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统一战线学说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1]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著名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刘少奇，对于这项政治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阐述和学习刘少奇关于这一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既是对一代伟人的深切缅怀，也是坚持与完善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现实需要。

　　一

　　中国各民主党派形成时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客观存在，各民主党派就是这些阶级、阶层的政治代表。各民主党派形成时期的政治纲领，主要是反帝爱国和要求民主，它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纲领的要求基本一致，因而它们与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建立起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

　　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能否与资产阶级共享政权？共产党能否在政权上同民主党派合作？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为了打击主要敌人，共产党人必须争取同其他革命运动和民主政党互相支持、团结合作的思想。但是，他们并没有论及革命胜利后，共产党同民主政党的关系。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联合政权，但不久即归于失败。斯大林时期，苏联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政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囿于理论，墨守成规，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和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探索，终于找到既适合现实政治需要，又能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建国方案。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俄国的历史形成了俄国的制度。”“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

　　刘少奇对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进行了精辟的论证，着重阐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各民主党派也将是革命胜利后国家政权构成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其一，新民主主义国家需要私人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范围内发展。刘少奇指出：私人资本主义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它在一个长时期内对于新中国具有进步性、建设性和必需性。[2]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是有它的进步作用和革命作用的。”[3]其二，新民主主义国家是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而这样的新中国也正是长期参加民主革命的各民主党派奋斗的目标。共产党没有理由把并肩战斗的盟友一脚踢开。因此，刘少奇强调“在政治上要联合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作斗争。在经济上要联合他们发展生产”。[4]

　　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不仅科学论证了新中国的政权构成，深刻阐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参加新中国政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积极引导它们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为了“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中共中央指示各抗日根据地政权施行“三三制”。正如刘少奇所指出的，“三三制”实行的结果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代表人物也参加了革命根据地的政权机关。“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权体制的尝试和实践。1942年7月，刘少奇向全党指出：“推行各阶层联合的民主政治，推行‘三三制’等，具有全国性的政治意义，具有新中国雏形的政治意义”。他指示各抗日根据地“要下决心，务必在会后把民主政治、‘三三制’等切实推行，非达到可能的高度不可”，“以影响与推动全国”。刘少奇始终关注并亲自指导革命政权的建设，为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参政开辟道路。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有国共两党和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获得各民主党派的支持和拥护，为多党合作建立新中国，作了积极的思想政治发动。解放战争中，当蒋介石国民党血腥镇压民主党派，民主党派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共和国政治方案彻底破产时，中国共产党及时开展对“中间路线”的批判，教育和帮助了民主党派，使他们认识到旧民主主义路线行不通。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全国各界人民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迅即发表声明，表示热烈拥护，一致宣布接受新民主主义路线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随后，各民主党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创建新政协，缔造新中国。

　　新中国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多党合作的政权。毛泽东、刘少奇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的擘划实现了。历史证明他们关于新中国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论证是科学而正确的。多党合作国家政权的开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

　　1953年夏，第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讨论普选中民主人士的安排等问题。刘少奇对此极为重视，会前听取了有关情况汇报，会上作了《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他在会前即指示有关领导同志，对民主人士的安排工作要做得好一点，让他们感到共产党的热诚。在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组织部署下，在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新一届政府时，仍有一大批民主人士担任国务院部级领导职务，保证了多党合作的政府性质。此外，还有许多民主人士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国家领导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从此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还要不要民主党派？如何看待民主党派？如何处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在中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及时阐明确定的重大现实政治问题。刘少奇认为共产党是须臾离不开人民群众，包括民主党派的批评监督。他说，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哇哇叫，二怕民主人士发议论。民主党派的批评监督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非常必要的。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中共党内“以苏联为鉴戒”的思想更加明确了，这就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抛弃传统的社会主义一党制模式，勇于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1956年4月，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在阐述“党和非党关系”时，毛泽东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他们是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很少听到不同意见。正是以苏为鉴并总结了我国多党合作的历史经验，毛泽东提出了：“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5]

