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化西南部的方田乡泗坑村有一座海拔1031米的高峰———田螺髻，山峰因高大而浑圆、路小而曲折，形似田螺髻而得名。这里山峦迭起，森林茂密，纵横数10里只有几条羊肠小道和各山村相连，地势十分险要复杂，形成了无数道天然屏障，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1934年12月—1935年5月)，当在宁化的中央主力红军出发长征之后，田螺髻曾是宁化县苏维埃政府和宁化游击队坚持革命斗争活动的重要场所———宁化县苏维埃政府和宁化游击队指挥部的驻地；这里有着为了革命的胜利而永远长眠在此的革命者不朽的英魂。1934年秋，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错误路线的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不断失利，形势日趋危急。宁化县苏维埃政府保卫局为了做好应变准备，曾多次派工作团深入田螺髻附近的一些村庄，察看地形，调查民情。经多次深入调查，认为这里地形险要宽阔，便于回旋避敌，红色政权持续时间长，群众基础较好，村民居住分散偏僻，国民党统治弱，垄田多，山地多，资源较丰富，供给有保障。因此，当时的县苏政府把田螺髻定为退却转移的基地。

    1934年11月29、30日，即敌五十二师进驻宁化的前两天，县苏政府集中了县直机关干部、少数干部家属连同以县保卫局为主体的地方武装和部分红军近300人，主动撤离了宁化县城，向田螺髻进发，途经官家坊、沙下、古武溪、沙罗坝并与原设在沙罗坝的“闽赣军区医院”警卫连以及部分医务人员，分多路进入田螺髻的深山密林之中开展游击活动。队伍经过短暂休整后，编成了3个连队，连以下分排、班，上设游击队指挥部，由原县苏主席黎盛根、县保卫局长梁国斌等担任指挥，驻扎在田螺髻庵殿大厅。之后，游击队便迅速投入了游击斗争之中。

    1934年底，游击队打着敌军旗号，闯入村头、禾岭下等村的铲共义勇队队部的驻地，以召集铲共义勇队人员开会为名，一举活捉了队长谢良林、张清甲，队员谢良水、张贤发、巫斗子、谢洪院等6人，分别押到廓董寨、狗子嵊处决。这次战斗，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很振奋人心，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斗志。

    1935年春，游击队更是加紧活动，经常出没在田螺髻附近(包括今方田乡的方田、村头、岭下、泗溪，今曹坊乡的宝丰、坪上、邱地、小南坑，今城郊乡的巫高、社背、黎坊、李七坑等)百余个大、小村庄，狠狠打击敌人，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先后处决了陂田的李瑞高、享狗子，泗坑的范考子、施献琪，大畲的池仁立等反动分子，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敌人在方田等地无法建立政权。

    然而，由于敌众我寡，力量悬殊，铲共队组织迅速遍及各个村庄，革命根据地范围日渐缩小，斗争环境日益艰难。县苏政府和县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逐渐中断，原苏维埃政府的各级干部和红军家属惨遭摧残，游击队的活动越来越困难，装备、供给都已成了严重问题。一部分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开了小差，有的甚至做了可耻的叛徒，加上“左”倾路线错误思想在游击队中没有得到及时纠正，错杀了一部分革命同志和基本群众，造成一定程度的人心背离。时至1935年3月，游击队已由300余人减少到100余人。

    是年农历三月中旬的一天，一个战士开小差回禾口，途中被敌侦察人员擒获，在小南坑铲共队队部经不起审讯威胁，出卖了革命。4月25日(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天还未亮，他带着敌民团徐太定部、铲共队张凤标部等百余人前往田螺髻，包围了游击队指挥部。敌人摸掉了我方3个重要哨所，封锁了所有的通山路口，在各个制高点上部署了机枪进行堵杀，将我县苏政府和游击队指挥部置于严密包围之中。等我方发现时，整个驻地已四面受敌，没有了退路，只好硬着头皮仓促应战。霎时敌我双方枪声大作，杀声震地，战斗打得十分残酷激烈。我游击队战士个个英勇顽强，拼死杀敌，坚持奋战了3昼夜，直到弹尽粮绝，壮烈牺牲。这次战斗游击队几乎全军覆没，仅有少数几个人突围。两个夹在战友中装死的伤病员，一个爬到20里外实竹山村和尚坪的一所空房里，一个爬到30里外的黄屋坑邱家祖厅里，分别死在那里无人知晓，待当地群众发现时，已只有忠骨不见肉了。他俩生前用的有五角星标志干粮袋、军帽都还挂在木柱上。目睹此景，不禁催人泪下、悲愤难忍。

    游击队指挥部的领导人黎盛根虽突出重围，只身潜伏至小村庄流孔地的群众家中，但一个月后又遭敌俘，受尽酷刑，宁死不屈。同年秋，在宁化城关新桥头英勇就义。游击战士邱朝坤(又名坤发子)，被敌俘至方田，用剪刀钻子刺得浑身鲜血，惨不忍睹，仍然神态自若，最后在禾口慷慨就义。

    历时半年的宁化县苏政府和宁化游击队在田螺髻的革命活动，终因敌我双方力量悬殊而失败了，但宁化革命先烈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将流芳千古，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永远激励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