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长征中的红一、四方面军会师。7月，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9月，张国焘执意率部南下，10月，公然宣布另立“中央”。毛泽东巧妙应对，率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却因密码留在张国焘手上，导致中共中央与红二、六军团失去联系。

　　半年后，在湘鄂川黔苏区的红二、六军团领导人贺龙和任弼时接到中共中央的明码电报。为了核实电报的真实性，贺龙和任弼时用密码复核。结果，复核电报落到了张国焘手上。这样一封阴错阳差的密电，使红二、六军团找到了长征的方向感，成了红军长征的最后一支队伍，加快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进程。而接收这封电报的人就是龙振彪，他见证了这段历史的全过程。

　　龙振彪走进红色电波世界的那段故事

　　龙振彪，1914年2月6日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石桥乡梅田村，1932年10月参加红军。1933年5月，他被选调到湘赣军区开办的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

　　对走进无线电训练班的情形，龙振彪回忆说：“眼前的一切使我惊异，感到神奇、新鲜和陌生。我见到了‘霍姆莱特(一种借助人的臂力提拉而发动的汽油发电机)’。它嘟嘟地吼叫着，冒出黑灰的烟尘，空气里有一股汽油的燃烧味。离它不远(的地方)是几只黑色的电瓶。我见到了现在看来已十分简陋的‘哈特莱’电路的发报机和3个电子管的再生式线路收报机。但在那时这一切却是新技术，维系部队和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远远胜于骑兵通信和地下交通员的长途跋涉。我就是在那时听到了电波传来的讯号声，听到了不知哪个城市的广播声音的。”

　　龙振彪还说：“那时候中央巡视员冯文彬(他在中央军委时担任过无线电队政委)非常重视无线电通信工作。他亲自选送优秀干部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在我们之前已举办过一期训练班，有8位同志学习。我们第二期同学有旷泉吉、肖荣昌等7人。一只蜂鸣器，一只手键，这就是我们的教具。它只能发出低频振荡器的模拟声。全部课程，收发电码、通报用英语会话、电学基础知识，都是王永浚教的。那时电码收发是我们的主课。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天王永浚都坐在一张简陋的课桌后面，教我们这些几乎半文盲的青少年收发报。”

　　4个月后，龙振彪从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结业，被分配到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当报务员。此时，红军正在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地区，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红六军团代军团长兼第十七师师长萧克已率第十七师到九江一带活动。龙振彪从训练班回到红六军团做的第一件事，是与红六军团电台监护排和运输排的战友一起，挑着机器，抬着发电机和电瓶从永新向埠前方向转移。永新县城被国民党军占领后，龙振彪的主要任务是去找红十七师部队。这时，他获悉，萧克率红十七师打回永新县东乡一带。于是，龙振彪到东乡找了几天，最后在高头桥找到了红十七师部队。从此，龙振彪与“霍姆莱特”和“哈特莱”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主力和物力消耗巨大，根据地日益缩小，在内线粉碎国民党军“围剿”面临巨大困难。7月，中共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根据中革军委命令，成立了以任弼时为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指挥红六军团辖第十七师、第十八师和红军学校西征，拉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

　　7月19日下午，龙振彪随红十七师从药子山经水里、白露向梅田村结集。龙振彪回忆说：“7月23日下午，我军(红六军团)从牛田出发，经遂川突破敌人包围圈后又连续冲破四道封锁线，转战千里，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于8月11日进至湖南的桂东，随之占领沙田。23日由沙田急行军，一天走了70公里，准备抢渡湘江。因敌人先期占领了渡口，后面敌人又追上来，于24日3时我军进入湖南著名的阳明山。当晚7时，全军在半山腰的一座大庙附近露营。”

　　露营时，萧克说：“电台立即架设天线，与中央联络。”

　　龙振彪和电台的战友们一起，立即在大庙里架设天线，很快便与中央联络上了。萧克从电台里获悉，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陈洪时已叛变，地方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再回苏区已不可能，萧克等人决定直插湖南永兴。