　　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作了深刻的阐发。他指出，党的这个方针，正确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的客观实际。它符合我国社会历史发展，也符合我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和需要。党采取这个方针的根据是：第一，我国的民主党派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并且同我们党早就发生了合作的关系。它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参加了人民政府，随后又逐步地支持了社会主义的事业。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且在政治上获得很大的进步。因此，没有理由不让它们继续存在下去。第二，民主党派在性质上有根本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仍然联系和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基础。在我国经过和平道路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由于在这部分劳动者中，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还会拖得很长，各民主党派还需要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继续联系他们，代表他们，并且帮助他们改造。第三，长期的多党合作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之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学说，并没有排除社会主义制度下多党共存的可能性。我国的经验证明了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能够起着互相帮助、互相监督的作用，有利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和加强。对于共产党监督各民主党派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互相监督，人们是很少怀疑的，问题在于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实行监督，究竟有什么必要呢？刘少奇指出：“我们的党是一个不为私利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但是我们现在还有缺点，将来也一定还有缺点，并且不可能没有错误。我们当然首先要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来消除这些缺点和错误；同时，我们也应当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和批评中得到帮助。”[6]而正因为民主党派在今天和将来都联系和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基础，他们能够反映社会上一个方面的意见和要求，所以，民主党派“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7]“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由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经过讨论，郑重载入中共八大决议，成为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实际上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建立。“一党领导、多党合作”是这一政党制度的鲜明特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这一政党制度的根本原则、根本保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合作，互相监督是这一政党制度的具体体现。多党合作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既有一党制有利于领导的优点而无一党制缺少民主的弊病，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突破和扬弃，更根本区别于多党轮流执政的西方资产阶级多党制。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建立是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伟大创举，刘少奇为这一伟大创举奠定了坚固的理论基石。刘少奇在八大关于民主党派和多党合作的论述经受了长期历史的检验而被证明是正确的。从此以后，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一道经历了各种考验，包括10年“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而始终风雨同舟，矢志不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主党派又积极拥护党的正确路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作出巨大贡献。1979年6月，邓小平在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宣布：我国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8]这同刘少奇讲的各民主党派将变成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政党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在新时期关于民主党派和多党合作的一系列科学论述是对刘少奇思想观点的继承和发展。正是在正确思想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创了新时期多党合作的新局面。刘少奇的理论贡献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发展完善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二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存在过严重的“左”倾关门主义，给统一战线和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周恩来曾经指出：“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显然，不克服“左”倾关门主义，多党合作和统一战线就不能顺利发展。为此，无论在民主革命期间还是建国以后，刘少奇都坚持对“左”倾关门主义的批判。

　　针对革命胜利后，党内出现的骄傲自满，轻视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的思想倾向，刘少奇于建国伊始的1949年10月7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党组举行的党员大会上，阐述了建国以后继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意义。指出：要不要统一战线，不决定于胜利不胜利，而决定于中国的国情。中国今天无产阶级很少，90％以上是非无产阶级，全国人口近五亿而共产党员只是300万。工业不发达，生产量不大，这些条件决定了党必须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联合各民主阶层和一切愿意跟共产党走的人。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对无产阶级有利，对中国人民有利，对此是不应该动摇和怀疑的。

　　建国初期，党内不少人对于安排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担任人民政府的领导职务不服气，说什么“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有的看不到民主党派的作用，认为民主革命是为争取民主而成立的，现在革命胜利了，它们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了；有的认为民主党派只不过是“一根头发”的功劳；有的甚至认为“民主党派是包袱”，“可有可无”。为了纠正这种“左”倾关门主义倾向，1950年1月，刘少奇亲自批发了召开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通知。会议收到了很大的成效，统一和提高了党内对统一战线工作的认识，明确了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方针和政策。

