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９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这里所说的，就是著名的“四面八方”政策。“四面八方”（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四对关系，八个方面）政策是建国前夕，随着平津等大城市相继解放，我党根据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入城市，从军事战争转向经济建设的新形势，贯彻落实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制订的一个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其目的是迅速发展生产，恢复和繁荣城市经济，支援全国解放，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四面八方”政策的提出，应该说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乃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探索。

　　关于“四面八方”政策的提出者，似乎早已成定论。不少权威著作认为是毛泽东于１９４９年４月中旬（也有更准确地说是１５日）提出的。胡乔木曾回忆：七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以此照顾四面八方的利益，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１９９１年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回忆刘少奇１９４９年４月在天津视察时曾“按照毛主席的这个‘十六字方针’（即照顾‘四面八方’），来阐明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１９９３年陶鲁笳在《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主席》一书中则更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谈“四面八方”政策的过程。他写到，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５日曾兴致勃勃地同他讲“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１９９３年１２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下）则写得比较简单，即：１９４９年４月（毛泽东）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城市经济工作政策，即“四面八方”政策……要“从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照顾到，实现发展生产”。１９９６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薄一波的《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对此又有如下表述：“１９４９年４月中旬，毛主席针对平津等大城市解放后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高瞻远瞩地提出‘四面八方”政策。”毛泽东在什么情况下谈到“四面八方”政策呢？薄一波写道：“４月上旬，刘少奇同志到天津巡视工作……中旬，我把少奇同志听取关于天津解放后城乡关系、劳资关系、内外贸易情况汇报后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其中有一段话：‘资本主义的剥削是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有功劳的。在今天资本主义剥削是合法的，剥削越多越好。’这是少奇同志针对一部分民族工商业家的思想顾虑准备讲的话。毛主席认为讲得好，只是觉得‘剥削越多越好’这句话不太妥当，不一定这么讲。他概括了十六个字，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要我转告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对毛主席这个科学概括极为重视，说：‘主席这样提，当然好，讲的很全面，今后就照此阐述。’”

　　以上这些权威著作的记述已表明，“四面八方”思想是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４月中旬，更确切地也可认定是在４月１５日提出的。那么，在此之前，毛泽东是否谈过这一思想？

　　翻阅毛泽东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５日以前的全部文稿及书信，我们没有看到关于阐述“四面八方”思想的痕迹。在阐述毛泽东思想的专著，如１９９３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经济年谱》（顾龙生编著）中也没有反映出这一点。

　　有同志认为毛泽东在１９４５年七大报告中谈到的“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以及他在１９４７年中央十二月会议上宣布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就是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四面八方”政策【注:李起民：《“四方八方政策”的提出》，《党我研究资料》１９９８年第５期。】。对这一看法，笔者实难苟同。既然是“四面八方”，缺一面、少一方都不可，仅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不能代表“四面八方”政策提出的。

　　那么在毛泽东提出“四面八方”思想之前，还有没有其他同志提出这一思想？笔者根据这些年对刘少奇思想与实践活动有关资料的研究，提出一个与上述看法相反的意见，即“四面八方”思想是刘少奇最先在天津提出的。其中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刘少奇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１日到天津后写下的《天津工作问题》调查提纲。在这份提纲中，刘少奇明确写到：“为在党的总路线之下实现发展生产的目的，必须正确建立与改善以下各方面的关系：即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这四面八方的关系即全面关系都必须很好地照顾到。”【注:黄小同等著：《刘少奇与天津讲话》，河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６３页。】就在这份提纲中，刘少奇提出了“四面八方”思想，随后又用了“四个必须”进一步说明这四对关系，即“必须切实组织对外贸易”；“必须切实迅速通畅城乡关系，物畅其流”；“必须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必须贯彻劳资两利的政策”。在提纲的最后，他还再次提出要解决好“劳资、公私、内外、城乡”八个方面的问题。

　　如果结合薄一波、陶鲁笳等人的回忆，笔者认为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认识：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１日，刘少奇到天津听取黄克诚、黄敬等人的汇报后，根据自己长期的思考和当时接管城市的实际情况，写下了《天津工作问题》，提出了“四面八方”的思想。中旬，当薄一波向毛主席汇报了刘少奇到天津后处理问题的许多思想时，毛主席认为刘少奇的许多讲话很好，除“剥削越多越好”不太妥当，还是讲“四面八方”为好外，还概括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提法。应该说，这正是毛主席对刘少奇提出“四面八方”思想的充分肯定，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完整概括。此后，“四面八方”思想正式在全党提出，并于同年写进了《共同纲领》。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