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八大的研究是中共党史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目前这一研究已取得许多成果，不久前还出版了《中共八大史》一书，但继续研究仍然有深入的余地。本期《党的文献》发表的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的一组文稿，可以为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部分原始资料。本文仅就这组文稿所涉及的问题谈一些看法，以就教于党史界同人。

　　一、从反右倾保守为中心到既反保守又反冒进

　　一般来讲，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是指中共在八大召开前后所坚持的经济建设方针。但认真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就会发现它不单纯限于经济建设方针的意义，而且也是关系到整个党的工作的指导思想问题。八大之所以能够成为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这一指导思想的确定是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而以后对八大路线的偏离，也是从放弃这一指导思想开始的。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召开八大的决议后，准备召开八大成为中央政治局议事日程上的重要问题。１２月５日，刘少奇主持召开在京中央委员、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负责人，计１２２人参加的座谈会，布置召开八大的筹备事宜。他说：“八大的准备工作，主席谈话时提出：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同时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这一思想同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精神相一致，也同当时全国以促进农业合作化发展为龙头，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热烈气氛相一致。

　　那么，八大的指导思想怎样从以反右倾保守为中心，而转变到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呢？这是当时国内外形势综合发展的结果，同毛泽东的思想转变有关，同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周恩来、陈云等的努力有关，也同刘少奇的努力密切相关。其中由刘少奇率先开始而引发的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集体的调查研究，是实现这一思想转变的关键环节。

　　毛泽东毕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善于在群众运动的高潮中适当“刹车”。在七届六中全会时他曾搞了一点“倒宣传”，提出“在适当的时机压缩一下人们的脑筋，使这个脑筋不过于膨胀”。１９５６年初，他察觉到运动的“左”倾偏向。１月２０日，他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结束时，指出：讲到促进，反右倾保守，同时也要注意一点，讲话的同志也有的讲到，就是不要搞那么一些没有根据的行不通的事情。右倾是必须反的。但是现在看起来，相当有一点盲目性，敲锣打鼓，脑筋有点发热。他强调：各部门搞指标计划，要放在可行的基础之上。本来做得到的，本来应该办得而不去办，这就叫右倾保守；没有充分根据的，行不通的也去办，那就叫作盲目性，叫作“左”倾冒险。全党在目前恐怕还不是一个主要倾向，但已可以看出这么一种倾向，有一些同志是头脑不那么清醒了，不敢于说实事求是。

　　毛泽东这种两点论思想的提出，就为中央领导集体确定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指导思想提供了空间。之后，周恩来在１月３０日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和２月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都着重强调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并主持对某些严重脱离实际的经济指标进行压缩。但４月以后，随着基本建设急于求成造成各种物资严重不足后果凸现而引起全国紧张的连锁反应，使刘少奇深深认识到，由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带动发展起来的经济建设中的盲目性，尤其是各级领导同志思想方法上存在的片面性，已不是修改和降低一些计划指标所能纠正的，必须把反冒进从单纯压缩基建指标上升到端正党的指导思想的层面上来。

　　刘少奇在七届六中全会上，对自己过去几年没有大力提倡组织农业合作社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开始积极贯彻毛泽东关于反右倾保守的思想。但不久，他就在调查研究中发现了急躁冒进的问题。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５日，他在传达毛泽东反右倾保守的讲话结束时，曾向中央和国务院各部打招呼，说为了准备八大政治报告，最近准备找各部门的同志谈谈，请他们准备。１２月７日，他便开始了这一工作。每天下午从２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７、８点，有一天甚至到深夜一点多。到２月中旬，他已听取了国务院３０个部门的汇报。他一边听，一边记，一边也对各部门工作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刚刚露头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他从中感觉到了已经出现的冒进倾向。２月１７日，他在回答交通部领导人的问题时，指出：“现在有些人脑子热了，提的太高了，而目前又没有条件做到，急躁冒进也要防止。”３月８日，他在听取文化部的汇报时指出，几千个剧团都国营，会搞掉积极性，这是促退。应该搞合作社，而搞了国营，这就是“左”。任何事物都一样，没有明显的优越性，不要去改，至少慢一点改。瓜不熟，要摘，是主观主义。目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都有。他担心全国几十万个基层组织，出一个毛病，就是大毛病，偏了不好，要注意各种问题，不要不顾条件到处搬用。他从当前运动中出现的急躁冒进倾向考虑到了党的思想路线层面上的问题。

