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女儿不幸夭折

　　陈琮英身材矮小，人很清瘦，幼时缠过足，没有入过学校门。她是湖南长沙东乡胡家坪人，生于1902年1月16日，比任弼时年长两岁。由于两家世代交好，陈琮英自幼就与任家结成娃娃亲，来到湘阴县塘家桥(今属汨罗)任氏新屋，做了任培国(任弼时的学名)的童养媳。任弼时此时在乡间上学读书，二人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1918年，任弼时考入长沙私立明德中学，后又转到长郡公立中学校。这是当时长沙府所辖12个县联合兴办的一所名牌中学。该校的学杂费很贵，曾给任弼时一家带来很大负担，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就在这时，陈琮英在长沙东门外一家小工厂，做了一名织袜女工。她省吃俭用，精打细算，把每月省下的一点儿钱，用以补助任弼时上中学。就这样，任弼时终于读完了中学。1920年夏，任弼时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赴苏俄留学。临别时，陈琮英把两双亲手织成的棉线袜子递给任弼时，含情脉脉地说：“你放心去吧，家里的事有我照料。”

　　1924年8月，任弼时回国后，被党组织派到上海大学教授俄语，同时又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当时有几个追求时尚的知识女性，对留苏归来的共青团负责人产生了爱慕之心。任弼时明确地告诉她们：“我已有未婚妻了，她是个织袜女工。”有人把这件事当成笑话，在上海大学师生间广为传播。虽然离家多年，但任弼时始终没有忘记供他读书的织袜女工陈琮英。

　　1926年春，党组织派人把陈琮英从长沙接到上海，与任弼时正式举行了婚礼。此后，她就在丈夫的引导和培养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陈琮英总感到自己没有念过书，不识几个字，穿着土里土气的，很不适应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生活。每当她跟随西装革履的丈夫行走在繁华的上海街头，就不由得低下头来，生怕看到那一双双陌生而又充满讥笑的眼睛……

　　“把头昂起来!从现在起，你成为一名革命战士了，革命战士哪能低头走路呢!”任弼时总是不断提醒和鼓励他的妻子。

　　1928年秋，任弼时在安徽芜湖、安庆等地巡视时，在南陵县不幸被敌人逮捕。敌人严刑审问后一无所获，就把他当作“共党嫌疑犯”押到安庆。党组织根据他在狱中的化名和口供，决定由陈琮英出面进行营救。陈琮英于是就带着女儿苏民爬上一列拉煤的火车先去长沙。陈琮英在跟任弼时的堂叔以及她的堂兄取得联系后，即请了一名律师，一同赶到安庆。开庭审判时，因“证据不足”，暂时休庭。陈琮英又赶回长沙，让她在长沙经营纬纶纸庄的堂兄暂时回避数日，由她充当纸庄老板。当省高等法院派人前来对质取证时，她按照丈夫的口供，理直气壮地说：“胡少甫(任弼时的化名)是我店的店员，是我叫他去南陵收账的(被捕时身上带有80块大洋)。”对方恐吓她：“你说的是真话吗?”她说：“我是本店的店东，完全可以担保!”不久，省法院以“证据不足，无法立案”为由，经由纬纶纸庄担保释放。可是，他们的女儿苏民，却因为乘坐拉煤的火车受了风寒，发高烧引发肺炎，而不幸夭折了。陈琮英因此悲痛万分。

　　“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革命，为了营救我的性命，我们的孩子献出了她的小小生命。”任弼时深情地安慰妻子，帮助妻子消忧解愁。

　　1931年3月，任弼时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陈琮英当时即将分娩，无法随同前往。任弼时嘱咐妻子说：“孩子生下后，不管是男是女，我们都叫他远志，希望孩子有远大志向!”陈琮英说：“你放心去吧，我会照料自己和孩子。”3月12日，陈琮英生下了女儿任远志。女儿出生刚满100天，由于叛徒告密，她就被敌人抓进监狱。经历过地下斗争的实际磨炼，尤其是任弼时两次被捕入狱及营救经过，陈琮英增长了不少见识和随机应变的灵活性。在狱中，她说自己是乡下妇女，从老家来寻找丈夫的。敌人审问时，她一问三不知，或以土语岔开话题;无法回答时，就暗自在孩子身上拧两下，女儿一哭一闹，又拉屎又撒尿的，弄得敌人很不耐烦，匆忙收场。母女俩在狱中熬了五六个月，后经党组织设法营救，陈琮英才抱着女儿平安出狱。

　　出狱不久，陈琮英就接到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电报，叫她赶快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工作。临行前，她把不满周岁的女儿抱回老家，托付给婆母照管抚养。之后，她才极其秘密地进入闽西革命根据地。1932年3月8日，陈琮英到达中共闽粤赣省委所在地汀州，任弼时恰在这时由瑞金来这里传达苏区中央局的有关文件精神和指导工作，夫妻俩相聚在了一起。陈琮英拿出女儿出狱后的一张照片，递给丈夫看，任弼时乐得连声称赞：“很好，很好!你把孩子送回老家的做法，是为了革命的大家，也兼顾了个人的小家，周恩来同志都在夸你哪!”

