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由于博古、李德等“左”倾教条领导者顽固推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拒不采纳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提出的正确意见，从反“围剿”一开始就陷于被动境地，不断遭到失败。1934年4月，博古、李德等组织红军与“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军进行“广昌会战”，红军遭受惨败。1934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不得不开会接受李德的建议，决定中央主力红军和中央领导机关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同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这一战略决策得到共产国际批准。

　　在第五次反“围剿”败局已定、红军已不可能在根据地内打破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情况下，中共中央记处作出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的决策，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中央书记处的决策以及后来在“三人团”领导下实施的突围转移，不是以保存红军实力、调动和打乱国民党军部署、创造有利条件大量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目的，而是消极被动、逃跑式的“大搬家”。这一战略退却的指导思想本身无疑是错误的。

　　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全权负责突围转移的筹划决策。他们以保守秘密为由，对所筹划的突围转移计划向“三人团”之外的所有人保密。突围转移预定在1934年11月开始实施。为能拖到这个预定时间，“三人团”命令红军主力“六路分兵”，在6个不同方向节节抵御、迟滞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同时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进行了为期3个多月的秘密准备工作，主要是补充红军兵员，筹集粮食、军费，赶造武器弹药等；并派出红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东征北上，以吸引调动在东线向苏区进攻的国民党军队；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西进湘西与贺龙等领导的红三军会合，为中央红军即将进行的突围转移探路。1934年8月底，“三人团”获悉国民党军将提前向苏区腹地发动总攻，于是决定将突围转移的时间提前到1934年10月中旬开始，并从组织、舆论、行动计划等各方面，开始了突围转移的直接准备工作。

　　根据“三人团”制定的突围转移计划，1934年10月7日至9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分别向正在前线作战的红三、九、一、八军团下达撤离战场、开往于都河以北地域集结补充的命令。10月9日，中革军委发布《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对红军各部和军委纵队、中央纵队的集结转移、休整补充做了具体安排：红军总政治部也于同日发出《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第一野战纵队组成及集中计划的命令》，并且发出《野战军南渡贡水计划表》。同日，由中央党政军群机关及军委补充师组成的军委第一、二野战纵队，也开始撤离瑞金云石山、梅坑等地，开向于都县城以北地域集结。

　　依照上述命令和计划，野战军各部在于都紧张地进行了突围转移的政治动员和兵员、物资补充。10月16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又向仍在兴国前线抗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红五军团下达撤离战场、集结补充、准备转移的命令。

　　 1934年10月17日晚(原有资料说16日晚)至20日晚，突围转移的红军野战军，先后渡过于都河，踏上突围转移漫漫征途。10月18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向全野战军下达突破敌人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攻占信丰县古陂、新田地域的命令。10月21日上午10时起至23日，野战军右前锋红三军团和左前锋红一军团，先后向驻守古陂、新田地域的国民党粤军发起猛烈进攻。敌第一道封锁线被迅速突破。至10月25日，野战军全部顺利西渡桃江。26日，左前锋红一军团进入广东南雄县界址、鸟迳一带，右前锋红三军团进入信丰县油山和大余县境。10月30日，野战军全部离开江西中央苏区，继续西征。

　　历时一年的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举世闻名的壮举。伟大的红军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赣南苏区是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出发地。中央红军长征的酝酿筹划、秘密准备和出发突围阶段，是长征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苏区军民在这个阶段中所表现出来的顾全大局、严守纪律、无私奉献、前赴后继、奋勇向前的精神，同样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