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执政能力建设是在承前启后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在国内主要矛盾转变后，刘少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体现了实行民主执政、以民为本，以及用改革的办法调整经济体制的思想，为全党转变执政方式，提高执政水平，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出了贡献。

　　党的十七大提出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党的建设主线。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执政能力建设对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改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是提高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本要求，不仅关系到执政党自身建设，使之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同时也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命运。

　　对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党的三代领导集体进行了长期的，大量的探索，在与时俱进的实践中，承前启后，不断总结，深化，丰富，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在这方面，党的第一代集体领导的主要成员——刘少奇为之做出了突出的、独特的贡献。

　　一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主题，是执政党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主要矛盾的变化，科学执政的体现

　　（一）、认识和把握主要矛盾的变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实现执政能力的前提。

　　建国以后，我们党由领导全国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革命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掌握政权进行建设的执政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是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时期，也是执政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次转折，即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提出的政治命题。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镇反、土改、抗美援朝以及肃反等一系列运动，清除了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人民政权的破坏，解决了敌我之间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基本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敌我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解决。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的结束，人民群众的大量的，普遍的，经常的矛盾出现，甚至在一些方面尖锐的突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敌我之间和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群众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物质需求、精神需求与之不能满足的矛盾，是不断满足和不断协调解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眼前利益的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日益突出，并集中到对领导者和领导机关上来，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执政党面对的主要问题和主要任务。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主要矛盾的变化，成为执政党科学执政能力的体现

　　（二）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适时转换执政方式是执政能力的要求。

　　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制度的深刻变化，决定党的主要任务发生改变。这些历史性变化，对我们的党提出了执政方式的改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探索和自觉实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标志。它要求执政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具有正确认识主要矛盾变化的能力，必须转变执政方式，自觉履行民主执政的历史任务。

　　刘少奇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动荡中，从波匈事件中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由对立走向对抗的现实，进行深入思考。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要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要关心人民的生活；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利，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的意见。

　　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刘少奇在1957年春的南下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调查研究中，提出了正确认识矛盾的转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行民主执政的一系列的思想和理论。刘少奇在南下五省，对人民内部矛盾的系统调查研究中，每到一地，都对当地领导干部讲解，“国内的主要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或者说基本解决了”。 “现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不是表现在反动者与革命者之间，

　　而是表现在人民内部。所以，这些矛盾现在已成为人民内部

　　的矛盾”； 他谆谆告诫各地领导，审时度势，与时俱进，认清主要矛盾的变化，转变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转换执政方式，提高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
　　二、民主执政，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核心内容

　　在执政能力建设所包括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三个方面，民主执政是实现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的基础，是建立民主政治的主体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本质要求。当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人民内部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后，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必须随着主要矛盾的变化而转变，自觉实行民主执政，这是执政党成功执政的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对此，刘少奇指出，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了“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能够用过去解决阶级矛盾的办法，必须用新的办法、新的方针，新的路线。” 这一方式应当是民主的，而不是专制的，处理矛盾的方针、原则和手段应当是调解的，说服的，而不是强制的、斗争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的利益、集体的利益和劳动

　　者个人的利益应当是一致的，其中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告诫各级领导：“首先是认识矛盾，对矛盾的性质要认识清楚，要具体研究，具体审察，具体分析。问题来了，要看这种问题是对抗性的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如果确定它是对抗性的矛盾，是一种处理方法；确定它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又是一种处理方法。认识矛盾的性质，而后决定处理它的方针和方法。”　“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来讲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如果采用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那是在根本方针上面犯错误。” “我们就是主张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和风细雨的办法，要用小民主的办法。”

　　针对多领导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转变工作方针和工作方法，依然沿用解决阶级斗争所采用的强制和压制的办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而引起矛盾激化，引发少数人闹事的情况。他提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连小民主都不允许，就是靠命令行事，人民不准闹，闹了就压。不允许用小民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其结果势必逼成大民主。另外一种路线，就是跟群众讲道理，把自己看成跟群众一样，群众有问题跟他们讨论，说清楚，群众一时不清楚，要闹事也可以，允许他们开会、写信、允许他们告状、请愿……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界限，同时，经常有小民主，也就可以避免大民主。 他指出：“不要把提意见、告状看作闹事，群众多说话是民主积极性的表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是好事，不是坏事。” 对此，刘少奇批评说：有些负责人常常把自己看成是管人的，而人家是被我管的。这样的看法就不好，这样处理他们的问题，不会去商量，就不会实行民主，是非也就分不清楚，群众就不能服气。