　　到达中央苏区以后，陈琮英由邓颖超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任弼时出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陈琮英随同前往湘赣苏区，在省委机要科工作。这时，陈琮英生下个男孩，取名湘赣。孩子不到半岁，因红六军团奉命西征，她不得不忍痛把孩子托给当地老乡收养。后来，湘赣苏区遭到敌人的残酷烧杀，孩子下落不明。

　　1934年夏，陈琮英随同红六军团西征，转战1000多公里，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胜利会师。1935年11月19日，贺龙、任弼时率领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陈琮英随军出发长征时，又有了身孕。

　　第六个孩子出生以后

　　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按照中革军委命令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当时，红四方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由所在地区出发北上。7月3日，任弼时随同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纵队从甘孜等地先行出发，经西倾寺、阿坝等地向包座、班佑前进。红二方面军第二、六军团，则由贺龙等人率领，随红四方面军左纵队跟进。任弼时随同左纵队行动，原是朱德的英明决定，就是“要任弼时同志随总司令部行动”，以加强红军总部制约张国焘的力量，确保红二、四两个方面军共同顺利北上。任弼时随同总部行进了两个月之久，于行进途中分别与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傅钟等领导人进行交谈，一路上显得特别繁忙。他在8月9日写给王震等人并转贺龙、关向应、萧克、甘泗淇等人的信中说：“我这次随朱、张等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

　　北上途中，陈琮英也随同红军总部行军，常跟朱德夫人康克清吃住在一起。在此期间，她跟总部卫生所的几名女护士，全都相识并混熟了。护士林月琴、周起义两人，都是来自大别山的女红军。林月琴曾在红四方面军供给部妇女工兵营当过营长。周起义原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当过看护长，还在金川省军区女子警卫连当过指导员。红军总部成立卫生所时，傅连暲就将她们要来当护士。这个卫生所，除所长傅连暲和两名医生外，还有六七个女护士和两个挑夫，成员总共不过一个班。因为身怀有孕，每天行军、宿营时，陈琮英大都跟卫生所里的人在一起，大家同吃苦共欢乐，亲密无比。那会儿，陈琮英挺着个大肚子，走路慢慢吞吞的，眼看就要分娩的样子，林月琴、周起义都不由跟她开玩笑说：

　　“陈大姐，你赶快生呀，孩子早生下来，我们也好帮你照看!”

　　陈琮英说：“我才不在半路上生呢!坚持个把月，到了陕北以后……”

　　“琮英同志，这种事可不能按照你个人的想法和意愿，还是随时随地做好准备哟!”朱德也在一旁忍不住笑着说。

　　7月中旬，红军总部抵达川西北高原的阿坝，就近筹集粮食和牛羊肉，准备第三次穿越草地。有一天，傅连暲急急忙忙地找到周起义，迫不及待地说：

　　“小周，赶快收拾好药包，有紧急任务!”

　　“哪个首长病了?”周起义不禁问道。

　　“任胡子(任弼时)的老婆出事了，听说是从楼梯上跌了下来……”

　　傅连暲领着周起义急忙赶到现场。原来，朱德、康克清夫妇和任弼时、陈琮英夫妇，当时同住一所藏民院落。土木结构的两层平顶楼房，楼上几间房子宽敞舒适，光线充足，通风也好，正是夏日居住之所;楼下则是冬季居住的地窝子，与牲口棚圈紧挨在一起，蚊蝇也多。一根长长的独木梯子，就是唯一上下的交通工具。陈琮英因在行军路上蹚了几道河，受了点风寒，身子感到十分疲倦，当她扶着独木梯子上楼时，刚上了几个台阶，一脚没踩稳，就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刹那间，陈琮英感觉腹部阵痛起来，想站都站不起来了。她再也无法攀梯子上楼去住，就被扶到楼下的土屋里面等待分娩。幸好傅连暲及时赶到，几乎没费多大周折，孩子就平平安安降生了，又是个女儿，任弼时就为她取名远征。

　　一个红军后代诞生了，大家都十分高兴。可是，陈琮英却愁眉不展，她一点儿奶水都没有，孩子饿得哇哇直哭。事到如此，总该想点办法为孩子下奶呀!

　　说来也巧，正在陈琮英发愁时，朱德把一盆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鱼汤，亲自端进了她的房间。任弼时惊奇地问：“老总，哪里来的鱼?”朱老总回答说：“有山就有水，有水就有鱼，是我在河边钓的!”陈琮英很受感动，满怀深情地说：“总司令，我谢谢您了!”