　　8月25日下午，红六军团在湘江上游架桥抢渡，进入广西境内。但因国民党军前堵后追，红六军团被迫返回湖南道县。湖南境内的国民党军群起而攻之，红六军团被迫又从道县进至广西全县。此时，被国民党军死死咬住的红六军团进退两难，不得已于10月2日进入贵州黄平、石阡、印江一带。这里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驻地已经很近了。

　　10月下旬，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在贵州印江木黄会师。龙振彪回忆说：“为首的一个翻身下马，他身材魁梧高大，浓眉大眼，蓄着两撇八字胡，头戴礼帽，手握烟斗，正是我们想象中的贺龙。他后面是面孔清癯的关向应，人也比较消瘦。至于夏曦，已经记不得他当时什么样子了。”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成立了两个军团的总指挥部。总指挥部决定把两个军团仅有的一部半电台放在总指挥部，5瓦的小电台对中共中央联络，另外半部作侦听使用。贺龙对龙振彪等人说：“我们在洪湖苏区时，有一部电台，是中共中央从上海派来的。1932年离开洪湖苏区时，因环境恶劣，把它埋在江边了，致使与中央失掉联系，什么也不了解，不知道你们在哪里，也不知道中央红军怎么样。没有电台吃了亏啊!所以跑到山沟里来了。现在有了电台，能与中央联络，还怕什么呢?我宁愿损失一个团，也不能损失一部电台。”

　　为了吸引湘鄂川边境的国民党军，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顺利实现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1934年11月7日，红二军团第六师乘虚袭占湘西北永顺县城。湖南军阀陈渠珍立即纠集湖南的周燮卿、龚仁杰两个旅和贵州的杨其昌、皮德培两个师，尾随红二、六军团，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之际，一举吃掉红二、六军团。龙振彪等人从电台里侦听到国民党军的这一企图后，红二、六军团领导决定诱敌深入，放弃永顺城，攻打龙家寨。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红军首战告捷，俘敌2000多人，活捉了龚仁杰旅的参谋长。周燮卿、皮德培、杨其昌等人仓皇逃脱。

　　早在战斗打响前，龙振彪和战友们通过侦听，知道周燮卿旅有部电台，可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时却没有找到。龙振彪说：“电台是通信联络工具，是首长指挥作战的耳目。如今我们(红二、六军团)只有一部半电台，必须找到这部电台。”龙振彪分析认为，周燮卿仓皇逃走，不可能把电台带走。大家想法在俘虏中查问电台下落。

　　在龙家寨的俘虏队伍中，龙振彪仔细盘问俘虏。突然，龙振彪眼睛一亮，看到一名俘虏身上背着一个长约40厘米，宽约20厘米的东西。龙振彪立刻问：“老表，你这洋玩意儿是从哪弄来的?”龙振彪心里清楚，这是一只供电台使用的大电池。那个俘虏兵用不满的眼光看了看龙振彪，小心地将大电池往身后挪了挪，不作答。

　　龙振彪看出了那个俘虏兵的心思，说：“这不是什么宝贝，是电台用过的旧电池!”

　　那个俘虏兵起初认为龙振彪不识货，如今被龙振彪一语点破，便非常胆怯地告诉龙振彪，俘虏中有一个旅部的电台队杨队长。龙振彪让俘虏兵指认哪个是杨队长，俘虏兵不肯指认。经过做工作，俘虏兵站在离杨队长很远的地方说：“站在那行中间，低着头，脸色白白的，就是杨队长。”

　　龙振彪来到杨队长跟前，大喝一声：“杨队长!”那人当即打了一个寒战，猛地抬起头，面色苍白，两手颤抖。龙振彪一看，就蹲下来和气地对他说：“走，咱们出去谈谈。”

　　杨队长战战兢兢地跟着龙振彪走了出来。龙振彪向他讲了红军对待俘虏的政策，慢慢地消除他的思想顾虑。最后，杨队长才承认自己叫杨继昌，是周燮卿旅部电台队长，电台在龙家寨后山上，有一个班守护着。

　　龙振彪和电台监护排研究了战斗方案，带上队伍，叫杨继昌领路来到龙家寨后山。电台藏在一个小山洞里。龙振彪让杨继昌喊话。结果，守护电台的国民党军一个班钻出山洞，红军很顺利地将电台缴获了。