　　刘少奇归纳了处理群众闹事的四种方针。第一，闹事前，主动到群众中了解情况，征求意见；第二，闹事后，对群众提出的问题能解决的解决，不能解决的解释；第三，对已经发生的闹事，先分清领导的是非，再分清群众的是非；第四，当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混淆和交叉时，先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再处理敌我之间的问题。

　　这种民主的方针，民主的方式，民主的路线，构成了民主执政的基本要求。
　　三、以人为本，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出发点

　　党的十七大和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都强调指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为本，贯彻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以人为本，正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根本出发点。

　　（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实质是实行民主执政，核心是执政为民，是维护和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利益。

　　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体，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维护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二字，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实行民主执政，核心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要直接面对和解决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在1957年春的五省调查研究中，刘少奇专门考察了大量出现的

　　少数人闹事问题。从北到南，从南到北，每到一地，他都派人深入工厂、农村、学校，了解工人、农民、学生的反映，同时，自己召开各种座谈会，直接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面对学生的升学和就业问题；工人的住房、工资问题；复员军人的待遇问题、农民的生活问题……刘少奇认为这些都是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都是你与我的问题，工人与农民的问题，领导与群众的问题。他说：“我研究了一些地方的闹事，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 他曾说：“我们反对国民党，是因为国民党欺压群众。如果我们自己执政，不代表群众的利益，脱离群众，甚至蜕化到欺压群众的话，那我们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

　　他尖锐指出“官僚主义倾向还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表现，就是不关心职工群众的切身生活利益。” 面对大量的干群矛盾激化的问题，刘少奇指出：“了解群众的情绪，了解群众的要求，了解群众的一切情况，克服了官僚主义，问题就解决了。” 几十年后的今天，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必须着眼于保持当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研究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要求。这与刘少奇的思想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二），贯彻群众路线，驾驭矛盾，化解矛盾，是执政能力的要求。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实行的工作路线，根本要求是由上而下的方法和由下而上的方法相结合，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是面对群众的利益，听取群众的要求，善于驾驭矛盾，化解矛盾，排查纠纷，解决问题。

　　刘少奇特别提请各级领导，主动地深入实际了解情况，梳理问题，解决矛盾。他说：“现在我感觉到，各个地方，各个工厂、学校里面，都积累了很多问题。”“积累的这些问题要集中解决。” “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地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解决这些问题，是不会发生闹事的。” 他多次郑重地建议省、市委和各部门领导，每年要集中地征求一两次意见，让大家把所有的意见和要求提出来，无非是几百条、几千条，归纳起来也就是那么几个问题，还是有头绪的。提出来之后，综合起来，集中解决。能办到的就要办，不能办到的就要向群众清楚，答复人家，不要含含糊糊，要实事求是。是谁的错就是谁的错，你错了我说服你，教育你，我错了我改正。不要好久，就可以使人民中间积累起来的那些问题主动解决了，而不至于闹事。

　　他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解决少数人闹事领导者要克服的四种错误观点，要采取的四种态度。一是要克服站在群众之上的观点。他引用恩格斯的话，讲道：我们党、政府、国家和领导机关的领导人，本来是人民群众的公仆，社会的公仆。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已经变为老爷，把人民群众当成仆人。他引用一些干部的话，“‘我是管你们的，而你们是归我管的；你们应该听我的话，而我可以不听你们的话；我有权力命令你们，你们没有权利命令我。’这个态度是什么态度？我想这个态度是官僚主义的态度，是根本错误的态度。他已经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一分子，而是把自己放在与人民对立的地位，与人民群众对立起来。”二是只分清群众的是非，而不分清领导的是非。应该首先分清领导上的是非，检查领导上有那些错误，然后再去分清群众中的是非。

　　三是以力服人，而不是以理服人。他批评有的领导在群众闹起事来不是想尽法子使事情消解，使矛盾缓和，不是强调团结，强调统一，而是强调斗争，不讲道理，使矛盾激化起来。不要以力服人，要以理服人。人民内部的事情应该缓和，应该妥协解决。