　　“谢啥子嘛!关键时刻，我不上阵不成，不钓鱼也不成!”朱德笑呵呵地说。

　　任弼时在朱德的启发下，把缝衣针改做成鱼钩，也跑到河边去钓鱼，头一回就钓了七八条小鱼。陈琮英很过意不去地说：“弼时，你们工作又忙又累，别为我费心了，干脆我喝鱼汤，你吃鱼肉吧!”任弼时却说：“我又不会下奶，吃了鱼肉管什么用?”夫妻双方会心地笑了起来。

　　红军总部炊事班把他们抓到的一只呱啦鸡，也给陈琮英送来补养身体。卫生所的几个女护士，把她们在甘孜挖出晒干的蕨蔴，和刚刚灌浆的鲜嫩青稞粒儿煮在一起，每天准时端给陈琮英吃。

　　孩子出生后，就面临着穿越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

　　长征过来人的回顾与感慨

　　陈琮英是第一回过草地，而对总部卫生所的成员来说，已是第三次穿越茫茫数百里的水草地。

　　这次过草地，他们虽在阿坝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比以往两次所走的路程都远，时间长且困难多，所带的干粮和牛羊肉都不够沿途食用，只好再次以野菜、草根以至牛羊皮来充饥。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跋涉，他们终于走出茫茫草地，于8月初到达包座地区，取得第二次北上的决定性胜利。

　　1986年，周起义口述了过草地的一段亲身经历，她在《“金莲”万里行》中这样叙述说：

　　“傅连暲医生严肃地叮咛我：‘小周，护理任务就交给你了。这是长征路上诞生的革命后代，你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保证她们的安全!’后来，又派来汪荣华同志，我们接受了这项任务。由于生活条件太差，陈琮英产后身体虚弱，整天躺在担架上。婴儿因为缺乏营养，也瘦得皮包骨。我和汪荣华两人竭尽全力护理，忙着洗刷，送汤喂饭，让母女二人平平安安。

　　“进入草地十多天后，粮食几乎已经吃完。有些人吃野菜中毒，浑身浮肿，危及生命。每天遭受雨雪、冰雹的侵袭，同志们身体极端虚弱，难以支持。有时走着走着，身子往下一栽，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一天，给陈琮英抬担架的一个同志昏倒在地，我见他脸色苍白，嘴唇铁青，知道是饿昏了。我赶紧摸了摸自己的干粮袋子，里面也干瘪瘪的，没啥东西。我把它翻了过来，真是喜出望外，袋角里还残存着一小把青稞炒面。就这么一点儿，说不定能救活同志的生命啊!我把炒面用水一拌，捏成个细条条，塞到那个同志嘴里。不一会儿，他果然醒过来了，抿着嘴里的面条条，小声地说：‘小周，你也两天没吃东西了。’他把一个面条条推给我，我又递给他，推让了好几个来回。我实在忍不住地说：‘你不吃点五谷，怎么抬担架?担架没人抬，红军的后代还要不要!’他才含着泪水吃了下去。

　　“就这样，经过整整20天时间，我们才走出草地。过了草地，遇到第一个藏民村子休息时，我抱着被泥水浸泡了半个多月而从未脱过鞋袜的一双小脚，情不自禁地说：‘现在，你也该解放解放了!’因为两脚全都肿了，我左脱右脱，怎么都脱不下鞋来。在几个女伴的帮助下，一双羊毛线打成的鞋子总算脱下来了，包脚的布片也解开了，可那两只又肿又胀的小脚，全都泡得像马蜂窝似的惨不忍睹……”

　　陈琮英长征中穿越草地时，大都是在担架上、马背上被抬过来颠过去的。尚未满月的孩子也是在周起义等人轮流背着的篓子或轮流挑着的筐子里面，一路上颠来颠去，摇动不止。任弼时偶尔也将孩子抱或背上一程，以“尽到做父亲的责任”。8月间，红军到达岷州时，孩子方才满月。陈琮英和她的女儿能够走出茫茫水草地，越过天险腊子口，顺利抵达陇南、陇东以至陕北，可以说是各路红军长征队伍中的一个奇迹!

　　与之可作对照的是，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中，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邓发的妻子陈慧清、曾日三的妻子吴仲廉、何克全(凯丰)的妻子廖似光、周子昆的妻子曾玉等人，都在长征路上生过孩子，可她们的孩子又在哪里呢?

　　1986年4月17日下午，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原红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连长侯政时，两人就曾谈到“特殊连队”(董必武在长征中对干部休养连的称呼)这一话题。邓颖超讲起她在长征中的亲身经历，深有感慨地说：“是呀，长征过来不容易呀!我们都是幸存者。你这个连长也不好当，担子很重啊!……”当侯政讲到休养连有五个女红军在长征中生孩子的事，邓颖超很有兴趣地听着，并不时作补充。侯政不禁又叫苦地说：“哎呀，现在几个大姐见了我，就问孩子在哪个地方生的，她们要去找，到哪儿去找呀，一个也没有找到。”

　　邓颖超紧接着说：“那怎么找呀?我记得贺子珍、陈慧清同志生的都是女孩，我给她们取名‘双凤’，为的是以后好找。那么长时间了，也不好找了。”

　　贺子珍、陈慧清等人的五个孩子，当时不是托给老乡收养就是遗弃在降生之处，没有一个被抱出雪山草地。及至后来，那五个孩子不是夭折就是失踪。多么令人痛惜的五个花朵啊，全都凋落在长征途中……

　　陈琮英及其女儿，虽不能说是长征中的“一绝”，也是一幅十分亮丽的长征风情画，令人感叹的独特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