　　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发挥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政治联盟的作用，以实现和平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目标。但是，党内有人对社会主义改造中仍然保持这样的政治联盟不能理解，有人说，做这样统一战线工作是找麻烦。1953年6～7月，中央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刘少奇到会作了《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讲话，批评了“统战工作麻烦论”，指出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要求全党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他强调，目前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团结、教育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政治代表。刘少奇在会前听取汇报时，批评了党内想利用普选的机会来排斥民主党派的错误倾向，指出：应当明确，我们要把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等一直引导到社会主义。[9]

　　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中，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方针上犯了“左”的严重失误，统一战线遭到破坏。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使民主党派受到严重冲击，大批成员被打成右派。有人进而否定统战工作，认为统一战线政策是“右倾”，是统战工作统出了这么多的右派。在这个关键时刻，1957年12月13日，刘少奇邀请参加统战部长座谈会的部分同志谈话，严肃批评了对统一战线的错误认识，强调了多党合作关系。刘少奇说：提出统一战线是否还要包括资产阶级，是否要包括右派，认为搞统一战线才统出这么多右派，怀疑长期共存，等等。这些观点都是“左”的观点。照这些意见办就要犯“左”的错误。反右以来，对党的统战政策又动摇了，这也是老问题了。一有风吹草动就动摇，就否定，不要怕，否定了又会扶起来的，否定了多少次，否定不了。他指出，党内不重视与非党人士合作，清一色观点是不正确的，要批判。要改善和加强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特别对中间派要热情。如果反右以后同民主人士更疏远了，是我们的失败。[10]刘少奇并且力主贯彻“弛”的方针，积极调整党派关系。1959年底至1960年，各民主党派分别召开全国性会议或中央全会，运用“神仙会”方法，进行了一次国内外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教育。1960年8月22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参加各民主党派“神仙会”的全体人员，肯定民主党派的进步，体现了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充分重视、信任和关怀。

　　1962年3月，刘少奇恢复了最高国务会议这一多党合作的重要形式，召集了第18次最高国务会议。刘少奇在会上就当前国内外形势和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向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人物作了坦诚的介绍和说明。他指出，目前国内经济形势，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不但没有跃进，反而退了许多，其主要原因是工作指导上的错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没有责任，责任在中共中央。刘少奇坦率诚挚的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实事求是和对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精神，使出席会议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深受感动，从而唤起了同舟共济克服困难的责任感。正是由于多党合作关系的改善，多方面积极因素的调动，经济困难的局面不久就得到扭转，社会主义中国又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亲切关怀民主党派待遇。刘少奇认为，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为党外人士搞好服务。这是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统一战线中的具体体现。他一贯主张对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待遇上应当从优。早在建国初，他就向统战部门指出，其实他们的要求并不很高，有些人只是要求有吃有用，有些人还要求榜上有名，有些人则要求与闻政事，我们都要尽可能给以满足。刘少奇还多次强调，要让民主党派干部有职有权，工作有成绩的，应予提升。当民主党派受到严重冲击，思想上存在许多忧虑的时候，刘少奇又重申共产党应当关怀照顾他们。1960年2月11日，刘少奇接见了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他指出：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是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现在他们向我们靠拢，我们也就要放宽一些，从思想、工作、生活照顾、政治照顾等方面采取积极团结的办法和措施。只要他们跟党走，我们总是要包下来，包到底。刘少奇真诚团结，热忱爱护民主党派并身体力行，垂范全党，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关系。

　　综上所述，一代伟人刘少奇对建立、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理论和实践已成为新时期坚持与完善这项基本政治制度的宝贵思想财富和强大精神动力。

　　[作者林祥庚，福建省委党校副教授]

　　注释：

　　[1]《求是》，1991年第13期。

　　[2][3][4]《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279、201页。

　　[5]《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78页。

　　[6]《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247页。

　　[7]《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5页。

　　[8]《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页。

　　[9][10]《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24、365～366页。

　　《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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