　　四是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凡是群众中间闹起事来，有的领导去分群众的界限，查群众的动机，查群众的历史，当作反革命事件来处理。如果把人民群众当作敌人，这就根本错了，实际上把自己当作人民的敌人了。人民如用对抗性办法对付我们，我们亦要先退一步，用非对抗性的办法来处理。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全党要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工作；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建立健全深入群众制度定期下访接访，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引导群众依法表达机制合理诉求，切实维护好群众权益等要求，正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在新形势下的深化和继续。
　　四、改革经济体制，调整生产关系，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根本出路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刘少奇曾被批评 “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和“反冒进”而违心检讨。面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和粗糙，合作化运动的冒进所影响到分配关系和群众的利益，引发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刘少奇在南下调查中特别注意从改革生产和分配制度入手，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从根本上解决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一）农业基本所有制定下来后也要变动，要调整分配制度，改变经营管理方式。

　　在调查中，刘少奇得知，农民最不满意的是一年下来，把富裕队的粮食一车一车往差队拉，老百姓心中不满但又不敢反对。平调粮食引发了社员与社、队，队与队之间的利益分配纠纷。针对合作化中的平调问题，少奇同志说：这就叫人民内部矛盾啊。合作化以后，集体内部，集体和上级之间，这个集体和那个集体之间，人民内部有矛盾。从你们的反映中间就可以看出来，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很认真地对待，很好地解决。

　　少奇同志对河南新乡新乡地区实行的包产包工到队，三年不变、超产奖励的办法非常赞同。他指出：包产三年,农民有奔头,奔明年,奔后年,人总要有个奔头才好。实行这个办法,这也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种调整。基本的所有制已经定下来，基本不变，但不是生产关系中的一切都不变，事实会有变动，主要在分配制度上变。分配制度也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分配制度一搞好,农民就有奔头了,积极了,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分配制度不合理,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要经常注意调整分配制度。包产三年不变,就是调整分配关系,这对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

　　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一哄而起办大社引起的问题，刘少奇指出,现在大社是办多了，有少数大社当典型可以,但普遍办大社就有问题。生产单位、经营单位、分配单位小一点,人们看得见,社太大了与落后的生产力不适合。生产力只是那么个水平,就适宜于生产单位小一点,特别是分配单位小一点好,太大了则生产关系超过了生产力。包产到队,分配单位缩小,有利于巩固集体所有制。

　　对“两包”办法作出的“暂行规定”,刘少奇觉得不合适,他担心会引起农民不安。他说,到了实现机械化时再来说不要这个办法,你现在如果说它只是暂时的,农民就会不安。拖拉机没有来,没有大的水利设施,就不要讲变。刘少奇举例说,根本的问题是小农经济生产工具没有变,小块经营,干部群众都有经验。一下子搞得太大,特别是把穷村富村搞在一起,有许多不合适。分小点,适当分权,有点自主权,适合于历史习惯,适合于人的管理水平,适合于生产工具,适合于生产力。这一点是可靠的。三年不变是有条件的不变,也就是说不是无限制的变,要有相对的安定性、固定性。农民要求这个。刘少奇要地委明确告诉农民:三年完了,再搞三年。

　　针对农业社实行牲畜集中喂养后出现瘦弱死亡的现象，刘少奇同许昌地委、信阳地委及确山县委领导谈话指出：将来牲畜还是要集中喂养的。现在还是分散喂养好一些，分散喂养并不动摇集体所有制，是个经营方法问题。4中旬，在返京途中，他停车河北，再次谈到这一问题。农业社要放弃集体喂养牲畜的方式。一搞合作社就实行集体喂养，没有经验就普遍推广，这就搞冒了。分散喂养并不是倒退，因为所有制还是集体的，只是经营管理方式改变一下。

　　（二）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不能片面讲计划性，要多样性，灵活性。

　　针对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问题，他指出：“国营商业部门机关化、官僚化，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私营小商贩做生意能赚钱，国营商业为什么就不行？”国营商业应当放下架子，向私营小商贩学习，采取一些灵活的办法。如下乡采药，晚间营业等搞好对市民的蔬菜供应，国营商业能让群众方便地买到又便宜有新鲜的蔬菜，才能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他还指出；自由市场对我们有利，可以暴露我们的缺点，补充国营商业的不足，方便人民。社会主义搞计划只能搞大项目，凡我们计划不到的，自由市场可以钻空子，这可以使我们发现问题，逐渐把计划工作做得周到一些。自由市场开放，可以使经济生活组织得更好一些，计划经济更完善，有多样性。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计划,组织得不好会阻碍生产,搞得好会促进生产。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只能计划那几类,而不是几十万种,如只强调计划性,就会挤掉灵活多样,变得简单、呆板。他提出要做到计划性、多样性和灵活性相统一。一是要学习和利用自由市场灵活、多样的特点；二是在国家计划之外,各地区、各部门要有各自的计划。计划有好几十万项,我们不能全包。……自由市场开放,可以使经济生活组织得更好一些,计划经济更完善,有多样性。针对广州市出现的“地下工厂”，刘少奇指出：“地下工厂”值得研究,要研究它们的经验,研究它们为什么能赚钱,研究它们的经营方式。他还指出，税收是调节经济生活，保护生产、保护社会主义、限制资本主义的武器，不会掌握原则，对社会主义没有热心的人是搞不成的。税收不是简单地收几个钱的问题，首先是考虑生产，其次是调节人民生活。要有眼光的人去研究，必须多方面考虑，片面性会出毛病。