　　这时，党内民主生活出现有利形势。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对国际共运带来消极影响，但另一方面，由于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也带来极大的思想解放。强调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成为各国共产党党内生活的主流。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在３月中旬和４月初召开的讨论苏共二十大的政治局会议中，党的领导集体多次讨论这一问题，在党内形成了加强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的氛围。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调查研究中思想也在转变。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调查研究产生很大兴趣。２月１４日，他也开始听取国务院各口的汇报，在了解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他逐步改变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如，在２月１５日的汇报会上，他曾提出：钢１９６２年生产１３００万吨，１９６７年生产２４００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是否可以生产４８００万吨，我们就是这样一翻加一翻的增长。２月１８日，他又提出，目前高潮中的问题，应该变成压中央、压国务院。不要求个人利益，忘我劳动。去年下半年，今年整年，要变成一个改革的年，很革命的两年，包括八大在内。但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他对重工业和轻工业比例、中央和地方、沿海和内地、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以及学习苏联经验等问题有了新认识，思想逐步趋于实际。４月２０日，他在听取李富春汇报时，指出了由于提出又多又快，可能产生盲目性的问题。正是在这些认识基础上，产生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最重要代表作《论十大关系》。这就使中央领导集体的认识统一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轨道上，八大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召开的。 然而，人的思想认识发展又是一个非常曲折复杂的过程。就在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同时，当他听到参加会议的有些省市负责人反映，今年增产大有希望，现在大搞基本建设的风气已经过去的情况后，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１９５６年预算追加基建投资２０亿元的建议。由于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反对，毛泽东的建议没有通过。５月２日，毛泽东离京到广州继续调查研究，直到６月４日返京。在此期间，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据薄一波回忆：“５月，中央开会，讨论为６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起草文件，主要是预算报告问题。就是这次会议，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要求中央宣传部就反对‘两个主义’问题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1）胡乔木也回忆说：“大约在５月下旬，由少奇同志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制止急躁冒进，通告各部委各省市区压缩基建规模，该下马的立即下马。并由少奇同志提出要中宣部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2）６月１日，陆定一在部分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上宣布：“反对右倾保守，现在已高唱入云，有必要再提一个反对急躁冒进。中央要我们写篇社论，把两个主义反一反。”（3）６月３日，由财政部起草、提交政治局讨论的预算报告初稿，已根据５月中央会议精神写上了这一方针。（4）

　　可见，至少５月下旬，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已在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成员中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６月４日、１０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具体贯彻和完善这一方针，调整压缩１９５６年度的预算计划，为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作准备。６月１６日，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后，《人民日报》发表《读一九五六年的国家预算》社论，在全国人民面前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６月２０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由中宣部按照刘少奇指示起草、由刘少奇和胡乔木进一步修改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这篇社论通篇贯串了刘少奇在１９５６年上半年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出现问题的思考，特别是把问题提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联系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来克服各级干部思想方法中的片面性的高度。这一系列措施加大了反冒进的力度，遏制了１９５５年下半年反右倾保守以来在全国形成的急躁冒进情绪，使党的思想路线重新回复到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上来。

　　八大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召开的。毛泽东当时虽然不赞成反冒进方针，但他服从中央领导集体的意见，坚持并按照这一方针领导了八大主要报告的起草工作。他对政治报告的修改，大多集中于国际形势、对外政策和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总结。对周恩来二五计划任务和建议的修改，毛泽东当时也比较稳妥。这就保证了八大正确路线的制定，使八大开成了一个全党团结一致，积极探索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成功大会。

