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平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的高级指挥员、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国平同志牺牲时年仅35岁，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英雄业绩可歌可泣。

　　国平同志出身寒苦，学习勤勉，早年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任北伐军第四军宣传队长，第十一军宣传科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人民军队的初创时期，他参与并主持广州起义部队的改编，先后任工农革命军（后称工农红军）第四师参谋长、党委书记，率部转移到广东东江地区开展农村游击战争。在频繁的战斗中，国平同志显露出政治工作的领导才华。他总结战场宣传、瓦解敌军的斗争策略，巧妙运用各种手段，开展政治攻势。1928年3月，他在参加指挥攻打广东惠东县时，组织部队放风筝，撒传单，将我军的政治宣传工作送进城内，做到敌人阵营内部，使许多穷苦出身的敌军士兵战斗意志削弱以至崩溃。时任师参谋长的徐向前同志后来回忆说：“放风筝，撒传单，当时红军还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那套政治工作，但也有小的发明创造——战场宣传，瓦解敌军。”

　　1929年3月，袁国平同志来到湘鄂赣地区，任中共湘鄂赣特委宣传部长、代理书记，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1930年6月，国平同志任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7月与彭德怀、滕代远、邓萍同志一起，指挥了第一次攻打长沙的战斗，我就是那时参加红军的。三军团部队士气很高，能冲能打，前仆后继，一举登城。这是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惟一一次打下一座省城。国平同志进城后，即派人接管《国民日报》，编印《红军日报》，发布《告工农兵书》，加强政治宣传，使共产党的政策和工农红军的主张很快就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出现了长沙城十万民众集会欢迎红军的盛况。红三军团在短短数日内，筹饷四十万元，扩员7000余名，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同年8月，受红三军团前委的委托，袁国平同志代表红三军团从湖南浏阳前往江西万载地区，与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红一军团取得联系。8月23日，两支部队在浏阳永和市会师，组成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进一步壮大了红军的力量。

　　此后，袁国平同志在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下转战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八军政委，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代理主任、党务委员会书记，东方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参与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政治领导，以及同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谈判，为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和中央红军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3年夏，东方军入闽作战，在袁国平同志领导下，部队政治工作做得有生有色，极大地激发了部队的士气。记得当时的口号是“把红旗插到福建去，开辟新根据地”。山高路险，长途跋涉，异常艰苦。他十分注意抓好连队的政治工作，在行军中开展各种宣传鼓动，还要求战士每天都要学文化，一天最少学会一个字。在战士的背包后面贴上字，边行军边学习。中革军委《红星报》发表《把模范的奖旗赠给东方军》的社论，赞扬袁国平同志主持下的东方军政治部“完成了政治工作最光荣的一页，是中央苏区红军的模范”。号召将东方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推广到整个红军中去。袁国平同志还获得了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级红星奖章。1934年2月，红军召开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特别表彰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政治工作经验，号召全军“要将模范的一、三军团的经验拿回去。”国平同志在这次会议的发言中强调：战时政治工作必须适应战争情况，保证战役战斗的胜利；战时政治工作的指导应有高度的预见性，各种政治工作指示与计划，应有充分的弹性，对战时政治工作的经验做了科学的总结。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袁国平同志从江西瑞金出发，参加了著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他先后担任中革军委第二野战纵队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率领部队战胜敌军的围追堵截，越过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历尽艰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在长征途中，袁国平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坚定不移地维护毛泽东同志的核心领导地位。1935年9月，他参加在甘肃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长征即将取得胜利时，毛泽东写下了《七律·长征》的雄伟诗篇。国平同志在拜读这首诗后即步韵写出《和毛主席长征诗》：“万里长征有何难？中原百战也等闲。驰骋潇湘翻浊浪，纵横云贵等弹丸。金沙大渡征云暖，草地雪山杀气寒。最喜腊子口外雪，夜辟茫荒笑开颜。”字里行间，既深切表达了他对毛泽东长征诗的无比赞赏，也酣畅地反映出他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情怀。到达陕北后，奉中央军委之命，袁国平同志开始了创办红军学校的工作，先后担任西北红军大学政治委员、红军大学第二校政治委员、抗日军政大学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等职，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培养了大批干部，为红军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平同志任陕北中共陇东特委书记，领导开展了陇东地区的抗日斗争。1938年3月，根据大江南北抗战形势发展和新四军组建的情况，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派袁国平同志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同时担任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委员。他协助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大江南北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将初创的新四军部队锻造成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铁军、成为华中抗战的先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和国平同志主持的新四军政治部，大力加强部队政治建设，经常进行有针对性的政治教育。面对新四军活动地区敌我友交错渗透，鱼龙混杂，斗争形势异常复杂而艰巨的实际情况，袁国平同志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高擎我党我军抗日救国的旗帜，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大量吸收培养和锻炼知识青年，广纳贤才，委以重任，使他们成为发展人民军队、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宝贵人才，不少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担负了各条战线的重任。

　　国平同志十分注意总结经验，具有很高的理论素养。他在新四军工作期间起草和编印的《新四军政治工作十讲》和《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军队政治工作》等文献，已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宝贵遗产。袁国平同志作为我军的一名高级领导人，始终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政治本色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长征途中，他将自己的战马让出来驮载伤病员，坚持与战士同行。他的妻子邱一涵同志也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女战士，他们是1929年结婚的，《续西行漫记》中提到的三十位“红军女领袖”，其中就有她。我和邱一涵同志在红军时期就熟悉，她与国平同志是军中闻名的恩爱夫妻，政治上相互关心，工作中相互支持。1940年他俩还被新四军军部评为模范夫妻。为了革命的事业，他们把子女寄养在乡下，以致女儿殁于贫病无医，儿子幼年失学。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1941年1月，蒋介石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在北移中遭国民党重兵包围，袁国平同志指挥部队奋起抵抗，身先士卒，与敌血战七个昼夜。最后，国平同志在身中四弹、重伤难行的情况下，为了不拖累部队行动，将生的希望留给战友，国平同志在担架上举枪殉国，壮烈牺牲，将宝贵的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实现了他“舍身赴敌，战死沙场”的夙愿。当时，我们豫皖苏边根据地也面临十多万顽军的大举进攻，惊悉噩耗，感到无比的悲愤，心中对老首长的痛惜追思之情，久久难平。袁国平同志牺牲后，组织上调邱一涵同志到我们根据地，彭雪枫同志推荐她到抗大四分校工作，后来担任校政治部主任。她强忍失去亲密战友的悲痛，继续为党工作，深受人们的敬佩。渡江战役胜利后，她从部队转到地方，参加了南京市的接管工作。1952年10月，苏北区和苏南区合并成立江苏省，邱一涵同志任江苏省委常委、监察委员会书记。1956年因患癌症去世。记得安葬她时，唐亮、宋时轮、钟期光等亲自扶灵，几十名将军及近百名省市领导、上千名群众为她送行。情景感人，至今记忆犹新。

　　1938年3月18日，毛泽东同志曾致电项英，对袁国平同志作过高度评价：“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能担负独立工作。”国平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证明了他是无愧于这一评价的。（解放军报/张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