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防疫处医生在神乐署为孩子接种疫苗。

　　新冠病毒肆虐，在全民防疫中，我们采取了种种措施，如封城、戴口罩、隔离“疑似病人”等。这些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是抗疫经验的积累。鲜为人知的是，从发明医用口罩到建立中国的防疫体系，都离不开一个人——伍连德博士。在清末的东北鼠疫中，他挽救了数万同胞的性命，并由此构建了中国的防疫体系。

　　“1908年9月末那命中注定的日子，我来到了北京，变黄的秋叶已开始飘落。这座古老而壮丽的京城……因为它象征着力量、权势、尊严与美丽，而令任何向往者流连忘返。”在自述中，伍连德这样回忆着他与北京的初见。那一年，他应直隶总督袁世凯聘请，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

　　伍连德是马来西亚华侨，并非生长于中国，但是根据晚清及民国早期的律法，海外华侨只要父系有中国血统，就能世代拥有中国国籍，这也使他毕生都以中国为自己的祖国。从剑桥拿到医学博士学位后，他便回到故国效力。

　　1911年，年仅31岁的伍连德临危受命，任北满防疫处总医官，前往哈尔滨处理肆虐的鼠疫。在没有医学实验室的情况下，他偷偷解剖尸体，得出了肺鼠疫可以人传人的结论。医护人员欠缺防疫常识和设施，他就发明了便宜、有效的“伍式口罩”。在他的主持下，东北铁路停运，哈尔滨封城，病人隔离，尸体火化，防疫局势一举扭转。四个月后，骇人的肺鼠疫得到有效控制，伍连德之名也声震寰球。

　　同年，在进京觐见摄政王并受嘉奖之后，伍连德在北京东堂子胡同55号（现为4-6号）购置了房屋，将家眷从天津迁到了北京。一位德国建筑师将房子改建成了三层西式小楼，漂亮的后花园则是留法设计师华南圭的杰作。

　　从1911年至1937年，伍连德有近三十年的时光在中国，但东堂子胡同的家，他却很少享用。国内数次暴发烈性传染病，他都冲在一线，还先后主持兴办了现代医疗机构、公共卫生行政单位及科学社团等30余个机构，代表国家与学界出席重大国际学术会议20余次。不过，北京这座城市仍然留下了伍连德许多足迹，至今余荫犹在，旧迹可寻。

　　1913年，伍连德向袁世凯提出加速发展现代医学教育。次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出考察团来华，伍连德全程陪同，历时四个月，访问了十余座城市的17所医学院及97家医院，最终促成基金会出资，在北京创办一所集教学、临床、科研于一体的高标准医学院。

　　1917年，协和医学院奠基，1921年正式建成。伍连德受邀在开办仪式上宣讲其学术论文《论肺鼠疫》。梁启超在回顾晚清到民国50年历史时,感慨地说:“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伍连德字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让他倾注心血最多的，则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化西医院。1915年，北洋政府前财政总长周学熙想在西山一带建疗养院，而伍连德则提议，应在北京的中心城区为老百姓开办一所西医院。为此，他联络社会贤达，募集资金，在获赠历代帝王庙一侧高地的基础上，又购置了其后约1英亩的土地，作为院址。

　　1916年6月，这所新式医院动工，作为荣誉医务总办的伍连德，“每天乘坐私人黄包车，从东城东堂子胡同家中穿过紫禁城，通过两座皇家湖泊上的石桥，拐过乾隆登基前接受早期教育的黄瓦宫殿，途经1644年起义军逼近北京城下使明朝末代皇帝崇祯自缢的煤山。25分钟后，飞快的黄包车便到达了未来的中央医院所在地”。他在一棵老树下休息，或在旁边吃一顿简单的面条午餐，同时监督工程进展。

　　中央医院仅两年就建成开业，各科室设备周全雅致。作为首任院长，这所医院寄托了伍连德“医学昌明，可与列强并驾”的期愿，也让普通中国人可以不用求医于外国医院。如今，这栋建筑仍在为患者服务，现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白塔寺院区）。

　　设置在天坛神乐署内的中央防疫处，更与伍连德所开辟的防疫工作直接相关，他曾任防疫处处长。

　　1937年，抗战爆发，伍连德被迫举家迁回马来西亚，而他的长子伍长庚则留在北京，仍致力于公共卫生事业。在1941年北平霍乱的防疫工作中，伍长庚不幸染病，并在当年11月殉职于东堂子胡同。

　　如今，这座老宅依旧掩映在胡同里的槐影中，我们从此走过，应会在心中记起伍连德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