　　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党的工作重点转移

　　八大路线的核心，是正确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刘少奇接见罗马尼亚大使布洛尤的谈话和他修改八大政治报告中第一部分《目前形势和我们党的基本任务》手稿，反映了刘少奇在制定这一路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刘少奇与罗马尼亚大使布洛尤的谈话，是在１９５６年７月１３日进行的。这时正值八大召开前夕，刘少奇的谈话反映了他在起草政治报告时的思想。他在谈话中，正确分析建国以后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巨大胜利，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资本家、地主、富农都将进入社会主义。这一分析符合当时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是建筑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基础之上的。他曾在１９５５年１１月指出：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是我们同资产阶级决定胜负的斗争，消灭资产阶级决定的一着就是这个全面的公私合营，当然，以后还有与资本主义残余的斗争，但改变所有制是一个起质的、决定性变化的斗争，像淮海战役一样，这也是谁战胜谁的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是在三个问题上解决：一个农业合作化，一个手工业合作化，一个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因此，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的胜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已基本解决，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基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迅速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面貌。这就是刘少奇《目前形势和我们党的基本任务》这篇手稿的主要内容。

　　刘少奇的这篇手稿，写于１９５６年７月下旬至８月８日之间，是对八大政治报告第一稿的修改。八大政治报告最早由陈伯达在１９５５年１２月着手起草，这次起草的稿子只有序言和国际形势部分。以后经过刘少奇和中央领导集体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全国情况和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以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确定后，刘少奇关于政治报告的思路逐步清晰。１９５６年６月３０日，他召集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接着，毛泽东从７月６日开始，连续召开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加紧了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７月１４日，政治报告的第一稿《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形成，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７月２３日，毛泽东和刘少奇离京去北戴河集中修改政治报告。刘少奇的这篇手稿就是到北戴河后对政治报告第一稿的修改，其中并把第一稿的题目改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第二稿），其第一部分“我们的情况”改为《目前形势和我们党的基本任务》。本期《党的文献》发表的是刘少奇修改中增写的４页手稿。

　　在这部分手稿中，刘少奇总结建国以来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的历程，分析国内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指出：在中国，由于１９５５年下半年出现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这一思想同他和罗马尼亚大使布洛尤的谈话完全一致，说明他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基本形势已经有了比较确定的看法。在此基础上，他明确提出：“目前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充分利用在两次伟大革命胜利之后所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生产力，特别是要很好地利用业已组织起来、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民的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都富裕起来。”这就提出了八大路线的基本内容，做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重大战略选择，八大政治报告体现了这一精神。正如邓小平在８月３０日召开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讲的：“这次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国家建设，少奇同志报告的中心问题是国家建设。”（5）可惜，刘少奇这段比较精彩的话，在８月底的修改中被删去了。“中心任务”在正式报告中修改为“现时任务”，“使国家和人民都富裕起来”的奋斗目标代之以“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基本思想没有大的变化，但所蕴含的思想内容增加了不确定性和可变性。

　　这篇手稿中值得一提的还有一点，即刘少奇在这里同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新党章一样，提出“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四个现代化”思想。刘少奇在这里对这一提法反复修改，删掉又加上，显然经过一番考虑。这一提法虽然总的还是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下面，但它对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四个现代化”思想有所发展，把它从摆脱贫困应具备的“条件”上升为国家工业化的具体奋斗目标，反映了中共在探索“四个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

　　此外需要澄清的是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曾经使刘少奇受到攻击的那段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表述。其实从现存的政治报告决议草稿看，这一段话同刘少奇并没有直接关系。关于政治报告决议的起草完全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的。据《中央工作大事记》记载，八大会议开始后的９月１９、２０日，毛泽东连续两天约陈伯达和胡乔木谈话。９月２１日，毛泽东即约陈伯达和胡乔木“谈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的修改问题”。９月２２日，毛泽东又两次约陈伯达和胡乔木谈话。在此基础上，２４日完成《决议》的第二稿，经毛泽东批示后印发各代表团征求意见。这天晚上，主席团常委会召开各代表团团长会议，进行讨论。在吸收代表意见的基础上，２７日凌晨两点完成了决议的第三稿，毛泽东批示胡乔木“照此付印，付翻译。”（5）这三个决议草稿中均没有刘少奇修改的痕迹，当然，讨论中刘少奇发表了意见。据李雪峰回忆，刘少奇提出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6）

