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极不平静的岁月。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与干预下，连续三次“左”倾错误使党内出现严重意见分歧与派别纠纷，并一度陷入混乱。在30年代初作为中央实际工作主要领导者的周恩来屡次遭受不白之冤和莫须有的“罪名”，经历了一段复杂艰难的岁月，其痛苦压抑的心情是常人难以体会的，但他并没有怨天尤人或明哲保身，而是“照顾大局，相忍为党”，为党的工作和革命事业的发展竭尽心力。

       一

       1929年12月，由于中共中央包括周恩来在内同共产国际远东局在如何理解和贯彻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决议的若干问题上发生分歧，共产国际远东局无端指责中共中央离开布尔什维克路线，在对待富农、游击战争、赤色工会等问题上“右倾动摇”。15日，周恩来在为中央政治局起草的致共产国际主席团信中明确表示不同意远东局的指责。为早日结束同远东局的争论，避免影响工作和革命局势，中央决定委派周恩来去莫斯科报告工作。1930年5月，周恩来抵达莫斯科受到欢迎，其间斯大林还专门接见了他。7月5日，周恩来应邀出席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16日出席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会议，并先后在两个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革命形势与党的任务问题的报告，指出：“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

       周恩来赴俄后，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左”倾思想开始抬头。他们认为革命形势已经在全国成熟。于是在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估计，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并认为中国革命一爆发就会“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这个决议遭到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反对，认为武汉、南京尚不具备武装暴动的条件，时机还不成熟。6月25日，中央致书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强调中国面临直接革命形势，告以在“6月11日决议”问题上同远东局发生争执，要周恩来务必向共产国际力争。周恩来此前虽然与中央一道，同共产国际远东局有过分歧，然而自1929年冬以来在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和暴动的策略上，是与李立三等持不同意见的。他对于“6月11日决议”的看法和态度同远东局及共产国际的意见是一致的。共产国际接到“6月11日决议”后，于7月23日即作出《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7月30日复电中共中央政治局，批评“中国党的目下路线是盲动精神”，要求停止执行“6月11日决议”。中共中央接到复电后即于8月初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李立三既对共产国际的决定愤愤不满，又误认为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形势和发展的总趋势是因为周恩来没有报告清楚所致。

       为阻止李立三的武汉、南京暴动计划，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周恩来和六大后一直留在莫斯科的瞿秋白相继回国，贯彻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精神。经过积极筹备，1930年9月24日至28日，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瞿秋白作政治问题讨论的结论。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以“左”倾冒险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立三路线。据列席会议的聂荣臻后来回忆，周恩来是三中全会实际的主持人，但他总把瞿秋白推到前面作报告，作总结。因此，瞿秋白会后成为中央实际的主要领导人。在瞿秋白、周恩来等领导下，党的各项工作逐步恢复正常。周恩来在关于中共中央6月11日决议、纠正李立三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问题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他谦让而不居功的做法更是令人钦佩。

       二

       李立三等的“左”倾错误的总体思想来源于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及其“左”的进攻路线，共产国际虽然批评了李立三的做法，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否认通过城市暴动夺取全国政权的路线，而是阻止其即刻组织武汉、南京暴动计划。不久，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等所犯错误性质的估计又发生了变化，将其实质定性为“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随即于1930年10月给中共中央发出《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并由此而导致对六届三中全会的严厉批评，指责其犯了右倾调和主义错误。显然，这在实际上抹煞了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功绩。尽管如此，11月25日，中共中央仍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来信，并承认对李立三问题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同时给赴苏的李立三写信，要他公开承认错误。

       在莫斯科举行的李立三路线讨论会上，共产国际执委的发言将李立三“左”倾错误说成实质上是右的错误；同时把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说得一无是处。共产国际在批评瞿秋白和六届三中全会犯右倾调和主义错误的同时，还指责其压制王明等人，说他们是懂得马列主义的，且为共产国际路线而斗争的“很好的同志”。他们从莫斯科回国后中央没有重用，完全是由于“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这样，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一箭双雕，既批判了李立三，又否定了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历史功绩。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强大政治压力下，首先由周恩来起草发出接受共产国际来信的《中央紧急通告》第九十六号，承认犯了右倾调和主义错误。随即取消王明等人所受的处分，并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提议委以王明重任——江南省委（习惯上仍称江苏省委）代理书记，从而使其有机会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为他进入中央领导机构作了组织上的准备。而一直较好地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周恩来，虽蒙受不白之冤，但仍以大局为重，努力维护党的团结合作。

       三

       从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及其随后一段时间里，由于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错误性质定性的剧变，及由此而导致的对纠正李立三错误的三中全会的否定，引起党内意见分歧、思想上的混乱及派别组织的小动作，使当时还处于秘密工作下的党中央陷入被动的危险境地。当时有三种力量或小组织的派别活动，在党内形成一股反中央的风潮。王明等人自恃有共产国际的支持而肆无忌惮，公开打出“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指责中央已“没有保障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可能”，“不能领导全党工作”。罗章龙等则把持全总阵地，既大声疾呼反对立三路线，又猛烈抨击纠正立三错误的三中全会。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小组织的派别活动面前，周恩来站在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的立场，做了大量说服工作。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党内发生的争议和派别纠纷，影响党中央的威信，对党有危害。为了顾全大局，他同意召开紧急会议，并发出《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九日的决议》，承认六届三中全会是站在调和主义立场上接受共产国际路线的，“必须通过新的政治议决案，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为了消除党内的派别纠纷，使全党统一到共产国际路线上来，周恩来还在河南省委会议上，根据中央紧急通告精神说服了多数人，但仍遭到一些人的攻击，他们甚至叫嚣要撤销周恩来、瞿秋白等人的中央领导职务。为了避免党遭分裂的危险，周恩来“照顾大局，相忍为党”，同瞿秋白再度承担六届三中全会犯调和主义错误的责任，甚至主动提出退出中央政治局，请“全党来认识与指斥我的错误”，愿与反对立三路线的人团结起来，共同执行共产国际路线。    1930年12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到上海，提出尽快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的主张。次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会议由三中全会主要领导人轮流主持，周恩来代表六届三中全会中央提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共产国际召开会议的意图在于扶植王明进入中央领导机构、掌握领导权，因此名单实际反映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也称“国际名单”。在极不正常的气氛中，瞿秋白、周恩来事实上成为会议的主要批判对象，受到许多不合理的批评。罗章龙等人强烈反对候选人名单，甚至威胁说如果用“国际名单”就退出会场。在激烈争论的情况下，最后经过选举表决，终于使王明等人进入中央最高领导机构，达到了共产国际预期的目的，而会议也仅十七个半小时就仓促结束。

       尽管六届四中全会未能防止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开始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周恩来在20世纪30年代初十分困难的境况下，“照顾大局，相忍为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较好地贯彻了共产国际路线，孤立了罗章龙等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尽最大努力维护了党的团结，使党度过艰难的岁月，为后来使党的路线转移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上来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