　　有了这部电台后，红二、六军团结束了一部半电台的历史。后来，又缴获了几部电台，红二、六军团拥有了5部电台。这样一来，电台技术人员显得非常缺乏。于是，红二、六军团领导决定在战斗空隙开办第三期无线电训练班，由俘虏过来的杨继昌担任主教员，龙振彪兼任报务教员。这一期训练班从1934年12月开学到1935年4月结业，培养了江天生、贺家泰等7位无线电技术骨干。

　　1935年4月，第三期无线电训练班结束后，龙振彪被调回到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电台当报务员。

　　龙振彪和那封“明电”的故事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6月28日，根据会议精神作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6月29日，张国焘被增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

　　6月30日，张国焘提出与中共中央决定完全相反的南下川康边的主张。9月9日，张国焘发出密令，要求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南下，与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分道扬镳。后来，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的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宣布另立“中央”，自封“临时中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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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9日晚，毛泽东巧妙应对，率红一方面军的红一、三军团，军委纵队一部，红军大学等迅速转移，脱离险境，继续北上，突破腊子口，翻过六盘山，于10月中旬到达陕甘边苏区的吴起镇(今吴起县)。

　　与此同时，远在湘鄂川黔苏区的红二、六军团，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原因是红一方面军走得仓促，把电台密码留在了张国焘那里。龙振彪回忆说：“在军事情况最严重的关头，我们二、六军团同中央的电波联络突然中断了。6月22日，我们长时间守听和呼叫中央台都没有听到对方(回音)，以后几天也如此，接着是频繁的战斗和行军。对方大概由于正在处理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棘手问题和通过草地等原因，也未和我们联络上。军团首长要电台特别注意与中央台的联络。我们每个报务员都非常小心和仔细地按时呼叫与守听。中央台直到9月29日夜间才叫通了。”

　　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时，蒋介石调集兵力，对湘鄂川黔苏区发动了新一轮“围剿”，企图把红二、六军团消灭在龙山、永顺、桑植地区。

　　在这关键时刻，贺龙、任弼时突然收到周恩来从吴起镇用明码发来的电报，询问红二、六军团的情况。接收这份电报的正是龙振彪。他后来回忆了接收明码电报的全过程：“我正与总部电台通报，对方发来一份600字的长电，我收到400字时，对方要求等10分钟。等到8分钟时，忽然有一部电台，用我与总部电台通报的波长呼叫我台。它的信号发粗，手法也不同。我发生了怀疑，双方沟通后，我问对方：你是何台?请从400字继续发。他的回答使我大吃一惊，他径直说：我是总队长王诤，奉命与你台联络，请阎队长上机，有重要事要谈。我听后要他稍等，立即把阎知非叫来。他上机后，双方用英语和明码通话。王诤说：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已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联络结束后，阎知非立即将这个情况向贺龙、任弼时等作了汇报。”

　　红二、六军团与中共中央的通信早在6月份已经中断，这时接到中共中央来电，贺龙和任弼时都喜出望外。但他俩对周恩来发明码电报感到困惑，担心这是敌人耍的花招。为慎重起见，当晚，贺龙和任弼时联名用密码电报致电周恩来：“久失联络，请于来电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

　　周恩来用明码发电，原因是中共中央与红二、六军团的联络密码留在了张国焘那里。如此一来，贺龙、任弼时发给周恩来的密码电报，又落到了张国焘手上。张国焘接到电报后，喜不自禁，第二天即回电：“29日来电收到。你们省委弼时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委员。一、四方面军6月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

　　张国焘的回电，让红二、六军团有了突围的方向感。贺龙和任弼时接到从张国焘那里发来的密码回电后，于11月4日在桑植县刘家坪龙堰峪召开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会议，决定以红十八师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牵制敌人;主力采取逐步转移的方法，首先向南突破敌人的沅水、澧水两道封锁线，进入湘中，然后向湘黔边转移，争取在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石阡、镇远和黄平地区创建新苏区。这个决定，其实就是红二、六军团向红四方面军靠拢的决定。

　　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主力1.7万余人由湖南桑植县刘家坪等地出发，突破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开始长征。