　　这一思想同他修改手稿中提出的“中心任务”思想一致。至于把矛盾的实质归结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在２７日毛泽东批示的文稿中确实没有。据胡乔木回忆，这句话为陈伯达所加。（7）而从刘少奇这一时期的讲话看，他也没有认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十分先进而不需要改革的思想。实际上，这时他已看到社会主义的许多不足之处。如他在１９５５年底听取轻工业部汇报时指出：“社会主义最怕无人负责”和“社会主义的愚笨性”，认为在轻工业和手工业中，“我们一搞社会主义，反而什么都没有了”。１９５６年６月１７日，刘少奇在接见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团的谈话中，更进一步指出：“要建立一个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这是一件新的事情，可能有各种办法，我们应采取各种更好的制度，一切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没有一种绝对好的制度，十全十美是没有的，只有一种比较好的、对一个国家或某种情况来说比较合适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也只比资本主义制度较好。但社会主义制度也有它的缺点，必须不断地改进和完善，使它更适合于各民族经济和社会的情况，把任何一个制度绝对化是不妥当的。”刘少奇在这里表达的思想，同通常人们所指出上述决议中那段话的局限性是联系不起来的。

　　三、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集体领导

　　八大路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集体领导。刘少奇在修改政治报告中形成的第二篇篇幅比较大的手稿《共产党》，反映了他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这是一篇尘封近半个世纪的刘少奇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宝贵文献，它的形成时间是八大政治报告修改已接近尾声的９月上旬。

　　最初政治报告中关于“党的问题”一节的修改，由陆定一于１９５６年８月１３日完成。刘少奇作了很少修改，即于１４日送毛泽东审阅，并致信毛泽东：“如认为可以付印，请交尚昆在此油印”。他同时说明北戴河有一个小组讨论，对这一部分意见很多，认为没有说到我们党内当前的问题。刘少奇参加了小组讨论，他显然赞成北戴河小组的讨论意见，对这部分也不太满意。毛泽东对这次改稿作了四、五处修改，批示“可以”付印。以后陆定一继续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和修改，形成“党的问题”第三稿，提交２２日召开的七届七中全会讨论。此后又经陆定一修改，于２８日形成第四稿，送毛泽东再次审阅。毛泽东对这次修改稿很满意，批示：“此件改得很好。我只作了一些小的修改”，并把陆定一修改稿中的原题目“党”改为“共产党”。这个修改稿成为八大政治报告第四稿的组成部分，提交８月３０日召开的八大预备会议讨论。之后，陆定一仍在修改。但总的说，陆定一修改的这几个稿子，除在文字和条理上有比较明显的改进外，在思想高度上没有比较重大的突破。

　　作为一位长期负责党的建设的领导人，在八大这样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代表大会上，对执政党的建设没有提出一个比较适当的稿子，刘少奇是不太满意的。“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想好，想睡也睡不着。”（8）９月上旬，刘少奇在对政治报告前５部分作最后修改的同时，对“共产党”一节进行重大修改。他增写的部分共计１４页手稿，计６千余字，着重提出了加强执政党的廉政建设和政治思想建设。

　　关于加强执政党的廉政建设，刘少奇总结党执政以来反对党内腐化现象的斗争，尖锐而坚定地指出：我们党能够克服党内的腐化现象，“只要我们党经常进行反对这些现象的斗争，经常把不可救药的贪污腐化分子清除出党，保持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纯洁，使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经常接近劳动人民，接受劳动人民的监督，使他们的生活同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有过大的悬殊，我们的党就是不会腐化的。”刘少奇在４０多年前提出的防止党腐化的这些措施，在大力反腐倡廉的今天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遗憾的是，这些宝贵的思想在正式的政治报告中没有被完全吸收。

