。5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明确老区“三反”应在整党中进行，即由工作队领导，在党内以批评与自我批评方式开展，而不在群众中进行（可吸收少数积极分子参加），新区“三反”在土改、土改复查或民主建设中，以整风、审查鉴定干部、改善干群关系方式进行，不单独提“三反”口号。《指示》充分吸收了各地实践经验，加以概括提炼，原则性和操作性都很强。
    三、纳入整党

    1952年6月城市和军队的“三反”陆续结束，东北和西北区率先根据中央指示，开展农村“三反”。东北区的态度比以前缓和很多，它基本采用整党方法，以反对资本主义剥削思想和行为，清除贪污浪费及脱离群众的强迫命令、官僚主义作风为主要任务，从8月起在全区（除辽西和少数县）所有县、区两级开展“三反”，使党员懂得剥削思想的可耻，使广大干部认识到农村经济发展方向和党在农村中的政策。主要进行思想建设，依靠党员干部自己改造自己的思想问题，经过思想暴露、座谈辩论、典型批判、普遍检查、深入讨论的过程，使党员干部明白放贷、雇工、搞投机等行为阻碍了农村合作化道路，对犯错误党员干部一般不进行组织处分。由于方法温和，侧重于思想教育，在农村波动很小，到11月全区县、区两级基本完成运动。

    华北区的计划是县级“三反”可在6月中旬结束；区级“三反”将于11月开始，以县为单位集中大部分区干部集训，不分配“打虎”指标，用整风学习的办法一次性通过；从12月到次年2月或3月结束村级“三反”，运动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命令主义为重点。为避免再次发生混乱，华北区要求运动基本方法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内教育和群众揭发相结合，目的是教育改造绝大多数，惩办极少数，从而治病救人，绝对不能为分经济果实、打击报复而进行运动，没有改变成分的地主、富农及其他被管制分子不能参加运动。

    鉴于全区有8万多个行政村，数量庞大，华北区特别详细地制定出村级运动方法：一面集中村主要干部，在县委直接领导下集中学习和检查；一面派遣工作组到村，组织其余干部和党员学习，并通过村民代表会议搜集意见，等在县上学习的干部回村后，召开全村干部会议和人民代表会议，让干部作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问题严重的干部，可以通过群众大会进行批评斗争，给予处分。华北区估计整党完成的村庄里，运动在1个月内结束，问题多、情况复杂、群众基础差的村庄可能进行的时间长一些。运动的步骤则是分区、分批和分期进行。（参见《建设》1952年第182期。）

    然而，村级运动依然出现失控，河北省部分地区对“三反”的重点都搞不清楚，有的提出“根据支部情况，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有的提出要整治“不团结”、“消极疲沓”的人，有的认为新区运动不解决土改遗留问题，就不能平民愤，有的还要“整男女关系”。（《河北省委关于农村整党“三反”几个问题的通报》，1952年12月5日。）据该省怀来县50个村的统计，有的地方对浪费金额估计过高，经多次甄别才符合实际。据华北局组织部调查，还有个别因农村“三反”而致人死亡的例子。（参见《中共中央华北局重要文件汇编》第2卷，第712、715页。）
    为什么东北区的运动比较平稳，而华北区发生混乱，这引起安子文高度关注。安子文发现先前只根据典型试验作结论的片面性很大，不能全面反映问题，因此他详细调查了河北省94个村党支部“三反”成果，认为有贪污行为的党员只是少数，贪污金额也不多，而且多是公私不分、贪占小便宜的问题，所以农村干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虽然普遍，但不是很严重。在这次调查基础上，安子文还认为农村的官僚主义主要表现在强迫命令上，但原因不仅包括干部思想作风不纯，也有上级机关不顾实际的乱派硬性任务，如果不首先改变上级官僚主义作风，就不可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另外农村干部的确存在浪费现象，可远不如城市机关和军队的严重。

    据此安子文认为，农村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有自己的特点，适合城市的疾风暴雨式政治运动很难运用到农村。他参考东北、西北区的做法，在12月5日写下《关于目前整党和建党工作的报告》，认为解决农村问题应主要通过长期思想教育来解决，不要在农村单独进行“三反”，也不必提“三反”口号，而在整党中结合“三反”内容，进行教育、检查，就可以附带解决问题，经验证明只有这样作才妥当。他还特意提出，农村整党的主要危险不是劲头不足，整不彻底，而是简单急躁、整得过火，如果整过火、整乱了，以后就很难收拾，因此要把时间拖长一些，求得胜利完成。毛泽东对此非常赞同，他在19日批示，“这个报告所提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请即据此指导当前正在进行的整党和建党工作，务使少犯错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649页。），并要求将报告发到县委和整党工作队。农村“三反”内容被纳入整党后，实际上只是整党附带任务，而且整党和“三反”运动在基本目标和方法上存在很大不同。农村“三反”运动从此基本终止。

    农村“三反”运动和城市各机关、厂矿、学校、军队的运动相比，虽然在防止资产阶级腐蚀、反对党员干部贪污腐败、巩固人民政权的总体目标上一致，但其特点大不相同。首先在经历阶段上，前者先后被推迟三次，1952年5月后终于全面展开，到当年年底完全终止，没有明显的阶段性发展；而后者经历了全面发动、集中“打虎”、定案追赃和思想制度建设四个阶段，前后紧密衔接，形成一个整体。其次在各级领导人认识上，对于前者中央领导人之间意见不统一，后来渐趋一致，而地方领导人之间始终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而对后者，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共识很强，态度和方法都高度一致。在战略部署上，前者是一面实践一面探索，反复多次后慢慢总结出来；后者事先已基本规划好，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在运动方法上，前者初期没有明确要求，短时间里采用过“打虎”方法，后期采用整党办法；后者的方法非常明确，有严密组织指挥、首长以身作则、查办典型案件、惩治与教育相结合等，特别是采用群众运动方法，“发动党内外最广大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42页。），形成浩大声势。在实际收效上，前者实际收效以教育为主，查处惩办力度很小，负面效果反而很突出，造成部分地方干群关系紧张；后者实际收效非常明显，查出了大量赃款赃物，查处了各类党政机关贪污分子，其中一部分人被追究刑事责任，一些党员受到党纪和政纪处分。（参见王顺生、李军：《“三反”运动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164页。）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除了现实因素外，根本在于近代以来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逐渐形成，农村自然经济占据优势，社会生活带有自然性、分散性和宗族性，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有别于城市，难以采用适合城市的运动方法。

    毛泽东曾说过，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11页。）。在农村“三反”问题上，他发扬了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运动初期，毛泽东对农村实际状况了解不深，推迟农村“三反”主要是现实策略考虑。后来毛泽东受形势鼓舞，一度急于发动农村“三反”，但很快作了纠正。吸取经验教训后，他充分尊重调查研究结果和地方的各种探索形式，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深化对农村“三反”的认识，最终认同并采纳安子文意见，将“三反”完全纳入到整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