　　龙振彪在长征路上的故事

　　龙振彪回忆说：“部队从龙里出发，一上公路就朝着贵阳方向前进。走到离贵阳城很近的地方，突然改变了行军方向，袭取修文。因部队急行军，走得很快，电台掉队了。我们不知道部队改变了行军方向，仍然沿着到贵阳的公路走，当看到贵阳城时，却看不见部队，我们这才发觉我们电台走错了路，赶紧退回来寻找部队。”

　　红二、六军团占领修文后，发现电台没有跟上，任弼时立即派侦察员到处寻找。当天深夜，龙振彪和电台战友与侦察员在一个村子里相遇。龙振彪回忆说：“部队本来是要(次日)早晨出发，因电台没有到，就在城外集合等电台。12点多，我们才到修文。首长看见电台到了，非常高兴，叫我们吃完饭后与部队一起出发。”

　　部队从修文出发时，龙振彪被派往红六军团第十七师担任电台特派员。1936年4月29日，红六军团顺利渡过金沙江，30日越过雪山到中甸。行军中，龙振彪带着电台随十七师走在队伍最后面，担负掩护全军渡江任务。到达定乡时，红二、六军团的电台人员进行了调整，彭富九和张有年对调位置。张有年从红二军团到红六军团电台担任队长，龙振彪担任红六军团的报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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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3日，红六军团在理化以南的甲洼寺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会合，红三十二军电台队长闻述尧和报务员黄萍热烈欢迎张有年和龙振彪。7月2日，红二、六军团先后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毛泽东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命令红二、六军团和随红四方面军南下的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下辖第二、六军团和第三十二军。龙振彪被任命为红六军团电台队长。

　　9月中旬，国民党军向红二方面军占领的甘肃徽县疯狂进攻。为了阻止国民党军的进攻，部队准备进至徽县的郭家镇。经过一夜行军，次日上午9点到达目的地。王震命令在郭家镇架设电台，部队集结在镇西空地处待命。

　　突然，枪声四起。原来国民党军早已埋伏在郭家镇的四周山上，看到镇里架起天线，便发起了攻击。报务员严成钦、江天生抱起收报机和零件箱，跟着龙振彪冲出房屋。外面子弹如雨点般向小院袭来，警卫班的战士们在前面往外冲。“不好，敌人已包围了我们院子!”一个战士用沙哑的嗓音大声喊道，“龙队长，怎么办?”

　　龙振彪抱着电台伏在一堵矮墙下，已听不出谁在问。他慢慢抬起头，透过子弹在墙头击起的尘土，看到外面已有二十几个敌人堵住了去路，就转身大喊一声：“拼命也要突围出去!”

　　喊完，龙振彪举枪向敌群扫了一个连射。警卫班和电台的指战员集中火力把国民党军的火力压了下去。这时王震派来的接应部队也冲进了村子。

　　郭家镇四处都是国民党军。龙振彪边打边喊：“我们一定要冲出去，保住电台。”警卫班的战士顽强地与国民党军搏斗，两名战士倒下了。当他们跑到镇边的河滩上时，龙振彪一眼就看到了王震在一棵大树下，指挥接应他们。龙振彪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王震面前：“报告政委，电台冲出来了!”王震高兴地拍了拍龙振彪抱的电台，说：“好!快向北面山沟里撤，我掩护你们。”

　　事后，龙振彪回忆说：“刚走到河滩，王震又亲自掩护我们进入山沟，避开了敌人的火力。由于走时慌忙，乘骡也未顾上牵。我们到了宿营地后，晚上联络时，发现手键和一些备份零件丢了。”

　　手键是报务员的武器，没有手键怎么发报?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一份100多字的给红二方面军总部的电报急着要发。龙振彪突然眼睛一亮，他找来一根稍粗一点的铜丝，把它截成两段，用截出的两个尖端，当作电键的两个接点，通过控制接触时间的长短，来碰出电码符号的“点与画”。他接到机器上一试验，虽然不如手键发出的那样流利正规，但也“点画”清楚。这份100多字的急电很快发给了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