　　对党面临社会主义新形势如何避免犯重大错误的问题，刘少奇也鲜明地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苏共二十大后，各国共产党都在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避免在革命和建设中犯错误。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５６年４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提出了这一问题。刘少奇由于他所处的特殊领导地位，对这一问题似乎有更深的警觉。他在１９５５年春约集各省市负责同志谈话时，就曾指出：合作社运动“如果今年再像去年那样发展，是冒险的”。结果１９５５年农业合作化运动非但没有停止发展，反而在全国掀起更大规模和更高程度的合作化运动。１９５６年５月８日，刘少奇在人大常委会第３８次会议上布置人大代表下去视察时，就在肯定社会主义改造有一个飞跃前进的同时，指出：农业合作化里面有很多问题，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手工业合作化方面也是这样。“现在我们最大的缺点，在中央来讲，就是不够了解情况，下面的情况很多，我们就是不清楚，不了解。我看我们在中央负责上面工作的人应该警惕这么一个问题”。就在这次修改政治报告关于经济建设发展速度时，他还作了这样的改写“如果我们任意地加以提高，我们就会有从前进得过快的车子上跌下来的危险，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9）

　　出于这种使党避免犯错误的考虑，他在这份手稿中“告诫我们的一切干部和党员，在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的原则，进行调查研究，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使我们少犯错误和不犯严重错误。否则，我们很有可能犯错误，以至犯严重的错误。”经过几十年的坎坷经历，回过头来看，刘少奇当时的告诫是切中时弊的。

　　刘少奇在这一手稿中，还努力想在党内淡化个人迷信，提高党内民主的氛围。刘少奇在七大是大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这是历史的需要。然而建国以来的实践，使他感到党和国家民主生活中已经产生一些过分夸大个人作用的倾向。１９５４年４月，他在一份文件的批注中，指出了“过分宣传个人作用”的现象。５月，他又向党内高级干部批转了苏联共产党在宣传工作中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宣传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重视党的作用的几份文件，并在批示中强调：这几个文件所说的问题，“中央认为十分重要，我党高级干部必须注意”。这次陆定一在修改稿中，把党自从遵义会议以来没有犯错误的原因，归结为毛泽东领导的功劳。刘少奇认为这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原因。他以自己多年的党内斗争经验为基础，在修改手稿中，一方面肯定毛泽东领导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强调：“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和他们对于机会主义的识别能力，是主要的决定关键。”他还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指出领袖也可能犯错误的问题。

　　刘少奇这些鞭辟入里的分析，大大提高了原来稿子的理论深度，为正式报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９月８日，这部分手稿送到毛泽东那里审阅后，毛泽东于１０日约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伯达等商谈这部分的修改。之后便由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进行重新改写，直到１３日晚提交七届七中全会通过，刘少奇没有再参与对这部分的修改。（10）他这时已忙着接待来参加八大的各国共产党代表团了。

　　注释：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５月版，第５３４页。

　　（2）乔木同志谈１９５６年反冒进和１９５８年批反冒进的一些情况，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４日。

　　（3）陈清泉、宋广谓著《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版，第４４３页。

　　（4）１９８１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一九五六年五月党中央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5）八大预备会议记录，１９５６年８月３０日。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５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１１页。

　　（7）李雪峰《关于党的八大召开前后的历史片断回忆》，《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４期。

　　（8）《胡乔木文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版，第４１０页。

　　（9）邓力群《我为少奇同志说些话》，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版，第７０页。

　　（10）刘小奇修改处为仿宋字。

　　（11）９月１４日早上６点，毛泽东审阅陈伯达、胡乔木的修改稿，指示：“‘党的领导’部分，看了一遍，可用，估计不会有太多的修改了。……你们在上午十二时以前改好后，直接交尚昆付翻译和付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