　　他的南下讲话，他的关于改革生产关系，调整经济体制的思想和理论，对于纠正和扭转由于急速变革和僵化的体制造成的弊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有着直接的重要意义。
　　五、认识执政党的地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处理好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关键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求执政党时刻认清自己的地位，自觉摆正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增强忧患意识，克服官僚主义，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一）认清执政地位，增强忧患意识，克服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

　　对执政党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实质是处理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刘少奇指出：“最大的问题就是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 “要认真研究党和各方面的关系，学会正确地妥善地处理这些关系。” 他警觉地指出，“现在党内外有很多的意见，党内也有意见。相当严重地脱离群众，不整风，我们党就

　　会慢慢地毁灭掉。”“执政党的干部最容易害的病,就是患官僚主义症。例如,不关心群众疾苦；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高高在上,不了解民情，失职误事；有的甚至压制民主，打击好人；如此等等。”

　　面对人民群众与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矛盾的突出，他还充满忧患地指出：我们是执政党，如果我们不能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那么就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就有垮台的危险。 他还说：“由于我们是领导党,什么事情办不好,群众就怪在我们身上。” 他还指出“虽然有些矛盾问题不在领导方面，但是我们是在领导国家，站在领导的地位，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一切没有办好的事情，领导上都有责任。” 共产党要得民心。“民心向背是党和国家兴衰的标志,要得民心,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当好人民群众的公仆。我们的目前情况怎样呢?主流是好的；有的不那么好了,成了老爷,把人民群众当作仆人,自己还不自觉,这是很危险的。”

　　对官僚主义，刘少奇一针见血地指出“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是引起闹事的原因”，　“如果领导机关不犯官僚主义，问题就可以解决了，矛盾就缓和了。” “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没有闹起来时不理，闹起来以后又惊慌失措，一惊慌失措就采取压制的办法。” 他的这些话切中了少数人闹事的根源，至今仍是少数人闹事的主要原因。

　　针对“大跃进”中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大泛滥，民主集中制大破坏，所造成的极为困难的局面，刘少奇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再次提醒全党：“同志们应该记住，我们党是掌握了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许多党员是国家政权的各级领导人。处于这种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滋长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

　　(二)消除等级制，铲除腐败，不要把党和人民对立起来

　　人民内部的矛盾大都源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等级制、特权制，成为引发群众不满的起因。克服等级制、特权制，消除腐败现象是密切党群关系，取信于民，巩固执政党地位的重要任务。刘少奇指出：有很多闹事的基础是我们领导机关领导者自己打下的。他对南下调查中看到的一些工厂，厂长、总工程师或者党委书记住的房子和办公室中的桌子、凳子、沙发等级分明，心忧面沉。他认为：这个地方是不是开始萌发了一种等级制度，社会主义之下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是一种封建制度，我们抄袭了封建制度。如果有这种制度开始萌芽，我看应该废除，那些生活待遇上要求很高的人我看是很危险的，将来会跌交子。这方面我看应该有所改变。他特别指出：“不要把党和人民群众分为两家，对立起来，不能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天下无不是的领导，否则群众不服，长此下去，共产党岂不脱离人民，蜕化而被推翻？” 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分配不公造成的利益矛盾更加冲突，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等级制、特权制，消极腐败，更是引发群众不满的直接起因，成为破坏党的威信，分离党群关系的障碍。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时期执政党治国兴邦的长期任务。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就成为党高度重视反复探索并致力解决的中心课题。与毛泽东不同的是，刘少奇的这些理论，形成于深入地方的调研中，贯穿于同各地领导的交谈中，深化于直接处理群众事件中，既有观点、方针，更重方式、方法，从而更具有直接性和实践性的特点。他的理论与思想，无疑深深体现并深化了党的执政规律，也对提高和增强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现今，我们国家仍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日益增长的物质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两个基本国情没有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依然是执政党必须面对和着力解决的主要任务。

　　作者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