　　部队继续北上，在成县至天水之间的公路上，遇到国民党军一个连带一部电台到天水换防。结果，国民党军这个连队被歼灭，电台被缴获。龙振彪说：“这是我们(长征中)缴获的最后一部电台，院宗绍和杨迪哲同志成了我军的报务人员。(10月)10日，部队渡过渭水。22日，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长征结束后，红六军团给龙振彪记了二等功一次。

　　龙振彪一生生活在红色电波中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主力被改编为八路军。1937年9月，龙振彪被任命为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旅部电台队长。1938年4月，龙振彪升任一二○师师部电台队长。

　　1940年冬，日军对晋西北根据地发动了冬季大“扫荡”。1941年1月，八路军一二○师司令部由山西兴县蔡家崖转移到小善畔东南山上的一个村子宿营。

　　一天，一二○师司令部忽然接到报告：日军从南面进村了!司令部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因为当时司令部只有一个警卫连，日军近在咫尺，情况非常危急。司令员贺龙、政委关向应都掏出手枪，准备与日军战斗。贺龙举着手枪指挥所有人员往村北撤退。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带着警卫连阻击日军。他一边组织部队一边喊：“同志们，情况十分危险，无论如何也要顶住，掩护首长和电台撤出去。”

　　警卫连此时已经和日军交上了火，子弹雨点般地飞过来，战士们不顾一切，死死地顶住日军的进攻。

　　司令部直属队顺着一个陡峭的山坡往北撤。滔滔黄河水挡住了去路，日军慢慢地从三面向前逼近。

　　贺龙和关向应在一个小土房子里一边看地图，一边喊道：“快去把龙振彪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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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振彪到了小土房子里后，贺龙严肃地说：“我们现在已经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他又强调一句：“情况非常紧张!”接着说：“一旅在临县方向，离我们最近，要立即给他们发电报，命令他们火速在南面策应我们!”

　　贺龙所说的一旅是晋西北军区的独立第一旅。龙振彪受领任务后，飞速往外跑。贺龙又追上一步喊道：“你要亲自上机!必须把电报发出去。”

　　龙振彪飞快地跑回驻地，立刻组织架设天线，迅速开机联络，很快与晋西北军区独立第一旅联系上了。但是对方信号很弱，手法也不清楚，日军的炮火干扰又十分厉害。龙振彪凭着多年的通信联络经验，咬紧牙关，认真辨别每一个电码符号，自己放慢一点发报速度，争取让对方最大限度地无误抄收。他很快把这份紧急电报发了过去。

　　电报发出后，独立第一旅很快从南面策应过来，日军仓皇应战。一二○师司令部机关人员从北面顺利突围。

　　日军的大“扫荡”被粉碎了，一二○师师部继续进驻兴县蔡家崖。前面的部队和领导都已经进村宿营了，而贺龙带着几个警卫员坐在村外的山坡上，一边握着他的大烟锅抽烟，一边等着走在后面的电台指战员。当贺龙看到龙振彪时，就站起来喊：“龙振彪，你把电台的同志们集合起来，我要讲话。”

　　贺龙说：“这次粉碎敌人大‘扫荡’，你们任务完成得很好，很出色，我感谢大家啦!”说完，贺龙与电台的指战员们一一握手致谢。

　　抗日战争期间，龙振彪先后参加了忻口、晋西北七城战役，齐会、陈庄等战斗，屡立战功。1944年4月，龙振彪调延安抗大学习。1946年1月至1949年6月，龙振彪先后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三科科长、西北军区通信联络处处长、西安军事管制委员会兼西北电信处处长，参加了晋北、保卫延安和解放西安等战役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龙振彪任东北军区通信处副处长。1952年2月，龙振彪进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毕业后于1955年4月任沈阳通信学校校长。1955年11月，龙振彪任高级通信学校校长。1961年1月，龙振彪任通信学院院长。1961年8月，龙振彪被授予少将军衔。1963年12月，龙振彪调任通信兵部副主任。1975年3月，龙振彪任总参谋部通信部副主任。1981年1月，龙振彪任总参谋部通信部顾问。2000年9月27日，龙振彪在北京因病医治无效逝世。

　　龙振彪一生生活在红色电波里，贺龙曾评价他：“政治责任感强，电信技术过硬，完成任务突出，是红军队伍培养出来的通信专家。”